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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承认这些摘录是精心挑出来的，可是这么故意去挑拣也有我的道理：因为这两位作家把自己的体验描述得太清楚了。纵然人们有成千上万的不同创作，但没有谁的回顾能比他们的描述更加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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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学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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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勒和豪斯曼清清楚楚地展现给了我们这么一幅构图：创造性的飞跃通常出现于创作者沉浸于某个故事或主题中一段时间之后，暂时放下之时，而且常常以零零碎碎的形式出现，既没有一定的先后顺序，也没有一定的大小规则，更不讲究重要程度。这一创造性的飞跃有可能是一套宏大的、结构严谨的想法，也有可能只是一步小小的改进，诸如找到一句好诗、重写出一个句子，或者仅仅是改动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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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局限于文学家的创作，其他人的创作也都是如此，比如设计师、建筑师、作曲家、机械工程师等，但凡是想要找到突破口的人，想要把一点瑕疵妆点成一笔华彩的人，均无例外。以我自己来说，新的想法更像锅里煮着的饺子，一直要等煮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肯从锅底冒一两个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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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在拿自己跟海勒以及豪斯曼相提并论？没错。而且我也把你跟他们相提并论，无论你是一个正努力想要跨过平均绩点（简称GPA）2.5(1)这道坎儿的普通人，还是已经拿到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的牛人。单从个人体验上来说，我们在发挥创造力时的相同之处毕竟远多于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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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长期的、逐渐累积的过程完全不同于我们上一章所讲述的短期孵化，所以我们应该赋予它一个不同的说法。让我们用“渗滤”（percolation）(2)这个词吧。让我们先假设它存在，而且是成立的，同时假设这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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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用任何严谨的方式来研究这个“渗滤”，即便我们真能做到。比如说，“甲组的人，放下你的笔，到公园去走一圈；乙组的人，过去喝一大杯麦芽啤”。你同样也说不清楚适合海勒或豪斯曼的办法是否也能适合于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是到心理科学中去挖掘，看能否找到一种可以证明渗滤果然行得通的解释。如果能找到这个法宝，我们就可以据此想出好办法来，完成手上的创作项目。创作这个词，恰是关键所在。根据我们所下的定义，渗滤是用来构建某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新作品的辅助工具，无论你要创作的是一篇论文、一个机器人，还是一份交响乐总谱，或是其他艰深复杂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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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拆解开并仔细分析创作的构建过程，我们还须先到另一个科学领域去转一圈——社会心理学，目的之一是阐述我们心中能形成动机和目标的内在机制。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家跟研究学习科学的科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他们提出的理论，而社会心理学家则依赖于对社会环境的模拟。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我们在参考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时，需要把这一点记在心间。但是，将社会心理学所得出的结论拼凑在一起时，却也同样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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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加尼克效应”与打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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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是西方的文化中心，是各种艺术、政治和科学思想的汇聚之都。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里，即使在战争的动荡之中，我们仍能看到德国表现主义、包豪斯设计学校、布莱希特剧院等纷纷兴起。政治也是此时一个辩论激烈的主题。在莫斯科，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列宁的革命家，根据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即马克思主义组建了一个联邦国家。笼罩在严峻经济形势下的德国，也回荡着要求重大改革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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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的科学界正经历着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新的观念如雨后春笋，而且都不是小笋。奥地利一位神经科医生名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开创了一种引导式自由联想的新学科，叫做精神分析学，从此打开了一扇能看到人类灵魂的窗户。柏林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即后来的德皇威廉物理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Physics）所长，发表了他的新理论，也就是相对论，从此永久性地重新定义了空间、时间和引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斯·玻恩（Max Born），还有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等物理学家推出了一种新的模式来了解物质的基本性质，那就是量子力学。似乎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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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名年轻的科学家也乘着这一知识的上升气流冲了上来，他是柏林大学37岁的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是社会心理学这一新兴领域里的一颗新星。这时他正在做一项关于行为理论的研究，探索人的不同个性将如何展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比如缺乏自信，或攻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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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温是一个很有魅力且视野开阔的学者，吸引了一群忠诚的年轻学子，他们放学后也常常到校园附近的咖啡店里跟他碰头。这里不同于办公室，是一个非正式聊天的好地方，他们喜欢一边享用咖啡或啤酒，一边探讨各种话题，集思广益。有一天下午，勒温注意到了一件让人好奇的事情。那天，跟他一起聊天的是他的一名学生，叫布卢马·蔡加尼克（Bluma Zeigarnik），一名来自立陶宛的年轻女子，她当时正在寻找自己的研究课题。就在那天下午，他们中的一个人注意到了咖啡店服务生的奇特表现：他们从来不用把客人点的东西写下来，而是记在脑子里，还能左一项、右一项地添加，“再来一杯浓咖啡……请来一杯茶……要一片德式蛋糕……”，一直到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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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旦结完了账，你再过去问刚才某份账单上都有些什么，那些服务生却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完全没有了印象，简直像是一旦结账，服务生就把那份账单从脑子里彻底删除了似的。而勒温和蔡加尼克都明白，那并非是被科学家们称作“短时记忆”的现象，因为“短时记忆”指的是给你一个类似电话号码的东西，你能将其保留在脑子里30秒钟的能力，而服务生却能把客人的账单记在脑子里长达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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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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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温和蔡加尼克做出这么一个假设：也许没有完成的任务或目标会比已经完成的那些在大脑中驻留的时间更长。蔡加尼克算是确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她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更具体的研究主题：遭到打扰的工作与没有被打扰的工作相比，两者在大脑的记忆中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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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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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加尼克招募了164名学生、老师和儿童来参加她主导的实验。她告诉参与者说，在实验中，她会请他们做一长串的小事情，并请他们“尽力做得又快又好”。她每次只给参与者分派一个小任务，比如用纸板做个小盒子、用橡皮泥捏一只小狗、猜解一个字谜，等等。这些事情大多只需三五分钟就能完成，可是，蔡加尼克偏偏再三打扰参与者的工作，在人家正做到一半的时候走过去交代给人家另一项任务。这样的打扰不但很没规律，而且也没有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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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参与者被分派了18～22次任务之后，他们有些事情已经做完，有些却因中途打断而没能完成。这时，蔡加尼克便请参与者写出他们经手的任务来，记得多少便写多少。结果这些任务单很说明问题：平均来说，参与者能记住的因打断而没有完成的事情，比已经完成了的那些要多出将近一倍（超过90%）。不止如此，那些因打断而没有完成的事情都出现在任务单的前列，最先被写了下来，而已经完成的任务，如果还没忘掉的话，则出现在任务单的最后。“就时间量而言，本应该是做完了的事情记住得更多才对，因为一件做完了的事情自然比没有做完的事花了更长的时间。”蔡加尼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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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想弄明白：会不会正是因为被打断的“冲击”使得记忆的体验更加深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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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加尼克于是又招募了一批不同的参与者，主导了一次不同内容的实验。这一次，每名参与者的每一件任务都无一例外被打断过。在这种短暂的打扰之下，有的任务得以完成，有的却来不及做好。最终结果与上一次的实验完全相同：参与者记得的尚未完成的任务比完成了的多出近乎一倍（超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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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蔡加尼克又做过多次实验，最终认定，如果参与者在即将完成之前最全神贯注的一刻被打断，则能最大程度地加深他对那项工作的记忆。最值得关注的也就是这一点：越是在关键时刻被“最糟糕”地打断，对那件事情的记忆越是能够长久。“每个人都知道，”蔡加尼克写道，“一封信快要写完的时候遭到打扰，远比刚开始没多久就遭到打扰更令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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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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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被某件事吸引，便自然会生出一种动力来想要一口气做完那件事，而这种动力会随着事情临近尾声而变得越发强烈。“想要完成某件事情的欲望，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算不上是欲望，”蔡加尼克总结道，“但是到了后来，当你投入到忘我境界之中时，‘要做完它’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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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蔡加尼克在发表“打断效应”的论文之后不久，便跟随她的先生阿尔伯特一起，举家迁往莫斯科，因为她的先生获得了一份苏联对外贸易部的工作。她自己则在负有名望的苏联科学院高级神经活动研究所（Institute of Higher Nervous Activity）获得了一席之位。遗憾的是，他们俩的好日子并没能延续多久。1940年，阿尔伯特以充当德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并被遣往一座位于卢比扬卡的监狱，只有布卢马·蔡加尼克留了下来，继续她的工作，并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虽然是以心理学家的身份留了下来，却逐渐切断了与西方同行的往来，以避免沾惹上任何嫌疑污点。1988年蔡加尼克过世时，关于她以前的那项研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她的一位亲人A.V.蔡加尼克认为，是她自己销毁了所有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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