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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言是妇女才能的表现之一。这一才能是被“德”统摄的。妇德之下的妇言，是与巧言令色、搬弄是非相对的。妇女以“巧言”留名的有之，比如《古今女史》中的李玉英。李玉英因作诗而获罪，又因其才华而获救。因而，有人说，文学对于女性而言是双刃剑。值得注意的是，李玉英在递给皇帝的诉状里也将妇德与诗歌的主题编织其中。她在澄清自身道德清白的同时，也表述了从“诗三百”就有妇人作诗的传统。她试图证明女子写作不妨碍妇德。李玉英故事的关键在于，她以“巧言”揭露了继母的恶德，故事的流传还是在于其言有关妇德。同时，妇言也是不能流传至中阃以外的。因此，那些将文学作品发表的明清妇女，颇困惑于此条妇德。她们有些写诗而后焚诗，有些则在父亲或丈夫、儿子的鼓励下，将自己和别人的作品结集出版。明清妇女已不满于将自己的文学才能埋没，力图融入文学主流，留名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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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容是指妇女的行为举止大方得体。女子的姿色必以妇德来约束。正统观念不主张女子以色侍人，而要以德服人。文献记载，许多节妇为能守节纷纷毁容，牺牲容貌以保持妇德。就以色侍人的妓女群体而言，身处晚明的她们迎合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也试图以文才压倒姿色来标榜自我，从而强调诗文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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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功是妇女才能的又一表现。妇功也与“德”不离。妇女与男性不同，她们不分社会地位、阶层，都要求精于女红。勤俭持家是妇德的表现形式之一。要达到“持家”的要求，必然要学习一些必要的文字、计算常识。而这一学习内容限定的宽严，对妇女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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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是妇德与女教“四德”相互关系之一斑。本研究将考察这组关系是如何随着社会环境中的政治变革、经济进步、文化变迁等因素而发生变化，试图突破“五四”以来流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僵化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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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妇德与妇女教育的目的之间的关系。“良母”是古代妇女教育的主要目的。硕儒朱熹的理想妇女观念是“相夫、教子、持家”。古代妇女教育的目的与其做母亲的生理角色、家庭角色息息相关。“良母”观主导下的女教与重视妇德关系密切。妇女严守妇德才有可能成为合乎儒家女教要求的“良母”。至于家庭之外的名妓则不受妇德的限制，尽可发挥其才色的文化主题。德育这一儒家教育的重要理念贯穿在正统女教的传统中。关于妇德主题在清中叶以后的深化，表现了士大夫的社会危机感，以及妇女自身的责任感。这一主题一直延续至晚清，改革者以“国民之母”的责任感对妇女进行启蒙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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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表明，清代妇女曾试图以强调妇德使其写作“合法化”，有利用妇德发展文学才能之嫌。而晚清的“国民之母”的道德宣教，也历史地证明被妇女利用来发展自身的政治、社会权利，从而最终引发中国的女权运动。由此可见，传统的妇德观念与现代的权利、义务观念之间似乎有着某些相通之处。明清妇女正是能动地运用了二者之间的链接，发展了自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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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从晚明至晚清，女性的责任意识和传世不朽的观念，都流露出把自我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望，并不是像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那样强调性别差异，排斥男性。这是否与中国传统女教中的妇德观念有关？那么，儒家女教中的妇德传统的现代意义岂不是很值得研究？它对于发掘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传统，及丰富世界的女性主义理论都有着不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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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女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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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下无不可教之人”：明清女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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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士人曾就女子教育展开了持久讨论，其焦点在于：女子该不该受教育？女教应包括哪些内容？44清人陈宏谋（1696-1771）指出：“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而岂独遗于女子也？”45此言可谓一语中的。为了让世人“有以教女”，陈宏谋编了《教女遗规》，集古今女教书之大成。本文将集中讨论女教书这一重要教育资源。女教书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1）以妇女为对象的训导文本，如《闺范》《女儿经》等；（2）家训族规里涉及女子教育的节选；（3）民间劝善文书中对妇女的劝诫等。明清女教书的种类较之前代迅猛增加。仅以《中国丛书综录》子部儒学类礼教之属所录“家训”“妇女”两项为例，南北朝以降之家训为119种，其中明清两代存目95种，约占总数的78%；而两汉以降的女训中，明清作品所占比例则高达90%。鉴于明清女教书种类之多，本章把讨论的对象限制在如下范围内：以《中国丛书综录》为纲，以《皇朝经世文编·家训类》《丛书集成》《丛书集成新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部备要》为主要来源，辅以近人辑注的历代家训丛书，选取其中明代家训30种，清代65种；明代女训近10种，清代22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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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从这些文本来考察明清女教书的变化及其社会影响，并进而分析女教正统观念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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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私修订女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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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朝野十分重视修订、编印女教书。官修女教书主要有太祖命朱升等人编录的《女诫》、成祖命解缙等人共同编辑的《古今列女传》、成祖仁孝皇后徐氏的《内训》《贞烈事实》、世宗生母章圣太后蒋氏的《女训》、神宗生母慈圣太后李氏的《女鉴》及神宗贵妃郑氏重刊的《闺范图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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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重视官修女教书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早在1364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就仿唐宋旧制在内廷设置六尚局，开启明代女官制度。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命礼臣议定宫官女职，裁定“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戒令责罚，则宫正掌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视唐减百四十余人，凡以服劳宫寝、祗勤典守而已。”47洪武十七年，更定女官品秩，六尚局皆升正五品，二十四司正六品；同时增设二十四掌，正七品；宫正司增设司正，正六品。48洪武二十七年，诏命铸六尚局印；再次更定女官品秩，增设二十四典，秩正七品；改二十四掌为正八品；尚仪局增设彤史，秩正六品；宫正司增设典正，正七品；女官总数达283人，其中宫官187人，女史96人。49女官制度在洪武末年臻于完备。洪熙宣德朝之后，宦官势力膨胀，女官职掌渐为宦者取代。明中期隆庆年间，穆宗下诏遵循祖制，“设六尚以备内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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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官之设主要为防止皇权受女宠、外戚及宦官势力的影响。元末宫廷混乱，“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51女官之设，使后妃行止有度，不得违礼越制，乃至结交外臣，干预政事。明太祖定国后，便下诏令宫监不得识字，更不得预言政事。与此形成对照，女官则要求能读书写字，并通晓算法。明代宫廷教育非常严格，嫔妃宫婢均被课以经书，往往选年高知书的内官任教，“所教宫女读《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女训》《女孝经》《女诫》《内则》《诗》《大学》《中庸》《论语》等书。学规最严，能通者升为女秀才、升女史、升宫正司六局掌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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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官之设不仅在管理内廷、表率宫女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影响了后妃的道德修养。如广东番禺人陈瑞贞“善书数，知文义，后宫多师事之，称女君子，亦曰女太史”，“执礼书以从后（太祖马皇后）”，“以《内则》佐高皇后母仪一世”。53这位陈瑞贞女史颇有当年曹大家在汉宫里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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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官之制是朱元璋防范内廷干政的措施之一，它同时又促动了后妃对女教的重视，先后颁行了多种女教书。此外，女教书之颁布与明代政局之更迭也有一定关系。其中以成祖命解缙等人共同编辑的《古今列女传》、成祖仁孝皇后徐氏的《内训》《贞烈事实》，及神宗贵妃郑氏重刊的《闺范图说》最为明显。“靖难之役”后，明成祖颁行《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典籍，统一文化思想。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一统思想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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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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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颁行的徐皇后《内训》及解缙等人的《古今列女传》等女教书，也为挽回“靖难之役”的影响而重塑正统文化。《四库全书提要》按：“成祖以篡逆取国，淫刑肆暴无善可称。后乃特以贤著。”成祖以徐皇后的《内训》颁布群臣，俾教于家，而后又颁赐天下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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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范》本系吕坤（1536-1618）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任山西按察使时所编，后经刊行流传民间。太监陈矩由坊间购得此书，进呈郑贵妃。郑贵妃命人增补十二人，首篇为汉明帝明德马皇后，终篇则为郑贵妃本人，并嘱其伯父郑承恩重刻。郑氏想借重刊此书澄清其“蛊惑圣德、易储之嫌”。但明代朝廷女教多由皇后、太后编著并加以推动，而郑氏以一贵妃身份欲效前代贤后推行女教，难免有僭越之嫌，以致引起朝野政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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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修女教书与明代帝王的政治思想及政局更迭有着密切关系。女教书被皇权用来巩固大一统的基础，昭示妇德，小之则宁息内闱之争，大之则维系天下人心。官修女教书印证了“天下无可以不教之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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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前期官修女教书较盛。自成祖以后，宦官地位逐渐提高。一个明显的例子即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此后，多位皇帝少年即位也使宦官干政有可乘之机，如英宗即位时仅9岁、宪宗15岁、武宗也只有15岁。太祖定下的宦官不得识字的规矩也在宣德朝被突破了。女官之制原本为保障皇权，对内廷具有道德约束作用，但随着宦官势力的抬头，女官职掌渐为宦者取代，女官制度亦渐趋衰落。武宗厌恶尚寝局对自己的约束，不准彤史记其行止宿处，于是废六局之尚寝之设。女官之制的回落使得官修女教书一度陷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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