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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第五章 想象历史和王朝：福建闺秀之居家与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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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闺秀常常伴随着男性亲属飘摇在旅途中，她们的足迹遍至清王朝的疆土。这些闺秀们东北游至关外辽沈，向南随宦于今天澳门附近的镇所，并横跨台湾海峡旅居台湾岛。她们以诗词详细地记录其游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诗作较完整地保存在两部至今流传的诗话集中。一部是《闽川闺秀诗话》，由闽籍文人梁章钜（1775-1849）辑成于1849年。梁章钜于嘉庆七年（1802年）中进士，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退隐。梁氏的堂妹梁韵书鼎力赞襄其事，挨家挨户地拜访闺秀诗人并将所辑诗作呈送给她的堂兄。285另一部是丁芸（1859-1894）于1904年纂成的《闽川闺秀诗话续编》。续编突破了梁著囿于家庭小圈子的局限性，丁氏更广泛地收辑了130位闽地闺秀诗人的作品，时间跨度也扩展到17至19世纪。本章所分析的诗篇集中展现了清中期女作家对历史和闺阁以外天地的想象。本章通过她们对历史的品评及对政治、文化、地理的生动再现，探究闺秀诗作中流露出的历史和空间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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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的历史和空间意识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所描述的“想象的邦界”（imagined communities）异曲同工。286本文借用了安德森所总结的三个关键资源：由中央界定的政权、神圣的文字和宇宙观，以展示闺秀对历史和王朝的想象。安德森认为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这些资源在社会中催生出一种不自觉的凝聚力，或由宇宙观或由宗教教区身份所支配。287他指出现代社会是唯一能产生政治自觉的社会形态。然而，本研究表明早在中华民族国家结胎之前，闺秀们已崭露出对各种形态的邦界的想象和认同。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指出，“当这些认同一经政治化，它们就等同于所谓近代的‘国家认同’”288。在前近代和近代的邦界想象与认同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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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闺秀在羁旅诗作中常常言及景物和气候，她们往往会触景生情地联想起家乡并有意地指认闽地为家乡。她们在居家诗作中庆贺朝廷对男性亲属的恩宠，并喜出望外地分享着那份与朝廷的政治纽带。闺秀的“想象邦界”也延伸至福建以外的天朝疆土，她们的作品以多种方式传递出这种想象的延伸。“天”和“天下”常常用来表达闺秀对邦界的空间意识。她们用“天下”指王权所及之疆域，用“天外”描述天朝以外的“番邦”，或以“天边”指福建沿海地带。她们用“朝廷”和“国朝”表达其对中央政权的认识。此外，她们用“塞外”“边关”“红苗”“西虏”展示其对“文野”的文化边界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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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闺秀对历史和空间邦界的想象见于以下主题：旅居和返乡，风土景物和亲属网络。中央界定的政权体制要求学士和官员们频频负笈履任289，与之相伴的闺秀们以诗词记录了跟随宦游的经历；相应地，这些经历有助于旅居者认识地方，她们把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福建以外边省政治的关心相连接。亲属网络则通过不断地确认和维持其网络关系，把那些靠想象来维系的地方群体紧密地联系起来。本研究表明，正是这些文化资源强有力地塑造了闺秀对历史和政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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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地的男性精英作品表明他们借科举考试或仕途之由经常到家乡以外的省城或大都市去。尽管闺秀们隐身于轿帘后面，舟篷之下，或官衙内闺，她们的羁旅作品中也还是透露出男性作品中那种都市情结。290近期关于明清妇女的研究硕果累累，从空间和地方、政治观念、身份认同等方面挑战以往的成见。本研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高彦颐曾著文讨论明代妇女的游记作品，她指出闺秀不仅迈出闺房，而且用其旅途经历反观并超越闺秀的生活空间。291曼素恩关于妇女诗作中政治观念之研究指出，尽管清代妇女有关政治的诗作为数不多（受限于编者的则例或妇女的自我审查），但其关心政治的传统却仍清晰可见。这一传统上可溯源至11世纪，下可抵达20世纪初。292笔者关于明清妇女的近作也揭示出明清女诗人对其性别角色、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认同并非简单地盲从于女教书的规范；相反，她们不断地赋予新解以拓展生存空间。293综上，明清闺秀并非足不出户的“幽居”，而是关心政治，并在女教教条的框缚下尽力打造施展才华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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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土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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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匆匆的人们遍及天朝各地，或从家乡至都市，或从都城至乡间。流寓客认识自己的家乡起自他们生长的县、州，乃至省。在受过教育的缙绅阶层中，这种家乡认同有别于地方主义；换言之，他们并非要求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领导权。294乡土观念在此语境中构成对中央界定的政体的认识，它相应地把地方的重要性传递给朝廷。人们在科举考试或履任的途中，往往会他乡遇故知，或基于供职天朝的共同使命感，或分享着同乡的地缘身份。基于地缘的乡土观念，他们建立起学术或官僚关系网，提携晚辈同乡。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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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风物特产、地方饮食和习俗是区别乡土身份的明显标志，这些多已载入地方志里。方言或乡音标志着乡土身份，但俗言俚语难登大雅的文字记载。另外，中央界定的政权确立官话或“正音”为通用语言，并要求跻身官场的地方精英就范于此。统一的书写文字把讲着不同方言的人们整合为统一的精英群体。进而，回避条例不允许任何官员供职于家乡，官员们为了管理一个不同的方言区就不得不学习官话。296官话的要求对遴选官员至关重要。它可视为对官员向心力的测试。南方诸省的人们，特别是闽广两地，为了应付官场上口头和书面沟通，不得不委屈乡音改学官话。这一训练过程让生员们通过“官话”或“正音”认识正统文化。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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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柳宗元（773-819）曾在诗中描述他在五岭的尴尬处境：“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298这首诗生动地再现了一名不自在的官员在人生地疏的五岭的境遇。几百年后，这类问题仍很普遍：一宗雍正年间的奏折抱怨闽省生员用方言读经书，难以帮他们讲好官话。奏折建议学士们用“正音”读经书，倘不能讲官话，则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同年（1728年），雍正皇帝传下圣旨，敦促闽广两省学士奋发学习官话。圣旨解释说，天朝官员能讲官话是必要的，并且一定要让治下的乡人明白他的意思，如此才能了解乡里乡情。299一年后，于1729年，闽省所有的州县都建起了正音书院，教授天朝官话。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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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由于乡音会影响官员仕途，官员们不得不改正。闽省学士在用统一文字读写和讲官话的训练中获得效忠天朝的必备知识。由此，旅居的流官很难公开而又骄傲地以乡音表达其乡土身份。既然不得不采用“正音”，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寄托乡土身份的呢？诗文写作中的惯常做法是寄乡情于风土景物。福建闺秀的诗作揭示了同样的变通，即将乡土风情融入思乡作品以表达乡土之情。如朱芳徽（约19世纪）写道：“云树烟浓迷岛影，蔗林风过作涛声。”301江南地区自宋代始多养蚕，福建的很多农家致力于蔗园生产。农家得益于专业化生产。302在朱芳徽的对句中，蔗林的景象意指乡土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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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福建漳州曾以盛产水仙花而驰名。303福建福州府永福县的闺秀高素芳（约19世纪）赋诗咏水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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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姿仙骨水中仙，环珮闻香薄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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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凌波寒不语，隔帘窥处月如烟。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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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对水仙花的描绘洋溢着文学传统的气息。水仙花因其依水而生被拟人化为凌波仙子，暗指曹植（192-232）著名的骈文《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305高素芳的乡土自豪感洋溢于她在诗中倾以浓墨重彩的水仙花，她借天朝文人“通用”的诗词语汇来浇灌充满着乡土气息的水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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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福建闺秀王秋英（约19世纪）七岁时就随父亲宦游。阔别家乡十三载，在返乡的归舟中秋英那难以抑制的乡情流露在她不住远眺的身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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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花如雪趁归舟，欲近家乡景倍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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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断白云何处是，一篷霜色故园秋。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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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兰省，系梁章钜长女，她有着与王秋英同样的随宦经历，先后随父亲和丈夫履任各方。兰省在大江南北的羁旅生涯长达二十年之久，她把乡情寄托于儿时记忆里的荔枝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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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乡井，久不闻荔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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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年始归来，一沃冰雪肠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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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阴更消暑，高斋真夏凉。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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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风土深深地烙印在这些“少小离家”的诗人心里，在诗歌创作中那不灭的记忆魂牵梦绕着故乡。旅居在外的经历让她们了解到有别故土的各地风情，返乡令她们驾轻就熟地拾起儿时记忆中的乡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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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引高素芳咏水仙花的诗，独特的风情并没有把乡土分离出来，而是通过诗词语汇把乡土与更广泛的邦界相连。换言之，这些乡土风情就像是伸展四方的纽带。以下所引的诗揭示了福建闺秀所表达的乡土风情与王朝的历史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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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闽江山称第一，中有危台突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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