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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能通过宣言或者禁令来废除无意识的东西。人们能做的只有对此保持敏感，主动去认知，有意识地去体验，去把握它。一个母亲尽管怀有尊重孩子的美好愿望，但是如果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用讽刺的评论让孩子感到羞耻的话，那就是事与愿违。她的话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她自己的不安全感。如果她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那些感情，而是用讽刺来抵御它们的话，那她就感觉不到，孩子在她身边时是如何感到被贬低、被鄙视、被剥夺价值感的。相似的情况可能发生在心理咨询工作中。我们虽然不使用例如“坏的”“脏的”“邪恶的”“自私的”“败坏的”这类词，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会谈到“自恋的”“暴露狂”“摧毁的”“退化的”病人，而且并没有发现我们（在无意识当中）赋予这些词贬义。也许在抽象的词汇中，在客观化的姿态中，甚至在理论的构建中，都能找到一些和鄙视的母亲们共通的东西，也是三岁的乖乖女内心当中产生的东西。如果病人的鄙视态度误导了心理分析师，让他觉得可以借助理论的帮助来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病人的真实自体是不会来拜访我们的军事战壕的。他们会像面对震惊的母亲那样，用同样的方式将自己在我们面前隐藏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对此有足够的敏感，在被分析者的鄙视后面感受到了被鄙视的孩子的发展历史，那么分析师就很容易不再感到被攻击，也不再需要躲在理论的后面修自己的防御战壕。理论知识只有在放弃防御功能，不再像严厉的充满控制欲的父母的后继者那样，试图让分析师乖乖就范限制他们，而是像温尼科特的“随意放置的泰迪熊”一样，分析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抓起的时候，它们才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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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赫尔曼·黑塞童年世界中的“堕落”作为“邪恶”的具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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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很难描述一个人是怎样应对他童年遭受的鄙视的，尤其是针对他感官享受与生活乐趣的鄙视。我们当然可以借助不同的元心理模型来展现内心的活力、占有的推移、结构的改变、不同的防御机制，尤其是情感防御。但是我们没法借此传递一种能让读者感受到他人痛苦的情感氛围，也就是说，读者无法产生共鸣和同情。如果只有纯理论的描述，我们就成了旁观者，我们可以谈论“他人”，给他们分类、贴标签、重命名，以一种只有我们理解的语言讨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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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精神分析中（在躺着的病人与坐着的分析师之间）存在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关系有其意义和合理性。但我们没有必要将它带入到其他的情境中去，比如讨论、讲座和文章中。如果我不想把病人视为我获得认识的工具，我必须克服我心中的这种不平等以及与病人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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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仅想陪伴病人，还想传授给他我们获得的经验，我们要如何消除这种不平等呢？借助元心理学的概念，我并不能让人们感受到，我们作为人类（作为小孩或者病人）是多么需要共同的敏感。但如果我把例子叙述得太详细，就有泄露他人不为人知的悲剧的危险。这样的话，我就表现出了不尊重（虽是无心，但的确这么做了），就像母亲发现孩子自慰并羞辱他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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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具体的生活例子才能展现，一个人是怎样将童年具体的“恶”体会成“恶本身”的。只有借助个人的生活经历，我们才能感受到，一旦父母的约束成了某人的一部分，他就无法再识破这些约束行为，即使他一生都在努力逃出内心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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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元心理学这样的纯理论，还是冒着泄密的风险讲别人的故事？进退维谷的我最终选择以赫尔曼·黑塞的例子来阐述这相当复杂的事实情况。选择这个例子有个优点，就是它已经公之于众了，并且是作者本人发表的。因此，我引用这个例子，别人就无法对我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另外，通过阅读他人具体的生活经历，读者可以更加容易理解我推理出的一些因果关系。虽然这个例子不是关于变态行为的，但在我看来，它与前变态行为有许多的相通之处，也就是父母对孩子本能需求进行鄙视的内心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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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德米安》（Demian）的开头，黑塞描述了一个善良、纯洁的家庭，在这个家里，孩子不许撒谎。（不难看出，这部小说中有作者自己父母的影子，而且黑塞也间接地证实了这点。）因此，这个孩子独自承受着他的罪孽，他觉得自己堕落、邪恶、受到排挤，尽管根本没有人责骂他，所有人都对他很友好。（因为他们不知道可怕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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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熟悉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对这种以理想化的方式去描述一个“纯洁”家庭的做法也并不陌生。这既反映了孩子的看法，也折射出我们熟悉的教育方式中隐藏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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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在书中写道：“虽然我的生命欲望在觉醒，但是就像所有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没法帮我，欲望不能被谈及。他们只能不知疲倦地认真帮我进行无望的尝试，否定现实，继续蜗居在童年世界中，尽管童年变得愈发不真实和虚伪。我不知道父母在这件事上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也不想责备他们。因为完成自我，找到自己的路，这毕竟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总是处理不好自己的事，就像其他出身优渥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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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眼中，父母似乎没有任何本能的欲望。这是因为父母有办法不让孩子看到他们的性生活，然而孩子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家长的监视之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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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德米安》的第一部分非常容易理解，对于其他生活圈中长大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本书后面的部分之所以特别难懂，是与父母和祖父母（传教士家庭）的情感取向在黑塞心中的投射有关。在他的许多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察觉到这一点，但或许在《德米安》一书中，它体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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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主人公辛克莱经历过暴力行为（被比他大的男孩敲诈），但这没能让他更好地认识世界。在他看来，“恶的”就是“堕落的”（这就是传教士语言）：代表恶的不是仇恨，不是矛盾，不是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的并且辛克莱也亲身经历过的残暴，而是奇奇怪怪的琐事，比如说在酒馆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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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小时候从父母那儿学到了“把恶视为堕落”这种特别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并没有扎根于他的人格之中，而是像一个异物。因此在小说中“糅合了神性与魔性”的阿布拉克萨斯神出场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离奇地变得疏远了，不再触动我们了。恶在此“艺术地”与善结合在了一起。这似乎对辛克莱来说是陌生的、危险的、不熟悉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从中走出来，因为“堕落”早已和恐惧与罪恶感捆绑在了一起，也从情感上被占据了。他想消灭内心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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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我发自内心深处地，试图从崩塌的生命阶段的废墟中建立一个光明的世界；又一次，我整个人只有一个愿望：消除我心中的黑暗和邪恶，完全沐浴在光明中，跪在诸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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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于苏黎世举办的纪念黑塞百年诞辰的展览上，人们可以看到一幅挂在黑塞床头并伴随他长大的图画。画的右边是一条通往天堂的“正确的”道路，路上充满了荆棘、困难与痛苦。左边是一条舒适惬意的道路，却不可避免地通向地狱。在这一条路上，酒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概虔诚的女性想借此威胁她们的男人和儿子，好让他们少去这种地方。这些酒馆在小说《德米安》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非常荒诞，因为黑塞从没想过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他想要突破父母狭隘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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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最初的关于邪恶的设想都来源于父母所禁止的、忌讳的、害怕的东西。他必须经历一段很长的过程，才能真正从中解脱，才能发现自己内心的“邪恶”，并且不再把它们视为“堕落的”“有害的”东西，而是把它们当作一个鲜活生命身上的某一面。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摆脱邪恶，即使他们通过坚决否认来幻想自己能够做到这点。或许黑塞在青春期时也不得不过着像他父亲那样被否定的、分裂的、“堕落的”生活，并尝试在他的书中描绘这种生活。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小说中的许多地方才不那么容易理解。但通过阅读他的小说，我们了解了黑塞小时候所忍受的那种家庭氛围，而且他还无法从中解放出来，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必须将这种氛围内化到心里去。失去爱的客体的威胁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黑塞寻找真实自体？读了《德米安》中的下面这段话，就会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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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并非出于习惯，而是凭着最本真的冲动献上爱和崇敬，我们全心全意地愿意充当追随者和朋友，但就在这些地方会产生一些苦涩而可怕的瞬间——我们突然认识到，自己内心情感的洪流想要把我们从所爱之人那里冲走。每一个拒绝朋友和老师的想法都将毒针刺向我们自己的心灵，每一次反抗都是抽自己的耳光。所有自认良心未泯的人心中此时都会响起羞耻的呼喊，给自己打上羞耻的烙印：‘不忠！’‘忘恩！’受到惊吓的心灵充满恐惧地逃到童年道德的可爱的峡谷，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违背了它们，竟然想要毁掉这样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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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心》一文中，黑塞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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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追溯所有的情感和情感之间痛苦冲突的根源，并用一个词来描述它，我觉得没其他词比恐惧更合适。就是恐惧，恐惧与不安，这是我在每一个童年幸福幻灭的时刻所体会到的：惧怕惩罚、惧怕自己的良心、惧怕被我视为违禁的情感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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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童心》中，黑塞带着理解，温情脉脉地叙述了一个11岁男孩的情感。这个男孩为了能让自己身边有一些属于父亲的东西，就从父亲的房间偷来了一些无花果干。罪恶感、恐惧与绝望折磨着孤独的他，最终，当他的“恶行”被揭发后，他感受到了深刻的耻辱与羞愧。黑塞讲述的这个故事非常生动，让人忍不住猜测这是发生在黑塞童年的真实的故事。而他母亲于1889年11月11日写下的一张便签更是印证了这个猜测，上面写着：“赫尔曼偷无花果的事情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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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母亲的日记以及自1966年起公布的父母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大量的信件往来中，足以看出小黑塞艰难的生活历程。黑塞和许多他这一类人一样，因为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让父母难以忍受。孩子的天赋（强烈的情感、深刻的体会、好奇、聪慧、灵敏）通常会让父母面对矛盾。他们一直想用规章制度来约束孩子的天赋，不惜以孩子的成长为代价来换得规则的维护。这就导致了一个看似矛盾的情况——他们一方面为天资聪颖的孩子感到骄傲，甚至羡慕孩子，另一方面却出于无奈而去反对、压抑甚至摧毁孩子身上最美好、最真实的东西。黑塞的母亲说过的两段话展现了这种摧毁的行为是如何与亲切的关怀糅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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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1年）“赫尔曼上幼儿园了，他的暴脾气简直让我们难堪。”那时黑塞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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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4年）“教育黑塞这小子劳神又费力，不过他现在的表现好多了。从1月21日到6月5日，他一直在男生宿舍待着，只有礼拜天才和我们在一起。他在那儿很乖，但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瘦不拉几的，还很消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他现在比以前更容易对付了。”这时黑塞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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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以前，在1883年11月14日，黑塞的父亲约翰内斯·黑塞（Johannes Hesse）曾写道：“赫尔曼被认为是男生宿舍的道德模范，可有时候他真不好对付。我认真考虑过是不是要把他送到一个教育机构或者其他家庭去，但这样对我们来说太羞耻了。我们对待孩子太紧张了，无法震慑住他，家里也没有个规章条例。他似乎对一切事情都有天赋，他会观察月亮和云朵，即兴演奏风琴，用铅笔和钢笔画出美丽的图画，想唱就唱，并且句句都押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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