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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孝文皇后徐氏在《内训·母仪章》开宗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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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所以为教不出闺门，以训其子者也。教之者，导之以德义，养之以廉逊，率之以勤俭，本之以慈爱，临之以严恪，以立其身，以成其德。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恪不至于伤恩。伤恩则离，姑息则纵，而教不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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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之道出于慈爱之心，但要严格教导，不容姑息迁就。在《慈幼章》里又强调了“慈”与“教”二者之关系：“故慈者非违理之谓也，必也尽教训之道乎。”71由此可见教训之道在母仪中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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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刘氏的《女范捷录·母仪篇》不像《内训》那样引经据典，作者从一般生理常识着眼，指出：“父天母地，天施地生，骨气像父，性气像母。上古贤明之女有娠，胎教之方必慎。故母仪先于父训，慈教严于义方。”作者认为较之父亲关于做人之道的教诲，母亲对子女身心的影响更为重要。她总结历代贤母的典范，认为她们“皆秉坤仪之淑训，著母德之徽音”，即母德是来自女仪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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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以后女教书重视母仪的趋势，在吕坤《闺范》中反映最明显。《闺范》的体例是“前列嘉言，后载善行，复绘之以图，系之以赞”。《嘉言》部分，采辑《列女传》《颜氏家训》等训诫。《善行》部分，则细致地分为“女子之道”“妇人之道”“母道”“姊妹之道”“姒娣之道”“姑嫂之道”“嫡妾之道”。吕坤在《闺范》中明确地阐述了“妇道”、“母仪”与“女道”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妇道母仪，始于女德。未有女无良而妇淑者也，故首女道。”女道是妇道与母仪的基础，教养女道是以妇道和母仪为目标。吕坤期望的母仪又是什么呢？他在“母道”下讲道：“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可见他重视母仪的核心是“母教”。他在“母道”之下，又列了“礼母”“正母”“仁母”“公母”“廉母”“严母”“智母”“慈继母”“慈乳母”等项。所谓礼母，“教子以礼，正家以礼者也”；所谓正母，“望子以正者也。无儿女子之情，惟道义是责”；所谓仁母，“以慈祥教子者也。一念阴德，及于万姓”；所谓公母，“责子而不责人者也。世皆私其女，而尤人无已，不公甚矣”；所谓廉母，“以贪戒子者也”；所谓严母，“威克厥爱者也，有父道焉”；所谓智母，“达于利害之故者也”；所谓慈继母，“恩及前子者也”；所谓慈乳母，“乳母所保他人子也”。从母道的分类中，可见吕坤的母教原则：重视生母的教训作用，“继母不责其教，责其慈……慈母不传，而慈继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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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母”一节，吕坤选王孙贾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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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贾，年十五，事齐闵王。国乱，闵王见杀，国人不讨贼。王孙母谓贾曰：“汝朝出而不还，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处，尚何归乎？”贾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齿乱国杀王，欲与我诛之者右袒。”市人从者四百人，刺淖齿而杀之。君子谓王孙母义而能教。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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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母强调道义重于母子之情，在国事危难之际，以母教力挽狂澜。母道与妇道的规劝显然有别。明初的《内训·事君章》中云“中馈是专，外事不涉，谨辨内外，教令不出”。而吕坤《闺范》中的王孙母显然是涉及外事，且是国家大事，却得“正母”之名。可见，吕坤已偏重母道的教化功能，母亲的角色是为人师表，而不再是“从子”的服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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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道不仅可以随生命角色的变化超越女道、妇道，甚至能与父道相提并论。在“严母”一节，吕坤选陈尧咨母冯氏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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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咨母冯氏，有贤德。尧咨善射，为荆南太守。秩满，归谒其母。母曰：“尔典名藩，有何异政？”对曰：“州当孔道，过客以儿善射，莫不叹服。”母曰：“忠孝以辅国，尔父之训也。尔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顾专卒伍一夫之技，岂父之训哉？”因击以杖，金鱼坠地。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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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母冯氏以父训训子，且杖击其子直至他官服上的金鱼袋都被打掉。吕坤对此“严母”赞道：“威克厥爱者也，有父道焉。”母亲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行使了父亲训子的权力。“母不取其慈，取其教”的原则，在这里得到了充分阐释。《闺范》赋予母亲以社会责任感与家庭内的母子之情，使母亲肩负“教与慈”的双重使命。吕坤关于“慈与教”的母仪原则标志着明中晚期以降对母教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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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辉祖（1730-1807）曾明确指出，“父严不如母严”。“家有严君，父母之谓也。自母主于慈，而严归于父矣。”他进一步分析道，孩子与母亲最接近，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难逃过母亲的眼睛。所以遇事便即时给予训诲，“母教尤易”。若母亲护短，父亲怎能及时察觉呢？从小养成不良习惯，等长大成人后待父亲发现了再惩治于后，常常有所不及。因此，汪辉祖总结说：“慈母多格，男有所恃也。故教子之法，父严不如母严。”74可见，母亲的慈爱用之不当反而会害了子女的前程。因而，从家教着眼，严母更受到士大夫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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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强调母教之严，明清女教书也注意到母教内容的通俗化和具体化。冯树森撰《四言闺鉴》时，列举了往昔贤母的范例，并把这些典范归纳为“教子心法，作母指归”。所谓“教子心法”就是用榜样的力量去感化妇女，激励她们见贤思齐。较之《四言闺鉴》依据《内则》之规定，如“请咳而名”“拜教尚左，食告由右”等引经据典地论述母仪，清人廖免骄的《醒闺编》则从家常生活入手，徐徐道来母教的责任。“第五件，待儿女，儿女宽严有规矩。”“教媳妇，在初来，要教儿女在婴孩。幼小时，在怀抱，不可使他哭又笑。或时笑，或时哭，大来作事多反覆……若穿衣，莫红绿，幼时只可穿布服。从小时，穿太好，后来锦衣当布服。”从学说话、请先生、上学堂、穿衣吃饭，到做游戏，生活小事面面俱到。“既爱之，能勿劳，圣人垂训教儿曹。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来不知义。知长幼，别亲疏，要好儿孙在读书……古今来，为官府，那个不赖有贤母。”男儿成器，为官一方，是古来重视母教的期待之一。《醒闺编》还用了相当篇幅宣讲教女之道。“惟女子，全靠娘，令人提起话偏长。买小牛，问老牯，说亲先要看丈母。母贤良，女乖巧，娘若痴愚女不好。”“前人言，值千金，闺门之礼甚非轻。凡出口，要避嫌，女在身边莫乱言……古人话，你思量，言虽浅淡意深长。淫乱书，不准听，行止举动要端正……说三从，讲四德，国家兴亡也有责。”75比较教子为官的期待，教女之道的目的则是“有规矩，膝下定然出贤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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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明清女教书中对母仪的论述愈加贴近现实生活。母仪的内容不仅依对象有教男和教女之区别，且对母仪的阐述也随社会变迁而有所变化。如明中期的《内训》是成祖“靖难”之后颁行的，官方整饬社会，人心思定，因而对母仪的规定也就引经据典地限制在“为教不出闺门，以训其子者也”。清咸同年间，国家兴亡已成燃眉之势，故士人在修撰女教书时重视灌输忧国忧民的意识，于是就有了《醒闺编》中把“三从四德”和“国家兴亡之责”并列为母教的内容：“说三从，讲四德，国家兴亡也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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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教的训导与正统规范的“三从”观念是否矛盾呢？如何平衡“从子”与教子之间的关系呢？假托明嘉靖年间山东兖州府仁美村赵妻华氏之口的《闺门要则》对“三从”进行了“真情实理”的阐释。《闺门要则》是母女对话形式的训女文。女儿首先讲了自己对“三从”的理解，即“在家中，听我父母来教训”；“出阁后，事事要从丈夫令”；“夫死后，大事还要商量子；妇道家，一生自不掌权衡”。有意思的是，与女儿不同，母亲则对“三从”进行一番独特的解释。母亲指出，女子在家从父母，若父母有了过错当谏诤；出了闺门听夫令，但丈夫妄作非为不可从；夫死大事从其子，“原要他，做出事来合准绳。他若是，越了大道背却理；还须要，依法教他来改更”。《闺门要则》中对“三从”的诠释与班昭《女诫》里强调的“曲从”显然不同。赵妻华氏重新解释了“三从”观念，创造性地添加了“当谏诤”、“不可从”和“依法教”等多种因素，而判断“从”与“不从”的权力掌握在妇女手中。这是对“三从”正统观念的大胆修正。《女诫》和《闺门要则》都是采用母亲训女的形式，从训导女儿“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屈从矣”，到告诫女儿依理谏诤父母、依法教训儿子，其间对规范观念之不同解释反映了女教观念之因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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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教书与士人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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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女教书的编纂者寄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女教蓝本。他们用心良苦地借助通俗的文字、体裁和生动的图像，来推行其女教思想。应该说，这些女教书在明清女教中确实占有一定的位置。这些编纂者多为士大夫，他们在为妇女撰写墓志铭时，或在其文学创作中，着意于再现女教的细节。可以说，女教是士人家教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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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绘了一位饱受女教书熏陶的节妇——李纨。李纨的父亲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他对李纨管教很严格，“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76。如此教导出的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唯知侍亲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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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碧堂集》有诗云：“闻啼知得雌，一笑慰衰羸。龟策频占凤，家人屡梦丝。瓶花香娈娈，窗竹粉离离。从此添婚嫁，因名向累儿。”生女儿备嫁妆无形中给家庭增添了经济负担，我们从诗中既看到诗人的那份无奈，又感受到士人对妻女的那份怜爱。谭元春忆其外王父家，兄与侄皆中乡试。“外王父为博学诸生，每教人必以古人，三男四女，皆日熟其言。吾姨吾母，亦以女子知大义，往往有妇道母德。”77“女虽不令识字，然晓大义，过于三男，先母其最也。”78很多士人家庭出身的女子都被赞为知书达理、聪慧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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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位顾姓孺人，其父常以格言教训。她每每记下，日后教子时颇为受益。顾孺人出嫁后，对丈夫所交游者，往往以文墨为重。“以文字学业相过从，即喜，具食饮，令尽欢。苟非其人，虽杯茗不时至也。”79顾孺人的家教奠定了她婚后相夫教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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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载，张孺人的父亲少习举子业，曾为官，不久弃去。“所生女子五人，皆聪明颖慧”，其中张孺人尤凝重贞淑，“颇习《小学》《列女传》，能了大义”。80士人家庭的女教教材明列于此。另一位蔡孺人，父多女而无子，“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读《孝经》《列女传》”。而周孺人则少通《孝经》《小学》，奇警。其父曰：“吾得生男子，如此女足矣。”81可见，这些士人家庭中的女子与曹雪芹笔下的李纨颇有相似之处，多粗通一些女教书，并在耳濡目染中学习了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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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女性受教育时间和内容的不确定性上，我们可以比照男子教育来看男女教育期待的区别。男子读书的目的性很强，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指出：“‘业儒’二字须规实效，若徒务虚名，转足误事。富厚之家，不论子弟资禀，强令读书”，“丰其衣食，逸其肢体，至壮岁无成，而强者气骄，弱者性懒，更无他业可就，流为废材。子弟固不肖，实父兄有以致之。故塾中子弟，至年十四五不能力学，即当就其材质，授以行业。农、工、商、贾，无不可为。谚云‘三十六行，行行出贵人。’有味乎其言之也”。82于成龙（1617-1684）总结数十年守身处事经验时也指出，“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子弟十二三岁，贤愚已定，贤者做向上事，愚者亦令执一艺，庶不致闲旷其身”83。男子之所以在十三四岁时在学业上分流，是因为他们读书若取不了功名，对治生无益。《温氏母训》中明白地道出：“一读书，生事啬矣……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各人各治所生，读书便是生活。”84男子可以通过读书而达到治生的目的，而女子却不可以。同样，男子教育的实效和历史较易受到注意和认识，而传统女教的情形则比较模糊，也难以为后人重现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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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以女教书为关注焦点，考察了明清士人是如何不遗余力地在文本编纂体例、出版形式以及内容上改进女教书，使之更加通俗化并能与时俱进。明清女教书的个案研究昭示：女教历来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家庭和谐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清士人为了实践“天下无不可教之人”的理念，致力于开发和保存女教书这一重要教育资源。我们在批评其束缚妇女时，也应理性地考察这一传统教育资源，并弘扬其重视母教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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