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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女性受教育时间和内容的不确定性上,我们可以比照男子教育来看男女教育期待的区别。男子读书的目的性很强,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指出:“‘业儒’二字须规实效,若徒务虚名,转足误事。富厚之家,不论子弟资禀,强令读书”,“丰其衣食,逸其肢体,至壮岁无成,而强者气骄,弱者性懒,更无他业可就,流为废材。子弟固不肖,实父兄有以致之。故塾中子弟,至年十四五不能力学,即当就其材质,授以行业。农、工、商、贾,无不可为。谚云‘三十六行,行行出贵人。’有味乎其言之也”。82于成龙(1617-1684)总结数十年守身处事经验时也指出,“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子弟十二三岁,贤愚已定,贤者做向上事,愚者亦令执一艺,庶不致闲旷其身”83。男子之所以在十三四岁时在学业上分流,是因为他们读书若取不了功名,对治生无益。《温氏母训》中明白地道出:“一读书,生事啬矣……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各人各治所生,读书便是生活。”84男子可以通过读书而达到治生的目的,而女子却不可以。同样,男子教育的实效和历史较易受到注意和认识,而传统女教的情形则比较模糊,也难以为后人重现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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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以女教书为关注焦点,考察了明清士人是如何不遗余力地在文本编纂体例、出版形式以及内容上改进女教书,使之更加通俗化并能与时俱进。明清女教书的个案研究昭示:女教历来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家庭和谐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清士人为了实践“天下无不可教之人”的理念,致力于开发和保存女教书这一重要教育资源。我们在批评其束缚妇女时,也应理性地考察这一传统教育资源,并弘扬其重视母教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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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第二章 “但求片石志吾墓”:母德与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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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归有光(1507-1571)曾为一位郭孺人撰写墓志铭。这位孺人辛劳一生,先帮丈夫以年赀贡入太学,直至做了县官;又督教儿子考中了进士。“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仅已登岸,而操舟者没焉。”郭孺人没身前有一个心愿,一生尽瘁于夫家,“但得片石,求能文者志吾墓足矣”85。归有光赞曰:“孺人以女子,有志于名后世,夫岂为区区之名,即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没没者。”86由此可见,古之妇女多么重视通过墓志铭“名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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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妇女的研究中,郑必俊教授检索《四库全书》得宋人文集180余部,其中载有妇女墓志铭千余篇。这些墓志铭多为两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所撰写。她从这些墓志铭中,发掘出撰者对不同妇女个体的评价标准及其所反映的妇女观。柏清韵(Bettine Birge)则将朱熹的《小学》文本与朱熹笔下墓志铭中的妇女形象相比照,发现朱熹在生活中对妇女的评价显然宽于经典文本中的说教。87一些学者在批评墓志铭有谀墓文字、应酬文字之嫌时,也积极地指出:墓志铭中大量保存了为正统史学所忽视的弱势群体的实际生活材料。88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墓志铭是研究士大夫妇女观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笔者注重分析士大夫所记载的女墓主的生平事迹的类型,对于他们的誉美之辞,将结合事迹本身来反观作者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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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选取了较有影响的明代文人文集,如归有光(1507-1571)之《震川先生集》、徐渭(1521-1593)之《徐渭集》、袁宗道(1560-1600)之《白苏斋类集》、袁宏道(1568-1610)之《袁中郎全集》、袁中道(1570-1623)之《珂雪斋文集》、钟惺(1574-1624)之《隐秀轩集》、钱谦益(1582-1664)之《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谭元春(1586-1657)之《谭友夏合集》、陈子龙(1608-1647)之《安雅堂稿》等,以其中百余篇女子的墓志铭为依据,探讨女教中的母德与妇道观念和士大夫笔下的妇女形象之间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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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德:操舟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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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百余篇墓志铭,大多述及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女性生命过程,其中以母道的记载最为详细。因为多数墓志铭是由子辈写了行状后,再拜托著名文人改编润色。也有一些墓志铭就是由文人亲笔为母亲(辈)所作,如徐渭的《嫡母苗宜人墓志铭》、谭元春的《先母墓志铭》、袁宗道的《外大母赵太夫人行状》等。他们对母亲持家主政和教子有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然而,墓志铭中所反映的持家和教子与女教书的训导并非完全同出一辙,在许多方面母亲的行为已远远超出女教书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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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墓主多数被描绘成天性聪敏,知书达理。如徐渭的嫡母苗宜人“性绝敏,略知书,其持身严毅尊重,内外莫不敬惮。其描写俎醢,为世女师”89;陈子龙笔下的谢孺人“冲顺端恪,明达而能婉,勤敏而不严,是以在室有女士之称,于归配君子之德”90;归有光笔下的张孺人则“尤凝重贞淑,颇习《小学》《列女传》,能了大义”91。这些妇女多出身士大夫家庭,从小耳濡目染于书香中,略习女教书。出嫁后,随着其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转换,她们的生活阅历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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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男性家长是一家之主,是父权在家庭里的象征。但是在墓志铭中男性家长多被描绘成有名无实的一家之主。如袁中道笔下的龙太夫人的丈夫渠阳公,“为词人,为清吏,不复问家人生产,而寄之太夫人”。他笔下呙孺人的夫君健翁,则“不问生产,终日嬉游里闾,携枰觅弈,早出醉归,人呼为地仙”。归有光则借张孺人子辈的话,称张氏的丈夫“于江山绿野之间,情闲意适”。是什么让这些一家之主能不问生产,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实吾母之助为多”92,此语道出了个中的秘密。这些发自子辈的赞叹,把母亲——这位有实无名的一家之主从幕后请了出来。母亲是家庭的全权主管、顶梁柱,这是上引墓志铭给读者的强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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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母亲的权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上引文中的“寄之太夫人”,表明男性家长把自己的责任和权力托付或转移给女家长。这些母亲充当的角色更像是代理人,代替男性家长管理家政。而母亲之所以能担当得起代理人的角色,则是因为她们具有超人的才能。如龙太夫人被称赞为“淑德贞操,为士女范,而才足以副之”。陈子龙笔下的郑孺人则治家有能声,得以“凡家政尽属焉”93。徐渭赞其嫡母苗宜人“其才略酬应,畜酿种植,出入筹策,驳辨禁持,则宗戚子妇、宾客塾师、老牙妪、悍奴婢靡不失气”94。苗宜人之持家既有章法又威严能辨,不论是老资格的侍妇,还是强悍的奴婢,无不俯首听命——俨然一个活脱脱的王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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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掌握了管理权,成了家庭的主政之人。那么她们的管理内容又包括什么呢?综观这百余篇墓志铭,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生产、理财和人情交往。在生产方面,像苗宜人对畜养、酿造和一般种植都能应付自如。龙太夫人则“下至一草一木,悉有方略”。看来这些母亲不像那些“菽麦不分”的书生,她们治理生产颇为行家里手。在理财方面,呙孺人被赞为“娴治家,丰俭有节制”。由于她善于理财,“初时窘甚”之家竟然“久而渐裕”。而张孺人初到夫家,“治生纤悉,仅仅取足”。她“恒宿储甘旨”,令家用出入得当。值得一提的是本章开篇提及的那位郭孺人,她于理财颇有成绩。郭孺人的娘家田肥地美,岁收颇丰。她捐嫁时衣被财物在故里买田置业。“每岁之冬,即往收获。苦寒迨春,而面尝皲瘃。”经历了这般辛苦经营,其家庭经济状况从“几无以自赡”到帮夫君以年赀贡入太学,足以想见其理财之功绩。人情交往方面,则不仅包括宗戚朋友、宾客塾师,还有奴婢牙役人等。苗宜人“出入筹策,驳辨禁持”,令周围人等“靡不失气”。钟惺笔下的夏孺人“性严察,往往用理家方略部署诸妾媵,默寓其操下之意,使人不能有言”95。在“严察”和“驳辨”的字里行间,这些母亲治家严整之风范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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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手下人等“靡不失气”或“不能有言”并不是对这些母亲的最高评价。夫君对她们管理家政的态度才是最好的检验。郑孺人治家有能声,她的丈夫“以贵公子擅才藻,意不可一世,而独雅重孺人,交相敬也”96。这位丈夫虽不可一世于外,但在家里却单单敬重郑夫人。夫妻“交相敬”的圆满结果充分肯定了妇女持家有道的管理才干。值得注意的是,袁中道在评价龙太夫人治家时,将其定位于“妇德母仪之余,营综家政”。显然,他并没把管理家政归在“妇德母仪”一类。的确,反观女教书中的教导,管理家政并非母亲专职。再看反映清代家庭生活的小说《红楼梦》和明代家庭生活写照的《金瓶梅》,其中有管理才能的女子也属凤毛麟角。相比之下,墓志铭中记载的这些治家有能声的母亲则显得那么难能可贵。她们以其管理才干“受属”“受寄”于男性家长而执掌家政,成功地代理着一家之长的职权。她们的代理权不仅得到家庭内的认可,还在身后被子辈写进墓志铭,令其治家的才干和功绩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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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得到两点启示:其一,妇女的管理才能在明代社会,至少在士大夫家庭得到肯定;其二,在明代,有一批像这些女墓主一样以才能支撑家庭的母亲,她们以人生经验丰富了女教书对“妇德母仪”的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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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家主政以外,这百余篇墓志铭对母德的另一个重要阐释是教子有方。一些母亲主动地将父道、师道和母道承担于一身。所谓父道和师道在《三字经》中解释得浅显易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关于母道,其内涵之丰富不仅反映在女教书中的“母取其教,不取其慈”的思想,在墓志铭中的个案记载也间接传递出类似的信息。钟惺笔下的昝孺人曾说:“儿父脱身千里外,旷岁不一归。父道师道,吾职也。吾曷敢以一母道塞责乎?”97那么,从这些具体的事例中,我们又能考察出哪些内容被涵盖于母道之下呢?笔者在仔细爬梳后,认为以下三大方面颇具意义:延师伴读,亲自课子,以及为人为官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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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师伴读方面,归有光笔下的张孺人颇具代表性。张孺人敬承夫志,向伯兄咨询,博访名宿,然后延请到家塾来。她对这些名师慷慨馈赠,家产荡尽。于是,她又卖掉自己的妆奁补充延师费用。张孺人不仅费心延师,且伴子读书,丝毫不敢懈怠。“每夜篝灯课读,而躬自辟纑,虽隆冬冱寒,户外雨雪交作,犹凄然相对,不少假借。”98另一位蔡孺人亦教子甚严,“每夜,篝灯火,令从旁诵读。时或加笞,已复流涕,中心实怜爱之也。出入必令老仆随之,戒毋与轻侠游。”99这种一边鞭笞一边流泪的母亲形象在明清文人笔下非常普遍。流泪是母亲怜爱的本心,而鞭笞是母亲替丈夫行父道乃至师道之职责。盛清时期的地方官、《女学》的作者蓝鼎元曾撰文回忆寡母:每当他不想读书时,他母亲就痛哭流涕不肯吃饭直至他认错。此后,蓝鼎元再也不敢说不想读书,他的读书声和母亲的织布声日夜相伴,且冬夏不舍。100这位母亲以身作则,以勤于纺织来督促儿子苦读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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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墓志铭中看,还有一些有才学的母亲亲自课子。母亲课子的内容多集中于诗书礼义。据载,昝孺人冬夏课《诗》《书》,春秋课《礼》《乐》。“人以母也而父道师道具焉。”101袁中道笔下的呙孺人,“少习诗书,多识前言往行。每三儿至室,或燔枯而坐,太母语以古今忠臣孝子之事,及经史疑难之旨,瓶泻波流。”102仅这“瓶泻波流”一语便生动地传递出呙孺人的广博才学,以及她课子时酣畅淋漓的风采。而谭元春笔下的杨孺人,苦于丈夫学成而试困,严格督课诸子。她边流泪,边勉励儿子说:“汝父数奇,王母以为憾,汝忘汝父困于一试乎?”103杨孺人涕泪之言令其严格课子的辛劳形象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母亲以“汝父困于试”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以此激励诸子奋发读书,不要重蹈父亲的覆辙。杨孺人不仅“以母也而行父道”,而且还在课子时妙用父亲“困于试”这个失范的事例。母亲课子有僭越父道之嫌,由此树立起来的母亲的权威性更引起社会的不安。104但从百余篇墓志铭来看,子辈对课子母亲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既敬佩母亲的才学,又赞赏她们兼顾父道师道的家庭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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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中关于教子之道的实际情形之记载弥补了女教书中母道的教条。在典籍训导中,教子分为母道、父道、师道。如果只从训导之辞出发,母亲在教育中的作用则得不到正确的评估。从子辈的切身体验看,母亲无论在学问方面,还是在督导方面,都担起了父亲所应承担的责任。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许多文人父亲仕宦在外,其家学的承袭很大程度上靠母亲教导。以上引自墓志铭中的材料有利于重新评价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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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子辈的教育,不仅要督导学业,还要关心他们成人之后的为人处世,其中教子为官清廉是最受推崇的。陈子龙笔下的谢孺人教子有方,儿子取了进士,为宦嘉兴,谢孺人携带着自己的钱财,随子赴任。“侍者进曰:‘何夫人之好劳也!在官岂有不给者乎,而烦其筐箱以累行者?’太孺人曰:‘尔何知!我观今之仕者,尽室而行,以食于兹土,惟是朝夕之不易,而惟贿是求。今之称百石吏至不能自给,而曰以禄养,是诬其亲也。我欲子为廉吏,而不携其帑,何以备缓急?’”陈子龙赞曰:“太孺人之卓识,世之君子弗及也。”105这位谢孺人可谓“廉母”也。为了帮儿子为官廉洁,她自备钱财随子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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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记封太孺人赵氏“教慈训廉”事。孺人之子举进士,出宰慈溪。她告诫儿子:“人知母之慈,不知母之廉。天下有慈母而褫子之衣、夺子之食者乎?母慈则必廉,官廉则必慈。汝勿谓不习为吏,以我为师可矣。”106以一位母亲的慈爱心来解释为官之慈与清廉的关系,既浅显又意味深长。其中“以我为师可矣”则反映出这位母亲的自信和魄力。孺人此番言语打动了钱谦益,他感叹:书其为母之训词,以示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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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宗道赞南皋母太夫人:“今天下以气节显著,儿童走卒,无不闻其名而壮之者,惟江右邹南皋公,而不知太夫人固有以成之也。”“世之为父母者,初时课儿读书,所望止于取科第,为显官。一入仕途,辄教以隐忍缄默,惟恐其少激昂,为官累。偶遭祸患,张皇错愕,怨言满室。”而南皋母惟欲其子为世忠臣,舍身报国。“谁谓闺阁中无大丈夫乎!”107他认为,古今妇人女子,受崇封者多如泥沙,生死无闻,与草木同朽。而南皋母有古之“正母”之风,虽不恃生封为荣名,而并耀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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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官场风气甚衰靡,“仕者或喜乾没,龌龊算赢利”。若许文穆、张文毅、王襄毅之流,皆以贾起家,其人咸至将相。邹南皋能出此污泥而不染,实是母亲为人风范使然。袁宗道这篇墓志铭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南皋母与那些受崇封的妇人相比,认为南皋母虽然没有荣名,但其风范应传世。一般而言,史册所记载的受朝廷赐封的女子可谓名留青史,其行为事迹基本上得到当政者的认可或表彰。然而这并不能代表当时士人的道德观念取向。在士人看来,那些教子避祸隐忍的受封妇女不过与“草木同朽”,因为她们没有什么令人感动或裨益于国家社会的贡献。倒是像南皋母这样,虽名不见经传但惟欲其子舍身报国,其事迹感动了士人并欣然为之做传。这才是士人对于母道的高度赞赏。而往往值得人们记住的女子却不一定受封,能使她们流芳千古的一个渠道就是士人笔下的墓志铭或传记。由此可见,墓志铭是国家旌封之外、士大夫用来进行道德评判的一个补充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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