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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扶书出，夜色烧烛短。循环无已时，课此亦自遣。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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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丈夫外出，公公垂暮，这位女诗人深明教子的重要性，她责无旁贷地执书课子。诗中言及的“养”与“教”的问题是明清时期母教的核心之一。明中期以后女教书重视母仪的趋势在吕坤的《闺范》中反映得最明显。吕坤在“母道”中说道：“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可见他重视母仪的核心是“母教”。女教中对女道强调的是孝，对妇道强调的是节，而对母道则强调的是教。母道的规范已丰富了妇女的家庭角色，强调了母亲作为师长的严格和严肃性。母亲不只是为家庭繁衍子孙，更是要担负起教育晚辈造福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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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女诗人顾若璞（1592-1681），字和知，钱塘人，明上林丞顾友白女。她在《卧月轩稿》自序中也谈及课子一事。丈夫去世后，顾若璞以丸熊画荻的古代贤母为榜样，承担起教子之职。“当是时，君舅方督学西江，余复远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经史，奚以课藐诸孤，而俟之成……于是酒浆组纴之暇，陈发所藏书，自四子经传以及《古史鉴》《皇明通纪》《大政纪》之属，日夜披览如不及。二子者，从外傅入，辄令篝灯坐隅，为陈说吾所明，更相率咿唔，至丙夜乃罢。”194女诗人顾若璞不仅以督促儿子学习为己任，而且还日夜披览经史充实自己的学识，以不负传道授业解惑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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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首诗和一篇诗序反映了女诗人教子的情形和心理，而更多的作品则是这些女作家在子女成年后，以诗、文等形式传递教诲。清代著名女诗人恽珠（1771-1833）“相夫有政声，训子以实学”195。时人称其“教子以严且正，发言动容，皆有法则”196。恽珠见长子麟庆中进士的泥金帖子前来报喜，以诗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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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见泥金喜复惊，祖宗慈荫汝身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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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虽并春风发，心性须如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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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毋忘修德业，立身慎莫坠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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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告戒休轻忽，持此他年事圣明。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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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珠勉励儿子在功名面前力戒骄傲，保持平常心态。她以“处世”“立身”之道教育儿子时刻不忘道德修养，谨慎从事，切莫毁坏家庭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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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山东新城女诗人徐氏，幼读诗书，素有才名。适陕西参议耿鸣世，其子耿庭柏官至巡抚浙江都御史。徐氏有《寄子诗》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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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内平安报尔知，田园岁入有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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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不用南中物，好作清官报圣时。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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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的儿子巡抚江南，曾给母亲捎去一些土产，她收到后，便以这首诗作为回书劝诫儿子为官要清廉。这与《世说新语·贤媛》所载的东晋陶母的故事前后辉映。陶侃为浔阳县吏，监鱼梁，以一缶腌制的鱼送给母亲。陶母回书责备陶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陶母故事相传甚远，吕坤曾把它辑入《闺范》，并赞之以“廉母”。虽然女诗人徐氏与陶母千载之隔，但以贪诫子的妇德母仪，借箴管慈教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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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主题也反映在女作家写给儿子的书信中。李际阳母在《遗子弟四书》中谆谆教导子弟为官要洁身自好。“昨闻人云：尔不好钱，只是以身借人，似乎不得时人欣羡。我心窃喜，但恐非尔所及也。从古圣贤，那个不以身借人……子果有是，更当勉力多为，前进无后退。只要认得理真，力所可为，虽天下非之而不顾；即害之所在，虽千万人避吾往矣，切莫因人言而终止也。”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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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女诗人左锡嘉（1821-1850）在《训子书》中嘱咐儿子小心为官，谨慎交友。“今既出仕，须勉为循吏，无负国恩，无堕家声……谒见上游，必恭而有礼；接见寅僚，必和而不流。凡事均宜请教先达，勿自恃，勿自是。先询地方之利弊，民情之厚薄为要。若留省学习则当事事留心，以期历练；如赴新任，则幕友宜择品学，以资请益。门丁之辈，绝少善良，务宜择而用之，切不可用带帐者，致将来受其愚弄，受其钳制。公事必须亲自详察，批判不可假手于人，亦不可任性于己。”她还告诫儿子，为官要不爱钱，处处为百姓省钱。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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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封教子书信中，饱含母亲对儿子的治学交友、为人为官等多方面的教诲，而且言语中透露出母亲为人处世的作风。这些教子的书信并非闲话家常，而是倾注了母亲对一方国计民生的关心。这些母亲虽不能为官一方，却可以通过教子将其道德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传授给儿子，并督促他们体恤百姓，为官廉正。从李际阳母和左锡嘉的教诲中，可见她们“认得理真，虽天下非之而不顾”的凛凛正气，以及她们虽身处内室但对官场世情内幕的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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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有言“教诲尔子，式穀似之”，指用善道教子，教子为善。中国古代母教传统中树立了许多教子的贤母榜样。如，教子以礼，正家以礼的孟母；以贪诫子的陶侃母；望子以正，唯道义是责，教育儿子在党祸冤狱面前凛然取义的东汉范滂母；责备儿子不行仁政，专逞武夫之技，并杖击之的陈尧咨母冯氏。此一母教传统极大地丰富了妇女家庭角色的内涵。如何看待母亲对儿子为人为官的教诲呢？本章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实际亲属关系”（practical Kinship）中存在的“支配的权力”（dominated power）理论来分析这一层特殊的母子关系。在明清社会里，妇女一般都不能以官方的形式来行使权力，但她们可以通过亲属关系去影响某一治理百姓之权力。曼素恩在研究中指出，盛清社会中出现了一批饱读诗书且又极具影响力的母亲。这些妇女受业于满腹经纶的父亲，又将娘家的家学传授给儿子，以“母师”之尊严顶立门户。201换言之，母教赋予母亲以“为父为师”般的地位和尊严，母亲用她们的教育影响力来支配儿子手中的权力。像李际阳母和左锡嘉正是通过教诲为官一方的儿子，积极地影响着他们行使治理百姓的权力。这种通过亲属关系，将母亲的教育影响力波及游宦四方的晚辈身上的权力模式，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代妇女的家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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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教是妇女家庭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母教不只是执书课子，更重要的是传授社会准则和道德价值观。在教子过程中，母亲利用女教内则所要求的教子责任，充分展示了诗书之教所赋予的文化底蕴和道德价值观。母亲足不出户地将其教育观念灌输给游宦四方的儿子，并影响着一方社会的治理。她们教子的诗作或书信，既是内范家书，又是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为人为官的箴言。母亲借手中箴管传授慈教，表明妇女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播散着社会教育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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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集出版与追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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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妇女写作和结集出版之盛况已经成为学界不争的事实。虽然许多文集已散佚，但有些序跋辗转流传至今。这些序跋记录了女作家的教育经历、创作过程，以及她们对于结集出版的矛盾心理，是颇为珍贵的资料。本节将从这些文集序跋中考察女教双重观念影响之下女作家文学创作和出版中的矛盾心理，以及妇女著作中所流露出的以写作和结集出版追求不朽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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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作家吴柏在给父亲的书信中表述了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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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谕检韵离辞，非妇女事。女岂不知？但女于此道，似有天缘。每于疾时愁处，无可寄怀，便信口一吟，觉郁都舒而忧尽释也。如所谓吟安一字。皱眉耸肩之苦，颇觉无之。若夫劳心费思，反以增病，则女已久焚笔研，摈青箱矣，宁俟父今日谆谆相诲乎？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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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柏早知诗词创作不是妇女分内之事的教诲，但并不盲从。她的生活经验证明这一教诲并不适用于她。吟诗诵词可以帮她排忧解困，成了她的人生寄托，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劳心费神。于是，她认为自己享受着诗词创作的益处，不必为教条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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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其家庭角色并不冲突。从文集之命名可管窥其创作心态，如《红余诗草》《绣罢吟》《绣闲集》《绣阁炊余草》《绣余试砚》《女红余艺》等。203清代女作家吴文媛在《<女红余绪>自序》中叙述了她的教育经历和创作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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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字三千，教以声韵；《内则》一篇，训以箴规。既而复诫曰：女子之识字也，不过数千，不必墨舞而笔歌，焉用执经而难字？宜勤工于绣作，莫懒惰于馈事……媛之所好者史文词赋，书画诗棋。乞刺绣之余暇，假制衣之分赀，货求市买，古异新奇。亲亦无有不从者，日渐购而得之。于是寓目上口，得心应手，见人物之品题，知识方新；读河山之图记，览游已久。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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