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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星期之内，我心里就有了一份十分详细的亚文化地图：穿匡威全明星帆布鞋的少年一族在1971年的芝加哥郊区所构成的那微妙而复杂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独特小世界。可这却不是我通过“研究”才了解到的，至少不是人们心中惯常以为的那种“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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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匡威全明星帆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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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认识跟我们要写一篇论文，比如关于《独立宣言》的论文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跟任何事情都有关系。功课方面的力求上进也是你心中的目标啊，而这一目标同样会调动我们的感知力，就如同口渴得厉害时或者买回一双新鞋时，我们的感知力会变得不同寻常一样。就以《独立宣言》论文为例好了，当我们沉浸于这篇论文的创作中时，我们对身边与种族有关的各种事情的敏感度就会高出很多。媒体上一篇关于种族暴乱或是反种族歧视行动的报道、某个朋友随口说出的一句评论、报纸上对《林肯传记》的回顾，乃至不同种族的人在酒吧里、在地铁上如何相处等，你就都能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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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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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一旦某个目标被“激活”，它便能盖过其他一切，调动起我们的感知、思维甚至是心态，去关注身边的一切。这便是渗滤的第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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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最有效地“激活”心中的某个目标，从而调动起我们的感知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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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打断的方式：根据蔡加尼克效应，在紧要关头或是困难时刻，中断工作，从而让大脑把那桩未完成的任务推到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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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强化了的“首要性”不见得总能给人带来“重大突破”或者“神来之笔”，让我们的论文构思得以拨云见日。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但凡它能在这里或那里给我们多带来一点详细的资料、一个转换的思路，那就已经是白捡来的钱、白得来的便宜了，更何况它还能一点一点地增强我们的洞察力，让我们觉察到更为关键的所在，也就是顿悟的那一闪念，而这，正是每一个富有创意的人最渴望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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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说过一句名言：“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不过，以前这句话却总让我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人又该怎么准备好自己的头脑以待机会的来临呢？现在好了，感谢社会心理学的这一成果，让我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巴斯德的那句话可以这么修改一下，如果你允许我用不那么诗意的语言的话：机会总是去找那些被感知力调动起来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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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一段讲述机会是如何跑去找人的故事，来自擅长写微小说的小说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描述。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主持人问韦尔蒂，她小说中的那些对话都是怎么得来的。韦尔蒂回答道：“一旦你投入到一篇故事的创作中，便会觉得所见所闻的一切都可以写入笔下。比如说，你在市区搭乘公交车时听到的对话，就完全可以用到你今天写的那段故事里。随便你走到哪儿，都能遇到可写入小说的一段情节。也许这应该算是‘对准了频道’吧，或者说是你的耳朵变成了磁石，你需要的事情就都被你‘吸’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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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没有说到：那些从公交车上听来的对话不仅让她笔下的某个角色生动了起来，更帮她把故事铺展了开去。那些被“吸”到我们耳朵里的对话不但可归入我们脑子里的“旁人对话分类册”里去，更能够延伸我们对一篇故事的思考，乃至对一篇论文、一个设计方案、一次关键的报告演说等的思考。比如，当我们着手思考那篇关于《独立宣言》的论文时，我们不仅更容易关注到地铁车厢里不同种族之间的互动，也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所见所闻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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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不是理所当然的，更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还记得吗，我们在前面说过，大脑里随时都有多得难以置信的喧嚣之声，争先恐后地想要冒出头来。这时，我们能“听”到什么，取决于此时的需求、焦虑，取决于是什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因此我提议，我们还须更充分地听取自己大脑中与种族有关的一切喧嚣之声，而这些内心的对话定能为我们《独立宣言》的论文提供更多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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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否验证这一点？我做不到。我也不知道是否有谁能做得到。但是这并不等于就没人做过这样的尝试——让不可能看得见的事情变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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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习 [:170472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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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的反思：问问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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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让我们再回到课堂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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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我还在上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每当需要写一篇作文或是研究论文，我就总是到处去找别人的东西来做参考，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哪位专家写有相近命题的文章。当然，这种完美的“范文”自然不太可能有，或者说是我从没能找到过，因此我只好从书上或者人家的文章中摘录一些句子，借鉴一些观点，东拼西凑算作一篇文章。我总觉得如果那是别人说过的话，便一定是有见地的。不过我也从心底里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比如说，我们需要查找并研究基督教当年是怎么进入古罗马的，那当然应该知道谁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但问题是，每当我们开始着手某个研究项目时，尤其是在我们还很年轻时，往往不知道在该领域里谁是大牌专家。实际上我们通常根本就不知道居然有大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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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整个高中和大学时代一直都是这样，总是寄希望于别人来告诉我该如何往下进行，始终陷于一种被动的、踌躇不决的思路框架中，害怕丢脸的心理远远超过了真正的求知欲，更没有什么明确的见地。其结果就是，我从来不曾向一位其实很容易就能直接请教的思想者请教：问问我自己。我只顾着到处看别人，到处找那些更好、更聪明的观点，我不认为自己想出来、写出来的能更好，我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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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博士注意到，她的学生所写的文章也给人这种畏畏缩缩、毕恭毕敬的感觉。龙达·戴夫利（Ronda Leathers Dively），当时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英语博士学位，同时还负责大二、大三本科生的写作教学，课程主题是如何以权威性的资料为论据，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具有说服力的文章。可到了期末的时候，她却备感失望。在那一学期里，她曾要求学生写作6篇文章，每篇须以一个社会、政治、文化中的争议性主题为论点，篇幅3～5页。她希望能看到论据犀利、旁征博引的文章，可是按照她的描述，收回来的无非是“前人发表过的学术文章的剪贴编辑”而已。最让她难过的是，期末时的作品与刚开课时的相比，没有任何进步。那都是她的错，不是学生们的错，是她没能把他们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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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利心中认定，是她所遵循的教学大纲阻碍了任何可能的渗滤（她称之为“孵化”）效果的出现。因为每一篇文章，学生都只有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去完成，而主题却又都是敏感微妙而颇具难度的内容，比如垃圾废物的处置、托儿所对儿童的影响乃至毒品类药物的合法化，等等，为此，学生们不得不匆忙地赶进度。也就是说，这样的课程安排，每个主题都根本没有时间让学生慢慢咀嚼，更不可能有机会将其搁置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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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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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利决定不再按照教学大纲的套路来做，而是由她自己来主导这门课程的实验教学。她的实验既没有设置对照组，也没有任何严格的科学标准可依，毕竟这是大学本科生的写作课程，而不是认知心理学的实验项目。总之，这门课程可以由她从头到尾重新构思，而她也确实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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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一开始，她就把原有的须交6篇作品的教学构架扔到了一边，废弃了这种类似“小儿多动症般”的忙碌教学法。按照她的安排，本学期这门课程要求的写作篇幅并不会减少，但是将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学生们在这一学期只需完成一篇、仅涵盖单一主题的文章，在期末的时候完成就行。不过在学期进程中，作为如何做调研的训练，他们需要另外完成5篇“练习作业”，目标均锁定在做调研的体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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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篇练习描述如何采访一名专家；另一篇则练习如何确定核心词语，并在辩论中进一步善加利用，例如固体垃圾处理中的“垃圾填埋场”；第三篇则是针对自己所选主题面临的有争议的各个思想流派，他们该如何加以应答……戴夫利还要求她的学生在整个学习调研的过程中做笔记，记录下他们面对调研中的各种人物或资料时，自己心中有什么感受，比如是否认为某篇文章的论述合情合理？是否认同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某专家的前后论点是否保持了一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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