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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举个例子。在很多分析中，刚开始的几周或者几个月，患者会产生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这种愿望早就被与俄狄浦斯情结联系起来。有的时候这也正确。但是患者的联想却经常明确地揭露愿望背后的自恋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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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人那里即是说：“我想拥有一个人，我能完全占有他，利用他（母亲离开了我）。他不是一周给我四小时，而是一直在我身边。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我当了父亲或者母亲的话，那我大概就是一个对别人更重要的人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想把我曾经缺失的东西都给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可以自由发展，不需要否定自己。我想把这样的机会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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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偏“客体关系”。如果真是这样，患者可以给自己实现愿望的时间。在心理治疗快结束的时候，患者也可能有足够的收获，以至于有能力去赠送。但是如果想要孩子的愿望在治疗初期就显得急不可待，呈现出一种焦灼，那么这就是自身需求的一种表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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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把不同的方面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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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想要一个在场的母亲。（因为从来没有体验过好的共生关系，自己的孩子就成了一个新的机会，来创造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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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希望生出自己的生命活力。（孩子被当作患者真实自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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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潜意识中借助强迫症来表达自己的童年命运（孩子作为“兄弟姐妹-竞争”和“希望的放弃”）：兄弟姐妹的出生加剧了自体的丧失，而当自己的孩子出生时，病人（暂时）放弃实现自己的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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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复杂地想要孩子的愿望解释为“表演”，大多数时候没什么成果。因为这时候强迫症还非常严重。分析师被认作总是发号禁止的母亲，人们总是想要反抗她。但是强迫症这种自毁的方式是唯一的表达的可能性，因为患者还没有脱离投射的控制。因此分析师需要注意，患者是如何赋予一个新人生命的。看起来患者这样做是为了摧毁自己的机会，但是同时，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去发现他早期的没有充分体验过的人生。现在他可以有意识地带着醒来的感觉去体验了。就像孩子用玩偶来展现他的家庭，患者潜意识中用他新出生的孩子来展开他自己命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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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强迫症的双重作用。患者感到：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他的，因此他的自体出生了。这样的期望表现为想要生一个孩子的愿望，期望通过他人实现。患者不是变成曾经的婴儿，而是去照顾一个现实的、当下的婴儿。这个新生儿就代表了他自身儿童时期的自体。在某种程度上，患者认为这个婴儿就是自己，或者他逐渐发现自己竟然跟自己的父母很像。不管怎样，患者就此跟这个婴儿一起，带着感情逐步发现被隔离的童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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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进行分析，强迫症也或多或少地活跃着。比如，伴侣身上总是带着原始客体的特征，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在精神分析中，这种强迫倾向加强了。因为那种场景化将分析师裹挟进去，而分析师可以找到一个解答。这种借助额外移情对象的绕路经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旦矛盾的感情来了，害怕丧失客体的恐惧就会大到无法承受。必须区分开“母亲作为环境”和“母亲作为客体”。患者最早的经验便是，对于客体的不满和失望不能展示给同一个客体，因为这可能导致爱母慈父把爱收回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患者承受住了那种风险，但是分析师往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充当陪伴者，使患者早已忘却关于原始客体的经历复苏，以类似实验的方式，在额外移情的对象身上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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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重拾感受的能力，原来长久受到压抑的旧需求和愿望被解放。但是它们还不能被无条件地满足，满足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自我惩罚。或者它们在现实中压根就不能被满足，因为时光一去不复返了。那种迫切地想要孩子的愿望，或者说想要“当一位可被利用的母亲”的愿望，清楚地表达了后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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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分析中，患有自恋障碍的人也时常产生一些愿望，它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在当下被满足，比如每个人想要自由表达自我的核心愿望。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如他所是地走出来，用真实的语言、姿态、行为表达自己。从婴儿的哭喊到艺术家的杰作，无不是表达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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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小时候必须将真实的自体在他人、他自己面前隐藏起来。他在第一次走出来时，会感到极大的恐惧。但正是这些人迫切地感到，他们必须借助分析的力量打破那些陈旧限制。第一步带来的并不是自由，而是一种强迫症，患者不断重复童年景象，也就是说他不断重复体验羞耻带来的痛苦、暴露带来的疼痛，这是伴随着“自我表达”产生的。带着一种梦游似的确定，患者总是会准确找出那些像他的父母一样，完全不可能理解他的人（即便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患者就是强迫症似的试图让那些人理解自己，也就是要把不可能变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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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的女人在精神分析的某个阶段，爱上了一位年长、聪明、情感细腻的男人。除了性爱，这位男士抗拒任何他不能从理性上理解的事情，包括精神分析在内。但恰恰是他收到了那位女士的长信，信中患者尝试向他解释，她目前通过精神分析有哪些收获。她成功地对他发出的疏离信号视而不见，而是做出双倍的努力，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又找了父亲的替代者，因此不能放弃自己终究能够被理解的一线希望。清醒的过程带来了让人痛苦的撕咬般的羞耻感，而且这种羞耻感还会持续较长时间。有一天，患者在精神分析期间体会到了这种感觉，说道：“我真是太好笑了，就像对着墙说话，然后等它给我回应一样，真像个傻孩子。”我问：“如果您看到一个孩子只能对着墙诉说他的烦恼，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在，您会大笑吗？”跟随我的提问而来的，是绝望的抽泣。患者打开了通往她早期经历的入口，那里是无尽的孤独。哭泣也将她从强迫症那种痛苦的、毁灭性的羞耻感中解放出来。第二天，患者带来了她在夜里写的第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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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她终于可以不再借助额外的移情对象，而是把我当作墙，对我倾诉。这位女士本来具有很好的表达能力，但是有一段时间她的话语却很奇怪地颠三倒四、匆忙混乱，以至于我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她，也许就像她的父母不能理解她的情形一样。她在某些时刻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厌恶和自恋愤怒，还指责我冷漠，缺乏理解力。尽管我始终如一，但患者就好像不认识我了一样。这时，她在我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孩子不能理解，为什么母亲能做美味的饭菜，关心他的咳嗽，满怀爱意地帮助他完成作业，但是某些情况下，却完全无法体会到他的隐藏的内心世界，就像一堵墙一样。在对我进行激烈的指责之后，患者的强迫症终于好转了。她以前总是倾向于寻找一个无法理解她的对象，或是自己构建一个这样的对象，然后去体验那种毫无希望的依附感。这种折磨人的关系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患者能够不断重复童年时对父母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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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和强迫症中的鄙视的永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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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前提是这样的，即一个人情感的整体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恋平衡）取决于他母亲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对他的需求和情感的感受方式，那么我们也必须假设，情感和本能冲动的高价值在这里被确立。如果一个母亲不能履行镜映功能，不为孩子的存在本身而感到高兴，而是十分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存在状态，那么第一次选择就产生了：“好的”和“坏的”，“美的”和“丑的”，“正确的”和“错误的”，它们被区分开，而且这种区分被孩子内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被进一步投射在孩子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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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母亲心中都有一个“道具屋”，也许每个婴儿都会知道他们身上有些东西是母亲不需要的。比如，人们通常期待孩子能够尽快学会控制肢体，在意识层面来说是为了在社会中不发生冲撞；在无意识层面来说，其实是为了不动摇父母的反射机制，因为父母自己在童年期肯定害怕在社会中发生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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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母亲玛丽，无疑是一位感知细腻的女人，她在日记里描写了她的意志是如何在四年中被阻抗的。当黑塞四岁时，她为他的顽固烦恼不已，在与儿子的斗争中只有一半的情况能取得胜利。黑塞在15岁的时候，被送到斯特滕一个收治精神障碍者和癫痫病人的疗养院去，为了“能够彻底治好他的顽固症”。黑塞从斯特滕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让人震动的、充满愤怒的信：“如果我是一名虔信徒，而不是一个人类的话，那我也许有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但他只有在“好转”之后，才有希望出院，于是这个年轻人就“改善了自己”。在后来一首献给父母的诗中，否认和理想化被创作出来：他为用“自己的方式”让他的父母的生活如此艰辛而感到抱歉。因为没有满足父母的期望而产生的负罪感，这种让人压抑的感情很多人背负终生。从理智上看，满足父母自恋的需求当然不可能是孩子的任务，但是感情要比理智更强大。没有哪种论述能够对抗这种负罪感，因为它的源头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在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强度和顽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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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自恋伤口便是，人们没有如自己所是地被爱。而没有哀悼的话，这个伤口也不可能痊愈。它要么（或多或少地）被抵御（比如像自大症和抑郁症那样），要么就在强迫重复中不断地撕开伤口。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在强迫症和变态症那里遇到。被母亲（或者父亲）所鄙视的行为被投射到心中。孩子一些自然的反应，比如自慰、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身体、口欲、尿床、排粪、触碰玩耍自己的排泄物、产生好奇心、在失望和被拒绝时产生愤怒，所有这些都会在母亲那里引发震惊、陌生、厌烦、恶心、愤怒、恐惧和慌乱。这些经历在后来都被与母亲那震惊的眼神绑定在一起，这些可以很清楚地通过别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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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分析师讲述他目前为止私下里进行的性满足或者自慰满足时，病人能够承受住伴随的痛苦。他当然也可以毫无感情地讲述，只是纯粹地给出信息，就好像在谈论陌生人一样。但是这样的讲述不能帮助他穿过孤独，也不能带领他通向童年现实。只有当他被要求，在分析中不要压抑羞耻感和害怕，而是让这些感觉进来，体验它们，他才觉知到童年发生的事情。那些举动虽然无害，但他感到自己是坏的、脏的或者是被摧毁的。他自己也感到惊奇，那些被驱逐的羞耻感竟然能持续那么长时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依然占据一席之地，即便他后来对性的态度是宽容的、进步的。这样的经历告诉患者，他通过分裂自己来适应别人并不是一种懦弱，而是当时唯一的逃脱毁灭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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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能够苛求母亲吗？因为她也为自己是母亲的乖乖女而自豪，六个月就不再尿床，一年就干干净净，三岁就是更小的弟弟妹妹的“小母亲”了，等等。母亲在自己的婴儿那里看到了她从未生活过的、被分离出去的自体，她害怕自体突然有了意识，同时她也看到了不受拘束的弟弟妹妹，她曾经那么早就照顾他们，现在她在自己的孩子这里感到了嫉妒，也许还有嫉恨。她不能带着更好的认识教育孩子，她别无他法。孩子逐渐长大，不能放弃他的真实，但只能以某种方式，也许以一种完全隐藏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人就这样完全适应了环境的要求，发展出虚假自体，真实自体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变态和强迫症表现出来，在痛苦中挣扎生存。种种生存的条件跟当年孩子在震惊的母亲那里生存的条件是一样的，这些条件在此期间被投射在心里。变态行为和强迫行为表现的总是同一种创伤：只有震惊的母亲在场时，欲望的满足才得以可能实现。就是说只有在自我鄙视的环境中才能达到高潮（比如恋物癖），只有在（看起来）荒谬、陌生（让人恐惧）的强迫症想象中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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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更好地带领我们进入无意识的母子关系的隐藏悲剧，除了对变态和强迫症进行分析，共同感受强迫症那种毁灭性的力量，倾听它通过悲剧表演传达的无声无意识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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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关键的是，分析师虽然可以为了患者的需要扮演欲望的敌人，去歧视和鄙视，但他自己决不能真是这样。这点看起来很自然而然，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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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在分析师那里无意识地发生完全相反的状况，即便分析师的原意是好的。有可能分析师完全没办法扮演一种那么充满敌意的角色，而是表现出了他的宽容，为了促使患者能够没有恐惧地讲述例如手淫的经历。这样他就使患者完全没有办法通过他去体验曾经跟母亲有过的经历。但在事实层面上，分析师其实同时重复了母亲对孩子欲望的拒绝，因为他没有让孩子般的恐惧和困惑以它最开始的质地涌入进来，而是与他的病人在成人的层面上对此进行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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