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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能够苛求母亲吗？因为她也为自己是母亲的乖乖女而自豪，六个月就不再尿床，一年就干干净净，三岁就是更小的弟弟妹妹的“小母亲”了，等等。母亲在自己的婴儿那里看到了她从未生活过的、被分离出去的自体，她害怕自体突然有了意识，同时她也看到了不受拘束的弟弟妹妹，她曾经那么早就照顾他们，现在她在自己的孩子这里感到了嫉妒，也许还有嫉恨。她不能带着更好的认识教育孩子，她别无他法。孩子逐渐长大，不能放弃他的真实，但只能以某种方式，也许以一种完全隐藏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人就这样完全适应了环境的要求，发展出虚假自体，真实自体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变态和强迫症表现出来，在痛苦中挣扎生存。种种生存的条件跟当年孩子在震惊的母亲那里生存的条件是一样的，这些条件在此期间被投射在心里。变态行为和强迫行为表现的总是同一种创伤：只有震惊的母亲在场时，欲望的满足才得以可能实现。就是说只有在自我鄙视的环境中才能达到高潮（比如恋物癖），只有在（看起来）荒谬、陌生（让人恐惧）的强迫症想象中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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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更好地带领我们进入无意识的母子关系的隐藏悲剧，除了对变态和强迫症进行分析，共同感受强迫症那种毁灭性的力量，倾听它通过悲剧表演传达的无声无意识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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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关键的是，分析师虽然可以为了患者的需要扮演欲望的敌人，去歧视和鄙视，但他自己决不能真是这样。这点看起来很自然而然，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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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在分析师那里无意识地发生完全相反的状况，即便分析师的原意是好的。有可能分析师完全没办法扮演一种那么充满敌意的角色，而是表现出了他的宽容，为了促使患者能够没有恐惧地讲述例如手淫的经历。这样他就使患者完全没有办法通过他去体验曾经跟母亲有过的经历。但在事实层面上，分析师其实同时重复了母亲对孩子欲望的拒绝，因为他没有让孩子般的恐惧和困惑以它最开始的质地涌入进来，而是与他的病人在成人的层面上对此进行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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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分析师强调患者对他来说当然一直都是成人，而不再是孩子，就好像“是孩子”是一种让人羞愧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后来失落的丰富宝藏时，已经构成了对孩子的歧视和贬低。人们有时也会听到关于生病的相似的论调，即分析师想要尽力将患者看作是健康的，并且让他们对“危险的倒退”保持警惕，就好像疾病在某些情况下不是真实自体的唯一表达似的。来拜访的人在整个人生当中追求尽可能地像成人、健康（正常），当他们发现并放弃自己身上由社会带来的对孩子的歧视、对“正常”的倾慕之后，他们感到了一种内心的极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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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深受自己的变态行为之苦的人，随身携带的是母亲的拒绝，他到处找地方想把它挂起来，就是说想让拒绝的母亲外显。因此他不得不做被周围环境、社会所禁止和鄙视的事情。如果说社会突然赞美起他的变态行为（就像在某些圈子内发生的），那么他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自由。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对于这种或那种恋物癖的允许，而是一对震惊的眼睛。如果他决定去分析师那里，那他在分析师那里寻找的也是同样的东西，他会通过一切手段挑逗分析师，让他厌烦、震惊、作呕。这样的挑逗当然是移情的一部分，人们也可以通过反移情感知到，生命的初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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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分析师能够看透这种挑逗的意义以及强迫性，那么腐朽的大厦就会倒塌，为真正的、深刻的、坦露的悲伤腾出位置。当自恋伤口被感知之时，所有的扭曲行为突然之间不再必要。如果我们试图让病人弄清楚他所有的欲望冲突，而他自幼年起便被培训不去感知他的欲望冲突时，显然我们是注定失败的。本能欲望和欲望冲突如何在感情闭塞的情况下被体验到呢？口欲没有欲，肛欲期没有倔强和嫉妒的感觉，俄狄浦斯情结不带愤怒、被遗弃、嫉妒、孤独、爱这些感情的话，它们本身还意味着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患者开始真正地感受他的感受，感受他真正的本能欲望时，虚假的欲望行为是如何轻易瓦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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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明星》周刊[1]在1978年6月8日关于圣保利的一篇报道中摘引如下的句子：“你做了个充满诱惑的荒谬的男人梦，梦见自己像婴儿一样被女人爱抚，但又好像帕夏一样高高在上地控制着她们。”这样的男人梦不仅不是荒谬的，而且还出自最真实、最具合理性的婴儿的需求。如果大多数的婴儿像帕夏一样，能够拥有母亲，被她爱抚，而不必过早地照顾母亲的需要，那我们的世界肯定看起来会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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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作者问常来的客人，这些地方带给他们最大的乐趣是什么，然后将答案总结为如下的话语：“这里的女孩按价售卖自己的身体，她们不像女朋友，她们不需要什么爱情的誓言。当乐趣消失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责任感、灵魂的闹剧、良心的撕咬。‘付钱，然后你就自由了。’甚至（正是）这种让人感到羞辱的相遇，对嫖娼者来说也是（正是）如此，才更为刺激——但人们很少愿意去谈论此事。”（下划线强调是由爱丽丝·米勒做出）。贬低、自我鄙视和自我疏离反映的是内心中原始客体的鄙视，强迫重复症会迫使最初的悲剧的性欲条件不断被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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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展示出，被投射的无意识的鄙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关于这点的认识也适用于治疗其他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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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能通过宣言或者禁令来废除无意识的东西。人们能做的只有对此保持敏感，主动去认知，有意识地去体验，去把握它。一个母亲尽管怀有尊重孩子的美好愿望，但是如果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用讽刺的评论让孩子感到羞耻的话，那就是事与愿违。她的话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她自己的不安全感。如果她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那些感情，而是用讽刺来抵御它们的话，那她就感觉不到，孩子在她身边时是如何感到被贬低、被鄙视、被剥夺价值感的。相似的情况可能发生在心理咨询工作中。我们虽然不使用例如“坏的”“脏的”“邪恶的”“自私的”“败坏的”这类词，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会谈到“自恋的”“暴露狂”“摧毁的”“退化的”病人，而且并没有发现我们（在无意识当中）赋予这些词贬义。也许在抽象的词汇中，在客观化的姿态中，甚至在理论的构建中，都能找到一些和鄙视的母亲们共通的东西，也是三岁的乖乖女内心当中产生的东西。如果病人的鄙视态度误导了心理分析师，让他觉得可以借助理论的帮助来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病人的真实自体是不会来拜访我们的军事战壕的。他们会像面对震惊的母亲那样，用同样的方式将自己在我们面前隐藏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对此有足够的敏感，在被分析者的鄙视后面感受到了被鄙视的孩子的发展历史，那么分析师就很容易不再感到被攻击，也不再需要躲在理论的后面修自己的防御战壕。理论知识只有在放弃防御功能，不再像严厉的充满控制欲的父母的后继者那样，试图让分析师乖乖就范限制他们，而是像温尼科特的“随意放置的泰迪熊”一样，分析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抓起的时候，它们才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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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赫尔曼·黑塞童年世界中的“堕落”作为“邪恶”的具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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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很难描述一个人是怎样应对他童年遭受的鄙视的，尤其是针对他感官享受与生活乐趣的鄙视。我们当然可以借助不同的元心理模型来展现内心的活力、占有的推移、结构的改变、不同的防御机制，尤其是情感防御。但是我们没法借此传递一种能让读者感受到他人痛苦的情感氛围，也就是说，读者无法产生共鸣和同情。如果只有纯理论的描述，我们就成了旁观者，我们可以谈论“他人”，给他们分类、贴标签、重命名，以一种只有我们理解的语言讨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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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精神分析中（在躺着的病人与坐着的分析师之间）存在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关系有其意义和合理性。但我们没有必要将它带入到其他的情境中去，比如讨论、讲座和文章中。如果我不想把病人视为我获得认识的工具，我必须克服我心中的这种不平等以及与病人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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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仅想陪伴病人，还想传授给他我们获得的经验，我们要如何消除这种不平等呢？借助元心理学的概念，我并不能让人们感受到，我们作为人类（作为小孩或者病人）是多么需要共同的敏感。但如果我把例子叙述得太详细，就有泄露他人不为人知的悲剧的危险。这样的话，我就表现出了不尊重（虽是无心，但的确这么做了），就像母亲发现孩子自慰并羞辱他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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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具体的生活例子才能展现，一个人是怎样将童年具体的“恶”体会成“恶本身”的。只有借助个人的生活经历，我们才能感受到，一旦父母的约束成了某人的一部分，他就无法再识破这些约束行为，即使他一生都在努力逃出内心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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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元心理学这样的纯理论，还是冒着泄密的风险讲别人的故事？进退维谷的我最终选择以赫尔曼·黑塞的例子来阐述这相当复杂的事实情况。选择这个例子有个优点，就是它已经公之于众了，并且是作者本人发表的。因此，我引用这个例子，别人就无法对我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另外，通过阅读他人具体的生活经历，读者可以更加容易理解我推理出的一些因果关系。虽然这个例子不是关于变态行为的，但在我看来，它与前变态行为有许多的相通之处，也就是父母对孩子本能需求进行鄙视的内心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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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德米安》（Demian）的开头，黑塞描述了一个善良、纯洁的家庭，在这个家里，孩子不许撒谎。（不难看出，这部小说中有作者自己父母的影子，而且黑塞也间接地证实了这点。）因此，这个孩子独自承受着他的罪孽，他觉得自己堕落、邪恶、受到排挤，尽管根本没有人责骂他，所有人都对他很友好。（因为他们不知道可怕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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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熟悉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对这种以理想化的方式去描述一个“纯洁”家庭的做法也并不陌生。这既反映了孩子的看法，也折射出我们熟悉的教育方式中隐藏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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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在书中写道：“虽然我的生命欲望在觉醒，但是就像所有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没法帮我，欲望不能被谈及。他们只能不知疲倦地认真帮我进行无望的尝试，否定现实，继续蜗居在童年世界中，尽管童年变得愈发不真实和虚伪。我不知道父母在这件事上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也不想责备他们。因为完成自我，找到自己的路，这毕竟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总是处理不好自己的事，就像其他出身优渥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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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眼中，父母似乎没有任何本能的欲望。这是因为父母有办法不让孩子看到他们的性生活，然而孩子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家长的监视之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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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德米安》的第一部分非常容易理解，对于其他生活圈中长大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本书后面的部分之所以特别难懂，是与父母和祖父母（传教士家庭）的情感取向在黑塞心中的投射有关。在他的许多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察觉到这一点，但或许在《德米安》一书中，它体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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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主人公辛克莱经历过暴力行为（被比他大的男孩敲诈），但这没能让他更好地认识世界。在他看来，“恶的”就是“堕落的”（这就是传教士语言）：代表恶的不是仇恨，不是矛盾，不是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的并且辛克莱也亲身经历过的残暴，而是奇奇怪怪的琐事，比如说在酒馆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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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小时候从父母那儿学到了“把恶视为堕落”这种特别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并没有扎根于他的人格之中，而是像一个异物。因此在小说中“糅合了神性与魔性”的阿布拉克萨斯神出场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离奇地变得疏远了，不再触动我们了。恶在此“艺术地”与善结合在了一起。这似乎对辛克莱来说是陌生的、危险的、不熟悉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从中走出来，因为“堕落”早已和恐惧与罪恶感捆绑在了一起，也从情感上被占据了。他想消灭内心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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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我发自内心深处地，试图从崩塌的生命阶段的废墟中建立一个光明的世界；又一次，我整个人只有一个愿望：消除我心中的黑暗和邪恶，完全沐浴在光明中，跪在诸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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