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741170
吕坤所编《闺范》图文并茂，陈宏谋评价道：“无非欲儿女子见之，喜于观览，转相论说，因事垂训，实具苦心。”吕坤这番苦心从出版数量上颇见成效。“当时士林乐诵其书，摹印不下数万本，直至流布宫禁。其中由感生愧，由愧生奋，巾帼之内，相与劝于善而远于不善者，盖不知凡几也。”66这里所言的印数“不下数万本”基本可信，坊间印刷还是有据可凭的，但至于“相与劝于善而远于不善者，盖不知凡几”，则存疑待考。
1704741171
1704741172
柯丽德关于明代贞诚堂版《绘图列女传》插图的研究67提示我们：士人将女教正统观念通俗化的苦心在实践中会受挫于民间画师的粗心大意。不少书坊在印刻女教书的同时也刊刻一些闺门禁书。如，金陵书坊环翠堂不仅刻有《绘图列女传》，还刻了《西厢记》和《偷桃记》。该书坊所刻书籍多有插图，且绘制与刻印极为精美。另外，书林唐锦池文林阁以刻小说戏曲出名。它在刻《牡丹亭还魂记》和《新刻全像古胭脂记》的同时，也刻了《刘向古列女传》。68这些画师在创作中难免移花接木，或无意间把言情的图画挪用到女教书中。清乾隆时，曾有人撰文劝诫画师：“以其淫幅流传，不知误多少子弟，坏多少闺门，即绝嗣不足偿其罪也……夫百工技艺，何事不可为，而乃为此？山水花鸟，何物不可画，而乃画此？处心积虑，将使天下无人不好淫，入于禽兽之域而后已，吾恐技愈精而孽愈重，而报愈酷矣。”69士人希望借助画师传神之笔增强灌输正统观念的效果。但画笔似双刃剑，它以生动的画面吸引女读者，但也难免把坊间带有非正统观念的图画附载在女教书中传播。仅就此而言，吕坤《闺范》的劝善实效显然不宜估计过高。
1704741173
1704741174
一些女教书在序、跋中说明了出版的经济来源。光绪癸未年清麓洞主贺瑞麟记《妇女一说晓》的出版云：“李生振堂尤爱之，遂与同好醵钱锓版。复有泾阳柏君子余重刊以广流传，亦公善之心也。”同好凑钱刻版是经济来源之一，另外还有行善捐资。廖免骄的《醒闺编》自周培元、吴晓东之刻，继此无人翻版。寥寥数本，传布星稀。咸丰十一年（1861年），云南开化逢春里仁和街，“乐善坛出仁和开乩，近悦远来，善士若林。敬神者不贰其心，捐资者不吝其财”。坛中所刻诸书，印送者不下数万部。仿此例印《醒闺编》三千六百部，用金千两，用力三年。“夫遐陬僻壤，墨工最贵，而以三千六百部，不惮烦劳，此之谓大根器大善性。”这里反映了女教书出版中的道德驱动。但书坊出版更多则出于利润驱动，其出版物是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化商品。书坊考虑的是把书印得好看，有市场。一般而言，劝善道德书由行善者资助，出版时不在乎商业利润，与书坊的考虑完全不同。但是，印刷出版过程中的诸因素，如画师的习惯手法、观念等，直接影响着道德观念的传播。于是，出资者、编撰者的道德驱动就会在刊刻者商业驱动的实际操作中减弱。其结果一方面导致士人借助新技术推广规范的意图受挫；另一方面，使女读者陷入似是而非的“规范”中，从而减弱女教绘本的示范作用。
1704741175
1704741176
以上，从编撰体例和出版形式上考察了女教书在明清两代发生的变化，我们看到士人致力于规范观念的通俗化。然而，这一通俗化的效力在晚明以来商业出版的侵蚀中被削弱了。那么士人又如何在内容上修订了正统观念呢？
1704741177
1704741178
唐代《女孝经·母仪章》指出：“夫为人母者，明其礼也。和之以恩爱，示之以严毅。动而合礼，言必有经。”作者引《诗经·小雅·小旻》中的“教诲尔子，式穀似之”，告诫为母者不惟独善其身，又当教其子使为善。70唐代《女论语》中不列《母仪章》，但在《训男女章》中涉及母教：“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亦在于母。”明清两代的女教书又进一步发展了重视母教的传统。
1704741179
1704741180
明仁孝文皇后徐氏在《内训·母仪章》开宗明义：
1704741181
1704741182
孔子曰：“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所以为教不出闺门，以训其子者也。教之者，导之以德义，养之以廉逊，率之以勤俭，本之以慈爱，临之以严恪，以立其身，以成其德。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恪不至于伤恩。伤恩则离，姑息则纵，而教不行矣。
1704741183
1704741184
教子之道出于慈爱之心，但要严格教导，不容姑息迁就。在《慈幼章》里又强调了“慈”与“教”二者之关系：“故慈者非违理之谓也，必也尽教训之道乎。”71由此可见教训之道在母仪中的重要位置。
1704741185
1704741186
明代刘氏的《女范捷录·母仪篇》不像《内训》那样引经据典，作者从一般生理常识着眼，指出：“父天母地，天施地生，骨气像父，性气像母。上古贤明之女有娠，胎教之方必慎。故母仪先于父训，慈教严于义方。”作者认为较之父亲关于做人之道的教诲，母亲对子女身心的影响更为重要。她总结历代贤母的典范，认为她们“皆秉坤仪之淑训，著母德之徽音”，即母德是来自女仪的教训。
1704741187
1704741188
明中期以后女教书重视母仪的趋势，在吕坤《闺范》中反映最明显。《闺范》的体例是“前列嘉言，后载善行，复绘之以图，系之以赞”。《嘉言》部分，采辑《列女传》《颜氏家训》等训诫。《善行》部分，则细致地分为“女子之道”“妇人之道”“母道”“姊妹之道”“姒娣之道”“姑嫂之道”“嫡妾之道”。吕坤在《闺范》中明确地阐述了“妇道”、“母仪”与“女道”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妇道母仪，始于女德。未有女无良而妇淑者也，故首女道。”女道是妇道与母仪的基础，教养女道是以妇道和母仪为目标。吕坤期望的母仪又是什么呢？他在“母道”下讲道：“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可见他重视母仪的核心是“母教”。他在“母道”之下，又列了“礼母”“正母”“仁母”“公母”“廉母”“严母”“智母”“慈继母”“慈乳母”等项。所谓礼母，“教子以礼，正家以礼者也”；所谓正母，“望子以正者也。无儿女子之情，惟道义是责”；所谓仁母，“以慈祥教子者也。一念阴德，及于万姓”；所谓公母，“责子而不责人者也。世皆私其女，而尤人无已，不公甚矣”；所谓廉母，“以贪戒子者也”；所谓严母，“威克厥爱者也，有父道焉”；所谓智母，“达于利害之故者也”；所谓慈继母，“恩及前子者也”；所谓慈乳母，“乳母所保他人子也”。从母道的分类中，可见吕坤的母教原则：重视生母的教训作用，“继母不责其教，责其慈……慈母不传，而慈继母传”。
1704741189
1704741190
在“正母”一节，吕坤选王孙贾的事例：
1704741191
1704741192
王孙贾，年十五，事齐闵王。国乱，闵王见杀，国人不讨贼。王孙母谓贾曰：“汝朝出而不还，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处，尚何归乎？”贾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齿乱国杀王，欲与我诛之者右袒。”市人从者四百人，刺淖齿而杀之。君子谓王孙母义而能教。72
1704741193
1704741194
王孙母强调道义重于母子之情，在国事危难之际，以母教力挽狂澜。母道与妇道的规劝显然有别。明初的《内训·事君章》中云“中馈是专，外事不涉，谨辨内外，教令不出”。而吕坤《闺范》中的王孙母显然是涉及外事，且是国家大事，却得“正母”之名。可见，吕坤已偏重母道的教化功能，母亲的角色是为人师表，而不再是“从子”的服从者。
1704741195
1704741196
母道不仅可以随生命角色的变化超越女道、妇道，甚至能与父道相提并论。在“严母”一节，吕坤选陈尧咨母冯氏的事例：
1704741197
1704741198
陈尧咨母冯氏，有贤德。尧咨善射，为荆南太守。秩满，归谒其母。母曰：“尔典名藩，有何异政？”对曰：“州当孔道，过客以儿善射，莫不叹服。”母曰：“忠孝以辅国，尔父之训也。尔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顾专卒伍一夫之技，岂父之训哉？”因击以杖，金鱼坠地。73
1704741199
1704741200
陈母冯氏以父训训子，且杖击其子直至他官服上的金鱼袋都被打掉。吕坤对此“严母”赞道：“威克厥爱者也，有父道焉。”母亲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行使了父亲训子的权力。“母不取其慈，取其教”的原则，在这里得到了充分阐释。《闺范》赋予母亲以社会责任感与家庭内的母子之情，使母亲肩负“教与慈”的双重使命。吕坤关于“慈与教”的母仪原则标志着明中晚期以降对母教的重视。
1704741201
1704741202
汪辉祖（1730-1807）曾明确指出，“父严不如母严”。“家有严君，父母之谓也。自母主于慈，而严归于父矣。”他进一步分析道，孩子与母亲最接近，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难逃过母亲的眼睛。所以遇事便即时给予训诲，“母教尤易”。若母亲护短，父亲怎能及时察觉呢？从小养成不良习惯，等长大成人后待父亲发现了再惩治于后，常常有所不及。因此，汪辉祖总结说：“慈母多格，男有所恃也。故教子之法，父严不如母严。”74可见，母亲的慈爱用之不当反而会害了子女的前程。因而，从家教着眼，严母更受到士大夫的推崇。
1704741203
1704741204
除了强调母教之严，明清女教书也注意到母教内容的通俗化和具体化。冯树森撰《四言闺鉴》时，列举了往昔贤母的范例，并把这些典范归纳为“教子心法，作母指归”。所谓“教子心法”就是用榜样的力量去感化妇女，激励她们见贤思齐。较之《四言闺鉴》依据《内则》之规定，如“请咳而名”“拜教尚左，食告由右”等引经据典地论述母仪，清人廖免骄的《醒闺编》则从家常生活入手，徐徐道来母教的责任。“第五件，待儿女，儿女宽严有规矩。”“教媳妇，在初来，要教儿女在婴孩。幼小时，在怀抱，不可使他哭又笑。或时笑，或时哭，大来作事多反覆……若穿衣，莫红绿，幼时只可穿布服。从小时，穿太好，后来锦衣当布服。”从学说话、请先生、上学堂、穿衣吃饭，到做游戏，生活小事面面俱到。“既爱之，能勿劳，圣人垂训教儿曹。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来不知义。知长幼，别亲疏，要好儿孙在读书……古今来，为官府，那个不赖有贤母。”男儿成器，为官一方，是古来重视母教的期待之一。《醒闺编》还用了相当篇幅宣讲教女之道。“惟女子，全靠娘，令人提起话偏长。买小牛，问老牯，说亲先要看丈母。母贤良，女乖巧，娘若痴愚女不好。”“前人言，值千金，闺门之礼甚非轻。凡出口，要避嫌，女在身边莫乱言……古人话，你思量，言虽浅淡意深长。淫乱书，不准听，行止举动要端正……说三从，讲四德，国家兴亡也有责。”75比较教子为官的期待，教女之道的目的则是“有规矩，膝下定然出贤女”。
1704741205
1704741206
可见明清女教书中对母仪的论述愈加贴近现实生活。母仪的内容不仅依对象有教男和教女之区别，且对母仪的阐述也随社会变迁而有所变化。如明中期的《内训》是成祖“靖难”之后颁行的，官方整饬社会，人心思定，因而对母仪的规定也就引经据典地限制在“为教不出闺门，以训其子者也”。清咸同年间，国家兴亡已成燃眉之势，故士人在修撰女教书时重视灌输忧国忧民的意识，于是就有了《醒闺编》中把“三从四德”和“国家兴亡之责”并列为母教的内容：“说三从，讲四德，国家兴亡也有责。”
1704741207
1704741208
母教的训导与正统规范的“三从”观念是否矛盾呢？如何平衡“从子”与教子之间的关系呢？假托明嘉靖年间山东兖州府仁美村赵妻华氏之口的《闺门要则》对“三从”进行了“真情实理”的阐释。《闺门要则》是母女对话形式的训女文。女儿首先讲了自己对“三从”的理解，即“在家中，听我父母来教训”；“出阁后，事事要从丈夫令”；“夫死后，大事还要商量子；妇道家，一生自不掌权衡”。有意思的是，与女儿不同，母亲则对“三从”进行一番独特的解释。母亲指出，女子在家从父母，若父母有了过错当谏诤；出了闺门听夫令，但丈夫妄作非为不可从；夫死大事从其子，“原要他，做出事来合准绳。他若是，越了大道背却理；还须要，依法教他来改更”。《闺门要则》中对“三从”的诠释与班昭《女诫》里强调的“曲从”显然不同。赵妻华氏重新解释了“三从”观念，创造性地添加了“当谏诤”、“不可从”和“依法教”等多种因素，而判断“从”与“不从”的权力掌握在妇女手中。这是对“三从”正统观念的大胆修正。《女诫》和《闺门要则》都是采用母亲训女的形式，从训导女儿“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屈从矣”，到告诫女儿依理谏诤父母、依法教训儿子，其间对规范观念之不同解释反映了女教观念之因时变化。
1704741209
1704741211
三、女教书与士人家教
1704741212
1704741213
明清女教书的编纂者寄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女教蓝本。他们用心良苦地借助通俗的文字、体裁和生动的图像，来推行其女教思想。应该说，这些女教书在明清女教中确实占有一定的位置。这些编纂者多为士大夫，他们在为妇女撰写墓志铭时，或在其文学创作中，着意于再现女教的细节。可以说，女教是士人家教的重要方面。
1704741214
1704741215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绘了一位饱受女教书熏陶的节妇——李纨。李纨的父亲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他对李纨管教很严格，“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76。如此教导出的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唯知侍亲养子。
1704741216
1704741217
《潇碧堂集》有诗云：“闻啼知得雌，一笑慰衰羸。龟策频占凤，家人屡梦丝。瓶花香娈娈，窗竹粉离离。从此添婚嫁，因名向累儿。”生女儿备嫁妆无形中给家庭增添了经济负担，我们从诗中既看到诗人的那份无奈，又感受到士人对妻女的那份怜爱。谭元春忆其外王父家，兄与侄皆中乡试。“外王父为博学诸生，每教人必以古人，三男四女，皆日熟其言。吾姨吾母，亦以女子知大义，往往有妇道母德。”77“女虽不令识字，然晓大义，过于三男，先母其最也。”78很多士人家庭出身的女子都被赞为知书达理、聪慧贤明。
1704741218
1704741219
明代有位顾姓孺人，其父常以格言教训。她每每记下，日后教子时颇为受益。顾孺人出嫁后，对丈夫所交游者，往往以文墨为重。“以文字学业相过从，即喜，具食饮，令尽欢。苟非其人，虽杯茗不时至也。”79顾孺人的家教奠定了她婚后相夫教子的基础。
[
上一页 ]
[ :1.7047411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