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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实验”给了后来者以鼓励和信心，更多人针对环境对记忆的影响进行了各种各样堪称“乱拳式”的探索。这类研究使用的学习材料几乎都是单词表，或是单词对照表，考核方式基本上都是自由回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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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先用蓝灰色卡纸学习了一组无意义音节，在随后的考核中，用同样的蓝灰色卡纸接受考试的人，与用其他颜色比如红色卡纸接受考试的人相比，能记起来的音节数量平均多出20%。在另一次实验中，一组学生的监考老师是最初安排他们学习的老师，另一组学生的监考老师则是常规监考人员，结果，前者的成绩比后者高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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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心理学家，名叫史蒂文·史密斯（Steven M. Smith），他在这一领域主导过最有意思的一系列实验，值得我们选一例来仔细看看，以了解科学家们是怎么定义并度量所谓环境背景的提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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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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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在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史密斯招募了54名心理学专业的新生，让他们学习一份有40个词汇的单词表。这54名学生被分成3个小组，一组在安静的教室里学习，一组在一段爵士音乐中学习，音乐选自米尔特·杰克逊的《人们使世界转动》，还有一组在古典音乐中学习，音乐为莫扎特的《C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在学生们进入指定教室学习之前，音乐已经开始播放，因此这些学生并不知道音乐背景也是这次实验研究的一个相关部分。参与者们在教室里花了10分钟时间努力记忆，然后全部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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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后，这些学生被召请回来，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接受了记忆考核，看他们之前学过的单词还能记起来多少。这一次，史密斯给他们不少人换了背景音乐。准确地说，他把原来的每一组人又细分成了3组，当初在爵士乐教室学习的学生，有一部分仍然在原先的爵士乐教室里考试，而其他人则有的去了莫扎特教室考试，有的去了安静的教室考试。与此相对应，那些当初在莫扎特教室以及安静教室学习的学生，也都被分作了3组，要么回到相同环境参加考试，要么去到另外两间不同的教室接受考试。其他的，则都没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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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不同，除了他们的考试成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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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发现，那些在爵士乐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能记得的单词数量平均为21个，比那些同样在爵士乐教室学习、却去了另外两个教室考试的学生平均成绩要高出一倍。同样，那些在莫扎特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能记得的单词数量也是其他当时在莫扎特教室学习、却去了另外两个教室参加考试的学生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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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了：那些在相同条件下学习并参加考试的学生中，在安静教室学习并考试的那一组成绩最差。这组学生能记得的单词数量平均只有在爵士乐及莫扎特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的一半，11个比21个。这非常奇怪，而且让人不得不想到一个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安静”有没有可能会阻塞记忆？不过答案是“否”，不然，那些在爵士乐教室学习、后来到安静教室考试的学生，成绩应该比去莫扎特教室考试的学生更差才对，可并非如此。同样，在莫扎特教室学习、后来去安静教室考试的学生，成绩也并不比去爵士乐教室考试的学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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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只看高分那一部分的话，倒是能与“还原”理论相吻合：背景音乐能通过潜意识的渠道自己跑进记忆网里去藏起来，一旦遇到相同的音乐，提示作用便会带动更多的单词浮出脑海。可是，在安静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所得出的低分成绩，却非常难解释得通了。史密斯认为，这也许是因为缺乏任何能起到提示作用的信息来诱发“还原”效果。“学生们没法把不存在的声音编入记忆编码，正如他们没法把任何其他未曾出现的提示编入记忆编码一样，比如没有拧疼自己，也没有好吃的点心。”他写道。因此，这次实验证明，与有音乐背景的学习环境相比，安静的学习环境显然过于苍白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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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史密斯及其他人的实验本身并没能告诉我们该怎样学习。我们没办法在考试的时候弄出自己的音乐提示，当然也没办法重新布置考场，配备上与我们当初的学习环境相同的家具、墙纸乃至氛围。就算我们真能那么做，也弄不清楚哪些提示是重要的、到底有多重要。即便如此，这些实验也仍然为后人研究到底该怎样学习建立起了两个相当有价值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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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就是，过去我们关于该如何学习的想当然的说法恐怕是错误的，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与其相反，学习时周围若能有点什么，比如响着音乐，要比什么都没有更好，因而，对安静学习场所的推崇便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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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说的是，学习时，我们吸纳到脑海里的东西与我们能意识到的那部分相比，要多很多，其中一部分还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只不过，音乐、光线、周围的色彩等这些科学家所指的背景提示效果，都是些抓不住、摸不着的东西，未免让人烦恼。那些东西往往都在潜意识里，根本就无影无踪。好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还能有机会看到这类提示所起的作用。请回想一个场景，一个你能清晰地记得在哪里、在何时学到了什么的场景。我这里说的并不是你听到自己入选高中明星队的情景，也不是你被授予舞会皇后时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一个学术上、资料上、语义记忆上的场景，比如，是谁暗杀了斐迪南大公，或者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死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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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说自己的一个例子吧，那是发生在1982年的一件事。有天深夜，我在大学的教学大楼里复习功课。在那个年代，那栋大楼通宵开放，你可以随便走进某间教室并将其据为己有，摊开你的东西，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没有同学会拿着啤酒冲进来，也没有其他诱惑。我常去那里复习，有时整栋大楼里除我之外，就只有一个在大厅里来回晃悠的老头儿，衣冠不整，人却友善，那是位退了休的物理老师。偶尔，他会晃悠进我复习的那间教室，跟我说上几句话，比如问我：“你知不知道手表里为何要用石英石？”我说不知道，于是他就给我讲解一通。他是个正统的人，学识渊博。那天夜里，他又晃悠了进来，问我知不知道怎么用几何图形推导勾股定理。我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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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股定理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说的是直角三角形中，两条短边的平方加起来等于长边的平方。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一个公式：a2＋b2＝c2，至于我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学到的，却完全没有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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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天晚上，我却学到了一个简单而又漂亮的推导方法，而且至今我仍能“看见”那老头儿的穿着，蓝色的宽松裤，都提到胸口了，也能“听见”他的声音，尽管咕咕哝哝很难听清，更能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什么位置画下了如图3—1的图形——黑板的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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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勾股定理的几何推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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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演算是这么做的：先计算出长边c的平方，然后在等式的另一边加总大正方形里所有小图形的面积：4个三角形的面积＝1/2 b×a×4，加上中间小四方形的面积＝（a—b）2。你来试试看，简化等式的右边，看看能得出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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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每当我独自坐在某间灯光昏黄的教室或是会议室里时，比如开会前我第一个到了，就总会回想起这个推导过程。房间里的提示把那天夜里的情景带了回来，也把那次演算带了回来，尽管画好那些三角形需要花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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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能看见、能意识到，那这种背景就成了提示。我能回忆起推导过程也是因为这过程本身就是那段往事的一个片段，已经成为我“自传体记忆”的一部分。科学告诉我们，学习时，潜意识也有一定的价值，至少对于新吸纳的记忆会颇有帮助。不过，记忆倒也并非每次都能借助于潜意识，比如，当我们沉浸于分析某个问题的时候，周围的事情便可忽略不计了，而且也并非事事都能变作潜意识，只是有时会有这样的效果而已。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为了学习，我们当然要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优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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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记得那天夜里的其他一些事情。一般来说，那个教物理的怪老头儿过来找我的时候，我是不会有多少耐心的。毕竟还有功课要做呢，我才不稀罕他来给我上一堂有关石英石特性的课。可是那天夜里，我已经基本完成了该复习的功课，倒是有心情放开来聊聊天。因此，我开开心心地坐在那里听他讲，甚至有耐心听他絮叨：“如今那些物理系的学生，已经学不到这样的东西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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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心境，也是我学习时“环境背景”的一部分，对不对？肯定是的，我都记得呢，否则我才不会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听他讲解。如果心理学家关于所见所闻皆有助于记忆“还原”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他们也应该告诉我们，内在的心境状态同样能起到“还原”作用，包括嫉妒、焦虑、躁怒、自信等所有这些当时从我们的脑海中飞驰而过的各种情绪，都应该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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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它们是怎么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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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习 [:1704723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