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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女弟子诗选》共选收28位女弟子的佳作，女弟子多为浙江人。卷一席佩兰排名第一，孙云凤位居第二；卷二为金逸；卷三为骆绮兰、张玉珍、廖云锦、孙云鹤；卷四为陈长生、严蕊珠、钱琳、王玉如、陈淑兰、王碧珠、朱意珠、鲍之蕙、戴兰英；卷五为王倩、卢元素、吴琼仙、张绚霄、毕智珠、屈秉筠、许德馨；卷六为归懋仪、袁淑芳、王蕙卿、汪玉轸、鲍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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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选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袁枚及其女弟子之间交往的情形。席佩兰曾作诗记袁枚过访家门：“慕公名字读公诗，海内人人望见迟。青眼独来幽阁里，缟衣无奈浣妆时。蓬门昨夜文星照，嘉客先期喜鹊知。愿买杭州丝五色，丝丝亲自绣袁丝。”骆绮兰也有诗云：“闺阁闻名二十秋，今朝才得识荆州。匆匆问字书窗下，权把新诗当束修。”275记载谒见袁枚的情形。骆绮兰把自己的诗作当作给老师的见面礼。女弟子们还在诗中表达了对袁枚知遇之恩的感激，如席佩兰曰：“深闺柔翰学涂鸦，重荷先生借齿牙。漫拟刘公知道韫，直推徐淑胜秦嘉。解围敢设青绫障，执贽遥褰绛帐纱。声价自经椽笔定，扫眉笔上也生花。”276席佩兰感谢袁枚用他的如椽大笔斧正她的诗作，且自谦为“扫眉笔”。一经袁枚的点拨，席佩兰不仅笔上生花，且有千里马遇到伯乐之感。再如孙云鹤的诗：“从学三年久，论交四世深。屡蒙时雨化，敢作候虫吟”。277袁枚对女弟子的点拨之功在席佩兰的另一首诗中亦有所反映：“绛纱反报先生帑，黄绢深惭幼妇词。笔为扫眉常苦弱，文经击节便称奇。关雎偶出宫人手，竟作周南冠代诗。”278从这里可以看出，袁枚不仅在文字间传授经验，而且以《诗》三百篇鼓励女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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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弟子以“我是门墙听讲人”为荣，而袁枚更成为“三吴名媛争趋谒”的偶像。从《随园女弟子诗选》及袁枚自己的记载中可见，袁枚与女弟子的交往是公开化的。如席佩兰《三月三日随园夫子来虞山》诗：“书报春江下水船，去年秋望到今年。”“金钗愿拔留公住，换酒还须向婿谋。”279骆绮兰住在金陵，袁枚曾多次到她那里做客，并有《京口宿佩香女弟子家七日，赋诗道谢》《寓佩香女士听秋阁》等诗记其事。尽管袁枚年事已高，女弟子们也都大多有夫婿，但他们的交往还是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这种批评大致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袁枚提倡女子学诗的攻击。袁枚是当时诗坛泰斗，他对女子作诗的扶持、欣赏，无疑提高了女性写作的自信心，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袁枚此举受到章学诚的攻击：“近日不学之徒援据以诱无知士女，逾闲荡检，无复人禽之分。”“乃有不学之徒，创为风趣之说，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280他指出，“妇女内言不出阃外，《诗话》为之私立名字，标榜声气，为虚为实，吾不得而知也”，“则斯人之所谓名，乃名教之罪人也；斯人之所谓名，亦有识者所深耻也”。281从章学诚批评袁枚倡导女子作诗而令闺阁不安义分，“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可以反观袁枚对当时女教、女学影响之巨。在章学诚等人看来，袁枚推重女子诗作，并通过写《诗话》、编《诗选》等形式，赋予女子诗名，是违反正统名教、女教的大逆不道的行为。袁枚提倡女子作诗之举鼓动起江南一带女子拜师写诗之风气，并且给予她们一种新的企盼，即以诗流芳百世。这也是袁枚的女弟子遭受批评的另一原因。这些女弟子中有不少人在拜师之前是在家中与丈夫相互唱和的，如席佩兰与丈夫孙原湘，金逸与丈夫陈竹士，鲍之蕙与张舸斋，吴珊珊与徐山民等。她们之所以受到舆论的批评不是因为她们写诗，而是她们不甘于闺中唱和，拜师闺阁之外，还进一步借袁枚的名望传自己的诗名。正如席佩兰所言，“声价自经椽笔宠，扫眉笔上也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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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细观袁枚女弟子的诗作，不外是闺中小景、身边琐事，多为思夫悼亲之类的女性题材，与蕉园诗社女诗人的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为什么袁枚女弟子与蕉园诗社女诗人会受到舆论的不同评价呢？其一是时代因素。蕉园诗社的兴盛期在康雍盛世，而随园女弟子则在乾嘉时期。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有清一代社会风尚、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在清初与中晚期均有所不同，特别在社会风尚方面，由文教松弛向注重礼教转变。笔者在上文中所引社会对民间香会、结社的管制多自此一转变期加重。由于社会文化氛围的不同，因此舆论对女子结社作诗的评价会不同。其二是性别因素。蕉园诗社是女性诗人群体，她们的聚会、交往并没有触犯男女授受不亲之禁忌；随园女弟子则是以男诗人袁枚为中心，其公开场合中的聚会、交游明显有违正统礼教、女教观念。明代的李贽也曾以招收女弟子被视为“名教之罪人”。在女教和女学中性别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可或缺的，但性别互动多数情况下还仍局限在家庭、家族内部。如蕉园诗社的建立与男性亲属的联络、推动有很大关系；随园女弟子在家庭内部与丈夫的唱和并未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可见，超越家庭范围的性别互动关系在当时社会还是受到限制的。其三是文学因素。由于袁枚的诗论对王士禛、沈德潜、厉鹗这些在诗坛上地位很高的诗人多有批评，而《随园诗话》所选的多是无名之辈的诗作，尤其是女子的诗作，难免引起自命“正宗”的诗人们的指责。女子的诗作借袁枚在诗坛上的地位步入诗论的大堂之上，必然会遭到士大夫为维护男性的学术特权而发起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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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察了蕉园诗社及随园女弟子两个女诗人群体中的互动关系，并发现其中女性之间和男女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家庭空间存在某些关联。家庭范围内的男女互动关系是受到肯定的，而超乎家庭的，则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女性之间跨越家庭范围的互动关系则是不受局限的。虽然，家庭以外男女之间的互动关系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但其对女学观念的推动、影响却比家庭之内的异性互动关系更为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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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珠暗投：才女不幸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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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家庭及交游两个方面考察了女子教育中的互动关系，主要是从一些成功的事例中探寻互动关系之建立或维持，本节则拟从一些失败的事例中探讨互动关系之断层或终结的原因。冼玉清曾指出：“吾国女子素尚早婚，十七八龄，即为人妇。婚前尚为童稚，学业无成功之可言。既婚之后，则心力耗于事奉舅姑、周旋戚党者半，耗于料理米盐、操作井臼者又半，耗于相助丈夫、抚育子女者又半。质言之，尽妇道者，鞠躬尽瘁于家事，且日不暇给，何暇钻研学艺哉？”282她在这里只是从表象上谈及家庭琐事对女子教育的影响，并没有进一步探究某些思想观念对女子施展才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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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著名弹词女作家陈端生为例。陈端生（1751-1796），字春田，浙江钱塘人，与蕉园诗社的女诗人是同里。她从小生长在书香门第，姐姐陈长生也是一位女诗人。陈端生的祖父陈兆仑特别重视女子诗教，她的父亲陈玉敦能诗，母亲汪氏不但能诗且懂弹词。端生的父母认真执行陈兆仑的诗教主张，端生自幼就由“椿萱（父母）分韵课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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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端生曾著长篇弹词《再生缘》17卷共68回，约70余万字。陈端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秋始作《再生缘》，时为年仅18岁的闺中少女，前16卷64回于乾隆三十五年春完成。是年秋初，母亲汪氏病逝。次年，祖父陈兆仑去世，陈端生的创作暂停。她23岁时嫁给会稽范菼（字秋塘），先后生一女一子。她30岁时，丈夫恩科应顺天乡试，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伊犁。陈端生独力抚养弱子幼女。直到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儿女长大，她才续写辍笔14年的弹词创作。嘉庆元年（1796年）范菼遇赦归里，陈端生却染病辞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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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缘》先是在浙江传抄。陈端生自述诗中有：“浙江一省遍相传”，“闺阁知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乾隆四十九年，陈端生父亲改任云南临安府同知，《再生缘》前16卷随着传入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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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端生曾作诗记录她未嫁时创作《再生缘》的情形：“砚池薄薄冰初结，庭院深深雪未翻。夜拨炉灰还静坐，晓怜日影趁闲篇。短昼不堪勤绣作，仍为相续《再生缘》。”尽管她的作品传抄颇广，但由于母亲、祖父这两股积极支持陈端生从事文学创作的力量的逝去，陈端生的写作暂时停滞。陈端生后期创作的停滞还与丈夫范菼的遭遇有关。因此，陈端生要在家庭琐事上花费更多的心血，而且也影响到她的创作心态。由于陈端生的创作停顿，《再生缘》的知音“谆谆屡嘱全终始”，因此她不免与人有交往。在她和丈夫长期不能团聚的情况下，难免有谣言说她要改嫁。陈端生曾在《寄外》诗中表白：“妆阁早经疏笔墨，箫声久已谢庭除。谗言休扰离人耳，犹是坚贞待字初。”据《西泠闺咏》载：陈端生曾表示，“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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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端生少女时所受的良好教育，我们可以看到父女、母女以及祖孙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再生缘》的前16卷64回可视为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的结果。陈端生出嫁之后，她在失去亲人的推动、个人处于孤立的境况下，除了生儿育女及丈夫被祸等外在因素，其思想观念也受到周围环境压力的影响，由少女时“定要雄飞岂雌伏，长风万里快游翱”，一变为“妆阁早经疏笔墨”“犹是坚贞待字初”。由此，我们可以反观互动关系在女子成功经历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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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端生在《再生缘》中塑造了一个敢于与男性一比高低，并且比男性还强的女性形象，而她本人却在丈夫蒙难的时候，忠实地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将自己钟情的文学创作搁置一旁。如果以陈端生个人的文学才艺发展为中心来考察，《再生缘》写作的中断是女子教育互动关系的断层或失败；但若以相夫教子的女教宗旨来看，则陈端生放弃个人创作，全身心地投入持家教子之举则又是女教之成功典范。因为无论从女教层面，或是士大夫褒扬层面，女子教育的成功标志并不是她们本人在学问上的成就，而是她们在家庭，特别是相夫教子方面的成绩。正如宋代女诗人朱淑真所言：“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因此，从这里看出，在考察明清女子教育时面临一个评价标准问题，即是以现代的女子发展为中心，还是以传统的女教观念演变为线索去梳理女子教育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不同的评价标准会影响到教育互动关系的中心及终结点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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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子教育的评价标准问题，不仅是后人研究中的难题，也困惑着许多明清社会的士人才女。袁枚在《祭妹文》中记载了他与三妹素文共同受教育的情形：“予九岁憩书斋，汝梳双髻，披单缣来，温《缁衣》一章。适先生奢户入，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呼‘则则’。”“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284袁枚的妹妹素文许嫁浪子而又固执不肯改嫁，被丈夫卖掉，最终诉诸公堂回娘家。袁枚认为妹妹素文之所以持“一贞之念”，“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而他的过错就在于让妹妹跟他一起听了诗书之教。在袁枚看来，妹妹素文之受教育不仅无助于她的开蒙发展，反而因一味地仿效节义故事而一生受诗书教育之累。然而，若从女教之宗旨来看，素文一生守艰贞之念，可谓女教之成功。但从素文的家人来看，素文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而“一贞之念”倒成了精神负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文人对于女子教育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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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评价女子教育的不同标准及明清文人对女子教育的困惑，再反观上文中所论及女作家双重观念之游移，我们不难发现，明清女子教育存在着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是以相夫教子等理想教条来约束女子，另一方面则又为女子才华的发展开启了一扇小窗。在上文所讨论的以家庭或以社团为中心的互动教育关系中，发展女子才华、女学可谓教育观念中的主题。但相夫教子的教条又在女子的心里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影响着其才华的施展，甚至会为了完成相夫教子的使命而放弃个人才华的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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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对女子教育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发现了不同性别、辈分等因素之间教育观念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笔者为了考察的方便，曾试图以某一中心或某一层面为讨论重点将错综复杂的关系系统化，但笔者在讨论中已察觉这种所谓的系统化不免有模式化或简单图解社会关系之偏。因此，笔者在此强调本节的讨论不是要建立某一教育模式图型，而是想通过一系列的具体事例展示出女子教育观念运作过程中复杂的联系网络。明清的女子教育不像男子教育那样有定规可循，因此，探寻女子教育观念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就显得更为重要。女子教育在明清社会中基本处于无规则运作状态，其中每一环节、层面、点线的疏失都可能会影响女子教育方向。但学术研究的结果不能停留在面面俱到，若强调每一个点，那么将使所有的点都变得不重要了。因此综合本章，笔者认为有必要找出一个范畴来概括明清女子教育互动关系的基本维度，即家庭、家族内部的教育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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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第五章 想象历史和王朝：福建闺秀之居家与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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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闺秀常常伴随着男性亲属飘摇在旅途中，她们的足迹遍至清王朝的疆土。这些闺秀们东北游至关外辽沈，向南随宦于今天澳门附近的镇所，并横跨台湾海峡旅居台湾岛。她们以诗词详细地记录其游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诗作较完整地保存在两部至今流传的诗话集中。一部是《闽川闺秀诗话》，由闽籍文人梁章钜（1775-1849）辑成于1849年。梁章钜于嘉庆七年（1802年）中进士，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退隐。梁氏的堂妹梁韵书鼎力赞襄其事，挨家挨户地拜访闺秀诗人并将所辑诗作呈送给她的堂兄。285另一部是丁芸（1859-1894）于1904年纂成的《闽川闺秀诗话续编》。续编突破了梁著囿于家庭小圈子的局限性，丁氏更广泛地收辑了130位闽地闺秀诗人的作品，时间跨度也扩展到17至19世纪。本章所分析的诗篇集中展现了清中期女作家对历史和闺阁以外天地的想象。本章通过她们对历史的品评及对政治、文化、地理的生动再现，探究闺秀诗作中流露出的历史和空间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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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的历史和空间意识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所描述的“想象的邦界”（imagined communities）异曲同工。286本文借用了安德森所总结的三个关键资源：由中央界定的政权、神圣的文字和宇宙观，以展示闺秀对历史和王朝的想象。安德森认为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这些资源在社会中催生出一种不自觉的凝聚力，或由宇宙观或由宗教教区身份所支配。287他指出现代社会是唯一能产生政治自觉的社会形态。然而，本研究表明早在中华民族国家结胎之前，闺秀们已崭露出对各种形态的邦界的想象和认同。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指出，“当这些认同一经政治化，它们就等同于所谓近代的‘国家认同’”288。在前近代和近代的邦界想象与认同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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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闺秀在羁旅诗作中常常言及景物和气候，她们往往会触景生情地联想起家乡并有意地指认闽地为家乡。她们在居家诗作中庆贺朝廷对男性亲属的恩宠，并喜出望外地分享着那份与朝廷的政治纽带。闺秀的“想象邦界”也延伸至福建以外的天朝疆土，她们的作品以多种方式传递出这种想象的延伸。“天”和“天下”常常用来表达闺秀对邦界的空间意识。她们用“天下”指王权所及之疆域，用“天外”描述天朝以外的“番邦”，或以“天边”指福建沿海地带。她们用“朝廷”和“国朝”表达其对中央政权的认识。此外，她们用“塞外”“边关”“红苗”“西虏”展示其对“文野”的文化边界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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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闺秀对历史和空间邦界的想象见于以下主题：旅居和返乡，风土景物和亲属网络。中央界定的政权体制要求学士和官员们频频负笈履任289，与之相伴的闺秀们以诗词记录了跟随宦游的经历；相应地，这些经历有助于旅居者认识地方，她们把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福建以外边省政治的关心相连接。亲属网络则通过不断地确认和维持其网络关系，把那些靠想象来维系的地方群体紧密地联系起来。本研究表明，正是这些文化资源强有力地塑造了闺秀对历史和政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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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地的男性精英作品表明他们借科举考试或仕途之由经常到家乡以外的省城或大都市去。尽管闺秀们隐身于轿帘后面，舟篷之下，或官衙内闺，她们的羁旅作品中也还是透露出男性作品中那种都市情结。290近期关于明清妇女的研究硕果累累，从空间和地方、政治观念、身份认同等方面挑战以往的成见。本研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高彦颐曾著文讨论明代妇女的游记作品，她指出闺秀不仅迈出闺房，而且用其旅途经历反观并超越闺秀的生活空间。291曼素恩关于妇女诗作中政治观念之研究指出，尽管清代妇女有关政治的诗作为数不多（受限于编者的则例或妇女的自我审查），但其关心政治的传统却仍清晰可见。这一传统上可溯源至11世纪，下可抵达20世纪初。292笔者关于明清妇女的近作也揭示出明清女诗人对其性别角色、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认同并非简单地盲从于女教书的规范；相反，她们不断地赋予新解以拓展生存空间。293综上，明清闺秀并非足不出户的“幽居”，而是关心政治，并在女教教条的框缚下尽力打造施展才华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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