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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朝野十分重视修订、编印女教书。官修女教书主要有太祖命朱升等人编录的《女诫》、成祖命解缙等人共同编辑的《古今列女传》、成祖仁孝皇后徐氏的《内训》《贞烈事实》、世宗生母章圣太后蒋氏的《女训》、神宗生母慈圣太后李氏的《女鉴》及神宗贵妃郑氏重刊的《闺范图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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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重视官修女教书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早在1364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就仿唐宋旧制在内廷设置六尚局，开启明代女官制度。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命礼臣议定宫官女职，裁定“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戒令责罚，则宫正掌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视唐减百四十余人，凡以服劳宫寝、祗勤典守而已。”47洪武十七年，更定女官品秩，六尚局皆升正五品，二十四司正六品；同时增设二十四掌，正七品；宫正司增设司正，正六品。48洪武二十七年，诏命铸六尚局印；再次更定女官品秩，增设二十四典，秩正七品；改二十四掌为正八品；尚仪局增设彤史，秩正六品；宫正司增设典正，正七品；女官总数达283人，其中宫官187人，女史96人。49女官制度在洪武末年臻于完备。洪熙宣德朝之后，宦官势力膨胀，女官职掌渐为宦者取代。明中期隆庆年间，穆宗下诏遵循祖制，“设六尚以备内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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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官之设主要为防止皇权受女宠、外戚及宦官势力的影响。元末宫廷混乱，“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51女官之设，使后妃行止有度，不得违礼越制，乃至结交外臣，干预政事。明太祖定国后，便下诏令宫监不得识字，更不得预言政事。与此形成对照，女官则要求能读书写字，并通晓算法。明代宫廷教育非常严格，嫔妃宫婢均被课以经书，往往选年高知书的内官任教，“所教宫女读《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女训》《女孝经》《女诫》《内则》《诗》《大学》《中庸》《论语》等书。学规最严，能通者升为女秀才、升女史、升宫正司六局掌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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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官之设不仅在管理内廷、表率宫女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影响了后妃的道德修养。如广东番禺人陈瑞贞“善书数，知文义，后宫多师事之，称女君子，亦曰女太史”，“执礼书以从后（太祖马皇后）”，“以《内则》佐高皇后母仪一世”。53这位陈瑞贞女史颇有当年曹大家在汉宫里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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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官之制是朱元璋防范内廷干政的措施之一，它同时又促动了后妃对女教的重视，先后颁行了多种女教书。此外，女教书之颁布与明代政局之更迭也有一定关系。其中以成祖命解缙等人共同编辑的《古今列女传》、成祖仁孝皇后徐氏的《内训》《贞烈事实》，及神宗贵妃郑氏重刊的《闺范图说》最为明显。“靖难之役”后，明成祖颁行《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典籍，统一文化思想。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一统思想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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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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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颁行的徐皇后《内训》及解缙等人的《古今列女传》等女教书，也为挽回“靖难之役”的影响而重塑正统文化。《四库全书提要》按：“成祖以篡逆取国，淫刑肆暴无善可称。后乃特以贤著。”成祖以徐皇后的《内训》颁布群臣，俾教于家，而后又颁赐天下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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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范》本系吕坤（1536-1618）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任山西按察使时所编，后经刊行流传民间。太监陈矩由坊间购得此书，进呈郑贵妃。郑贵妃命人增补十二人，首篇为汉明帝明德马皇后，终篇则为郑贵妃本人，并嘱其伯父郑承恩重刻。郑氏想借重刊此书澄清其“蛊惑圣德、易储之嫌”。但明代朝廷女教多由皇后、太后编著并加以推动，而郑氏以一贵妃身份欲效前代贤后推行女教，难免有僭越之嫌，以致引起朝野政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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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修女教书与明代帝王的政治思想及政局更迭有着密切关系。女教书被皇权用来巩固大一统的基础，昭示妇德，小之则宁息内闱之争，大之则维系天下人心。官修女教书印证了“天下无可以不教之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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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前期官修女教书较盛。自成祖以后，宦官地位逐渐提高。一个明显的例子即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此后，多位皇帝少年即位也使宦官干政有可乘之机，如英宗即位时仅9岁、宪宗15岁、武宗也只有15岁。太祖定下的宦官不得识字的规矩也在宣德朝被突破了。女官之制原本为保障皇权，对内廷具有道德约束作用，但随着宦官势力的抬头，女官职掌渐为宦者取代，女官制度亦渐趋衰落。武宗厌恶尚寝局对自己的约束，不准彤史记其行止宿处，于是废六局之尚寝之设。女官之制的回落使得官修女教书一度陷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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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官修女教书，明代民间私修女教书的风气则更盛。私修女教书的印行以万历朝为高峰期，其次则明末清初较盛；除男性作者编纂外，也有女性口述或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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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私修女教书主要有赵南星（1550-1627）编纂的《女儿经注》、吕坤编纂的《闺范》《闺戒》、万历举人夏树芳（1551-1635）编纂的《女镜》、冯汝宗编纂的《女范编》、茅坤（1512-1601）增补的《古今列女传评林》、万历举人杨应震编纂的《贞懿录》、万历徽州人黄希周等编辑的《闺范十集》等。明末清初的私修女教书有陆圻（1614-1681）撰述的《新妇谱》、陈确（1604-1677）补作的《新妇谱补》，另有明末士人温璜（1585-1645）笔录其母陆氏生平训言而成的《温氏母训》、明末儒士王相母刘氏所撰的《女范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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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私修女教书盛行与武宗朝以降的明代世风有着密切关系。武宗在位虽短，但他放纵的行为令其道德规范尽失。他的为所欲为既破坏了政治稳定，也动摇了伦理道德的约束力。武宗有位无德表明皇权与道德规范的分离，加速了社会危机的到来。其继位者世宗通过大礼议巩固了皇权，却进一步破坏了伦理道德的约束力。嘉靖四年二月，四川兵备副使余珊曰：“自大礼议起，凡偶失圣意者，谴谪之，鞭笞之，流窜之，必一网尽焉而后已。由是小人窥伺，巧发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55十三年南京兵部主事刘世龙应诏陈事曰：“今天下刻薄相尚，变诈相高，谄媚相师，阿比相倚。仕者日坏于上，学者日坏于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风。”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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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仕风败坏，嘉靖以降不少士人选择远离朝廷。他们或悠游山林以享受余生，或奔走讲学以救世自任，开辟了朝廷之外的文化空间，预示了政治与教化的进一步分离。武宗时，道义在群臣而不在皇上；世宗时，道义在地方讲学诸人而不在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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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一背景下，私修女教书在神宗万历朝达到高峰。赵南星编纂《女儿经注》时指出，鉴于世道衰颓，又见女子“享厚而德薄，容美而心丑”，归咎于父兄未尽教育督导之责。故欲振风教，编《女儿经注》达到劝诫之目的。赵南星所谓“振风教”，就是兴女教以达到挽救世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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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在《闺范》编撰宗旨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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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教衰，而闺门中人竟弃之礼法之外矣。生闾阎内，惯听鄙俚之言，在富贵家，恣长骄奢之性。首满金珠，体遍縠罗，态学轻浮，语习儇巧，而口无良言，身无善行。舅姑妯娌，不传贤孝之名，乡党亲戚，但闻顽悍之恶，则不教之故。乃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闺门万化之教，若如是，内治何以修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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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不满于世教衰微，认为女子种种恶行都是由“不教”引起的。弃礼法而不教，则为邪教之流敞开了大门。吕坤编修女教书是为了整饬内治，净化闺门，使女子由“不教”变为“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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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镜》的编纂者万历举人夏树芳，曾因老母年高，为尽孝道，不赴科考凡四次，充分显示其淡泊名利、敦厚超俗之心。由序言可知，其撰写目的无非希冀《女镜》一书刊布，使后世家传户晓，闺阁中人同习共勉，互以《女镜》为鉴，正其衣冠，端其模范，而收振兴世道与女德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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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武宗以降，朝廷道德失范，在野士人力挽浇漓世风，运用民间文化资源，大修女教书以树女德风范，振兴风教。故其女教书的内容和形式也更为切近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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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清女教书之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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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女教书的体例通常包括传记体和告诫体两种形式，前者以刘向的《列女传》为鼻祖，后者以班昭的《女诫》为范式。汉代女教书之滥觞，一方面开启了正史中撰写列女传的先例，另一方面推动了告诫体女教书的创作和传习。唐代出现了模仿《孝经》《论语》体例而作的《女孝经》《女论语》。明末，山东琅琊人王相将其母刘氏所撰《女范捷录》，与东汉班昭的《女诫》，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合著的《女论语》58，以及明仁孝文皇后徐氏所撰的《内训》合刊为《闺阁女四书》。明代《闺阁女四书》是告诫体女教书经典化的产物。而自晚明至有清一代，女教书通俗化则一直是士人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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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孝文皇后所著《内训》在体例上仿效《女诫》的告诫体。班昭的《女诫》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内训》“病其（《女诫》）略”，较之前者在内容上分得更细致，包括《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警戒》《节俭》《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二十章。其中相同的条目，如《事舅姑》《事父母》《事夫》《母仪》《修身》等，形成了女教规范的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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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观念之外，还有一些因时或因人而异的条目。这些条目往往反映了规范观念的时代变化。如唐代《女孝经》之《贤明章》论及“妇人之德无以加于智乎”时指出：“人肖天地，负阴抱阳，有聪明贤哲之性，习之无不利，而况于用心乎？”著者还以樊女问贤为例，赞叹妇女以慧言谏君主。《谏诤章》论及“妇从夫之令，可谓贤乎”，指出：“夫有诤妻，则不入于非道……故夫非道，则谏之。从夫之令，又焉得为贤乎？”唐代另一部作品《女论语》的《事夫章》也指出，“夫有恶事，劝谏谆谆”。由此可见唐代开明的夫妇之道，以及对女子慧言劝谏的肯定。而明初《内训》的《事君章》虽言及“诵诗读书，不忘规谏”，但又特别强调“中馈是专，外事不涉，谨辨内外，教令不出”，“毋干政而挠法……干政则乖，挠法则乱”。再参以《内训》所增条目《积善》《崇圣训》《待外戚》等，可见明中期以前，宫廷女教较之唐代更趋向内敛，对妇女干政尤为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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