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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冲突模式下的研究，只是关注统治者是如何利用教育工具来压制妇女的。然而，考虑到妇女主体的多样性，如上所述，统治阶层中的妇女和女教书的女作者是压制者抑或被压迫者？妇女作为一个被压迫的整体的概念正在被解构。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妇女教育观念的考察方向有二：一、从宏观上，把妇女教育纳入社会机制中，考察妇女教育是如何结合、运作于社会整体中，执行着社会发展所要求的作用。二、从微观上，重视妇女教育观念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不同文化层面之间、不同教育主体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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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受功能学派的影响，如吴百益（Pei-Yi Wu）在《宋代的儿童教育》一文中，着重考察了宋代社会重视“小学”教育的原因及母亲在早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并从母教追溯女教。论者考察的角度是妇女在整个社会教育中所处的位置，妇女是如何施教、受教，以及在教育结构中妇女受到的影响是什么。42在这一研究模式中，讨论重点不在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而是不同性别的人在教育中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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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礼教：宋代规范家礼的努力》则带有互动学派的观点。她指出，教育分为学校之属和教化之属，凡施教者皆为“老师”。她着重考察了士人和百姓在制礼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在社会变迁中的实践。43这一研究模式较之功能学派更重视教育中人为的因素，较之冲突学派则弥合了群体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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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破现有妇女教育研究的局限，必须找到一个适合的范畴。笔者试图以“妇德”为中心考察传统妇女教育观念的演变。这一演变体现在两组相互关系的作用的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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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妇德之于传统女教的“四德”。中国传统女教所谓“三从”“四德”，即从父、从夫、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为“四德”之首，后三者不过是妇德的具体化，所以又称为“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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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言是妇女才能的表现之一。这一才能是被“德”统摄的。妇德之下的妇言，是与巧言令色、搬弄是非相对的。妇女以“巧言”留名的有之，比如《古今女史》中的李玉英。李玉英因作诗而获罪，又因其才华而获救。因而，有人说，文学对于女性而言是双刃剑。值得注意的是，李玉英在递给皇帝的诉状里也将妇德与诗歌的主题编织其中。她在澄清自身道德清白的同时，也表述了从“诗三百”就有妇人作诗的传统。她试图证明女子写作不妨碍妇德。李玉英故事的关键在于，她以“巧言”揭露了继母的恶德，故事的流传还是在于其言有关妇德。同时，妇言也是不能流传至中阃以外的。因此，那些将文学作品发表的明清妇女，颇困惑于此条妇德。她们有些写诗而后焚诗，有些则在父亲或丈夫、儿子的鼓励下，将自己和别人的作品结集出版。明清妇女已不满于将自己的文学才能埋没，力图融入文学主流，留名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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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容是指妇女的行为举止大方得体。女子的姿色必以妇德来约束。正统观念不主张女子以色侍人，而要以德服人。文献记载，许多节妇为能守节纷纷毁容，牺牲容貌以保持妇德。就以色侍人的妓女群体而言，身处晚明的她们迎合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也试图以文才压倒姿色来标榜自我，从而强调诗文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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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功是妇女才能的又一表现。妇功也与“德”不离。妇女与男性不同，她们不分社会地位、阶层，都要求精于女红。勤俭持家是妇德的表现形式之一。要达到“持家”的要求，必然要学习一些必要的文字、计算常识。而这一学习内容限定的宽严，对妇女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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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是妇德与女教“四德”相互关系之一斑。本研究将考察这组关系是如何随着社会环境中的政治变革、经济进步、文化变迁等因素而发生变化，试图突破“五四”以来流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僵化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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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妇德与妇女教育的目的之间的关系。“良母”是古代妇女教育的主要目的。硕儒朱熹的理想妇女观念是“相夫、教子、持家”。古代妇女教育的目的与其做母亲的生理角色、家庭角色息息相关。“良母”观主导下的女教与重视妇德关系密切。妇女严守妇德才有可能成为合乎儒家女教要求的“良母”。至于家庭之外的名妓则不受妇德的限制，尽可发挥其才色的文化主题。德育这一儒家教育的重要理念贯穿在正统女教的传统中。关于妇德主题在清中叶以后的深化，表现了士大夫的社会危机感，以及妇女自身的责任感。这一主题一直延续至晚清，改革者以“国民之母”的责任感对妇女进行启蒙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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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表明，清代妇女曾试图以强调妇德使其写作“合法化”，有利用妇德发展文学才能之嫌。而晚清的“国民之母”的道德宣教，也历史地证明被妇女利用来发展自身的政治、社会权利，从而最终引发中国的女权运动。由此可见，传统的妇德观念与现代的权利、义务观念之间似乎有着某些相通之处。明清妇女正是能动地运用了二者之间的链接，发展了自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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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从晚明至晚清，女性的责任意识和传世不朽的观念，都流露出把自我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望，并不是像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那样强调性别差异，排斥男性。这是否与中国传统女教中的妇德观念有关？那么，儒家女教中的妇德传统的现代意义岂不是很值得研究？它对于发掘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传统，及丰富世界的女性主义理论都有着不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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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女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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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下无不可教之人”：明清女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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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士人曾就女子教育展开了持久讨论，其焦点在于：女子该不该受教育？女教应包括哪些内容？44清人陈宏谋（1696-1771）指出：“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而岂独遗于女子也？”45此言可谓一语中的。为了让世人“有以教女”，陈宏谋编了《教女遗规》，集古今女教书之大成。本文将集中讨论女教书这一重要教育资源。女教书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1）以妇女为对象的训导文本，如《闺范》《女儿经》等；（2）家训族规里涉及女子教育的节选；（3）民间劝善文书中对妇女的劝诫等。明清女教书的种类较之前代迅猛增加。仅以《中国丛书综录》子部儒学类礼教之属所录“家训”“妇女”两项为例，南北朝以降之家训为119种，其中明清两代存目95种，约占总数的78%；而两汉以降的女训中，明清作品所占比例则高达90%。鉴于明清女教书种类之多，本章把讨论的对象限制在如下范围内：以《中国丛书综录》为纲，以《皇朝经世文编·家训类》《丛书集成》《丛书集成新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部备要》为主要来源，辅以近人辑注的历代家训丛书，选取其中明代家训30种，清代65种；明代女训近10种，清代22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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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从这些文本来考察明清女教书的变化及其社会影响，并进而分析女教正统观念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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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私修订女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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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朝野十分重视修订、编印女教书。官修女教书主要有太祖命朱升等人编录的《女诫》、成祖命解缙等人共同编辑的《古今列女传》、成祖仁孝皇后徐氏的《内训》《贞烈事实》、世宗生母章圣太后蒋氏的《女训》、神宗生母慈圣太后李氏的《女鉴》及神宗贵妃郑氏重刊的《闺范图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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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重视官修女教书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早在1364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就仿唐宋旧制在内廷设置六尚局，开启明代女官制度。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命礼臣议定宫官女职，裁定“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戒令责罚，则宫正掌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视唐减百四十余人，凡以服劳宫寝、祗勤典守而已。”47洪武十七年，更定女官品秩，六尚局皆升正五品，二十四司正六品；同时增设二十四掌，正七品；宫正司增设司正，正六品。48洪武二十七年，诏命铸六尚局印；再次更定女官品秩，增设二十四典，秩正七品；改二十四掌为正八品；尚仪局增设彤史，秩正六品；宫正司增设典正，正七品；女官总数达283人，其中宫官187人，女史96人。49女官制度在洪武末年臻于完备。洪熙宣德朝之后，宦官势力膨胀，女官职掌渐为宦者取代。明中期隆庆年间，穆宗下诏遵循祖制，“设六尚以备内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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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官之设主要为防止皇权受女宠、外戚及宦官势力的影响。元末宫廷混乱，“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51女官之设，使后妃行止有度，不得违礼越制，乃至结交外臣，干预政事。明太祖定国后，便下诏令宫监不得识字，更不得预言政事。与此形成对照，女官则要求能读书写字，并通晓算法。明代宫廷教育非常严格，嫔妃宫婢均被课以经书，往往选年高知书的内官任教，“所教宫女读《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女训》《女孝经》《女诫》《内则》《诗》《大学》《中庸》《论语》等书。学规最严，能通者升为女秀才、升女史、升宫正司六局掌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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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官之设不仅在管理内廷、表率宫女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影响了后妃的道德修养。如广东番禺人陈瑞贞“善书数，知文义，后宫多师事之，称女君子，亦曰女太史”，“执礼书以从后（太祖马皇后）”，“以《内则》佐高皇后母仪一世”。53这位陈瑞贞女史颇有当年曹大家在汉宫里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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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官之制是朱元璋防范内廷干政的措施之一，它同时又促动了后妃对女教的重视，先后颁行了多种女教书。此外，女教书之颁布与明代政局之更迭也有一定关系。其中以成祖命解缙等人共同编辑的《古今列女传》、成祖仁孝皇后徐氏的《内训》《贞烈事实》，及神宗贵妃郑氏重刊的《闺范图说》最为明显。“靖难之役”后，明成祖颁行《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典籍，统一文化思想。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一统思想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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