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742055
李贽、颜元从自然人伦关系、自然本欲角度出发对此展开批判。李贽强调“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兄弟，然后有上下。“但言夫妇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376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兄弟、君臣的伦常关系本是《易传·叙卦》中所强调的自然伦常关系。自汉代“三纲”确立，则彻底颠覆自然派生次序，转而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的社会伦常。李贽则在此否定社会伦常关系，重树自然伦常关系。这在哲学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进程。社会伦常是为了确保父权社会秩序，李贽对社会伦常的否定，实际上是冲击了父权社会的支柱。
1704742056
1704742057
《孟子·告子》中曾有“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中也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及佛教中贱视妇女的教条都是对男女色性的否定。颜元则鲜明地指出：“人为万物之灵，而独无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377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录有颜元与无退和尚讲道的问答。颜元针对无退和尚认为有妇人则不能讲道的论调直诘：释迦之父有一妇人，生释迦，才有佛教；若释迦父与无退父无一妇人，并释迦、无退无之矣，今世又乌得佛教？颜元对理学及佛教关于男女色性的否定予以斩钉截铁般的二次否定，即对男女居室自然本欲的肯定，是“之”字形曲折的前进。
1704742058
1704742059
李贽把夫妇关系置重于父子、兄弟，重树自然伦常关系；颜元反对贱视妇女，肯定男女者人之真情至性，这些思想皆含有同情妇女，反对男尊女卑的要素。
1704742060
1704742061
李贽、颜元从伦常、人欲等层面议论；唐甄、冯梦龙则针对社会上暴妻、溺女的陋俗有感而发。唐甄指出：“今人多暴其妻。屈于外而威于内，忍于仆而逞于内，以妻为迁怒之地。”378他认为天之生物之所以不平等的原因，在于人的主观意识“厚者美之，薄者恶之”。他主张人们待人接物不受偏见影响，持以宽恕的心态，“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枢也。五伦百姓，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379唐甄把暴妻视为不平等关系的表现，主张夫妇关系应是敬爱、和睦、平等的。
1704742062
1704742063
社会上歧视妇女的陋俗甚于暴妻的是溺女婴。寿宁县令冯梦龙针对管域内“民生女多不肯留养”的现象，发布告示申斥：“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淹弃？”他认为养儿应以孝逆论，而不该以男女别。380
1704742064
1704742065
这些思想是由切肤之痛而发，但多从人情事理角度阐发，缺乏对产生陋俗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挖掘。俞正燮（1775-1840）则由经史诸子至诗赋小说引据而发，对男尊女卑的社会根源有所触及。他在《女》一文中借《庄子·天道》篇“尧告舜曰：吾不虐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也”，表达古之贤者对妇女的同情。他又引用《史记·外戚世家》《太平广记·长恨歌传》，指出民间生女“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又引诵《玉台新咏·傅元苦相篇》、白居易《妇人苦》诗，描述“生女无欣爱，不为家所珍……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的命运，并发出“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俞正燮不仅对妇女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且直诘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他写道：“《白虎通》云：妻者，齐也，与夫齐体”，“儒说御妻为御妾，以就齐义，又何以处《曲礼》妻妾并举之文”。381俞正燮超出前者之处，在于他不停滞在情理的论说上，而是进一步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将矛头指向儒学礼教的教条，触及问题的本质。
1704742066
1704742067
（二）驳斥“女祸论”，主张妇女参政
1704742068
1704742069
明清精英阶层在批驳乾男坤女、男尊女卑观念的同时，对将妇女排挤出政治生活的“女祸论”予以鞭辟入里的驳斥。
1704742070
1704742071
周武王是“女祸论”的倡导者，他讨伐商纣王的一条主要罪状是“惟妇言是用”。讨纣王檄《牧誓》中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周幽王失国也归咎于“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382。“女祸论”在封建政治中占有重要位置，杨贵妃死于此；武则天虽政绩昭昭，却因此而少为史家传颂。
1704742072
1704742073
明清精英阶层对“女祸论”进行重释。唐甄认为“好色者，生人之恒情；好之不以礼，有以丧家亡国者”。女子像宝玉一样，可与为善，可与为不善。君子佩玉以比德，桀纣爱玉而亡国，若曰“亡夏殷者玉也”，怎么可以呢！他指出，假若妹喜、妲己、褒姒生于文王之世，入于文王之宫，“琴瑟以悦之，钟鼓以乐之，则此三女子皆窈窕之淑女也”383。唐甄大胆地为“女祸”之首的三女子开脱罪名，指出她们只是遇昏君而获罪，昏君亡国其祸不在女子。
1704742074
1704742075
袁枚对“女祸论”的批评与唐甄有相通之处。他在《咏陈宫》中云：“若教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传里人。”他还广收唐人为“美人开脱”的诗句，如“若教管仲身常在，宫内何妨更六人”；“姚宋不亡妃子在，胡尘那得到中华”等。384袁枚比唐甄的思想更进一层，他明确指出：“女宠虽自古为患，而地道无成，其过终在男子。”385袁枚在男权社会公然推翻“女祸论”，得出错在男子的结论，堪称胆识俱见之论。
1704742076
1704742077
唐甄、袁枚驳斥“女祸论”的思想，主要在于为女子开脱罪名，还其本来面目；而清初李汝珍（1763-1830）的主张比之唐、袁则更上层楼。李汝珍非但不以女子言政为非，且进一步主张女子参加科举、政治生活。
1704742078
1704742079
李汝珍在《镜花缘》第四十二回里，借武则天之手创办男女平等的选举制度，使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以文学考取科第。武则天在设立女子选举制度的谕旨指出：“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异……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于坤元。阴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征竞美。是用博谘群议，创立新科。”386李汝珍眼里的女子选举制度并不局限于诗赋，还包括乐律音韵、刑法历算、书画医卜等。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以引导女子参政。李汝珍对于妇女参政的主张是借才女卢亭亭的口说出的：“将来若花姊姊做了国王，我们同心协力，各矢忠诚，或定礼制乐，或兴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举贤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牍，扶佐他做一国贤君，自己也落个女名臣的美号。”387李汝珍的妇女参政思想，是对儒家传统中“女人是祸水”“女不干政”“女人误国”观念的有力回击，对于中国女权史有着深远意义。
1704742080
1704742081
（三）反对片面贞节观，主张妇女婚姻自由
1704742082
1704742083
《周易·恒卦》说：“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女子贞是吉德，男子恒与专是凶德，不可取。这是男女双重道德标准。班昭的《女诫》中传播“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程颐又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自明清，统治者又动用法律形式褒扬、奖励妇女守节。明清精英对此种不合人情的封建伦理观念予以抨击。
1704742084
1704742085
俞正燮、李汝珍的笔锋直指苛求妇女的片面贞操观。俞正燮在《节妇说》中指出：“古礼夫妇合体，同尊卑……故言终身不改，身则男女同也。”“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仪……自礼意不明，苛求妇人，遂为偏义。”388俞正燮认为贞操问题的标准对男女而言应是同等的，不能单方面苛求妇女，“女再嫁与男再娶者等”，且“妇人之节，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389俞正燮主张，妇女再嫁与否，应听凭其意志自由选择。
1704742086
1704742087
对于男女贞操的“两面标准”问题，李汝珍借两面国押寨夫人之口数说那讨妾的强盗：“假如我要讨个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欢喜……我不打你别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390李汝珍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贞操标准：男所不欲，勿施于女。
1704742088
1704742089
针对片面节烈观造成的一夫多妻的不合理现象，俞正燮不像李汝珍这么爽快地打骂一场，而是从《魏书·宗室传》《北齐书·元孝友传》《宋书·后妃传》《明会典·刑部律例》中，搜集出一夫多妻制摧残妇女的例证，如：丈夫封侯，“其妻泣于内，恐富贵更娶妻妾”；“宋明帝以湖孰令袁慆妻妒忌，赐死”。片面贞节观不仅苛求妇女守节，且若妻子不满丈夫不贞多娶，反获“妒妇”罪名。俞正燮指出：“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是夫妇之道也。依经史正义言之，妒非女人恶德。”391他针对正史典籍中对“妒妇”的污蔑，以“妒非女人恶德”的论述来反击一夫多妻制，认为一夫一妻制才符合夫妇之道。
1704742090
1704742091
俞、李批驳片面贞操观，主要是为女子摆脱苛求的束缚，而颜元则更强调男子贞操问题。他指出：男女失身、辱亲的道理是一样的，“世俗非类相从，止知斥辱女子之失身，不知律以守身之道。而男子之失身，更宜斥辱也。”392这是由批评女子贞操观，转而重视男子贞操观，向男女平等的贞操观迈进的一种摸索。
1704742092
1704742093
汪中则将女子受封建礼教蒙蔽、愚守贞节的恶果暴露于世：袁枚的妹妹和郑虎文的婢女许嫁给两个“不肖流荡”的纨绔儿，她们未婚夫和父母“咸愿改图”，但二女“执志不移”。结果，袁枚的妹妹过门后被卖掉，郑的婢女不堪受窘服毒自杀。对于这两个中毒极深、至死不悟的女子，汪中叹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若二女可谓愚矣，本不知礼而自谓守礼，以殒其生，良可哀也。”393汪中认为“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生不同室，而死则同穴，存为贞女，没称先妣，其非礼孰甚焉！”394他反对以死伤生，指出所谓贞节守礼，其实是非礼，是不符合人情事理的。他还进一步主张男女社交自由、婚姻自由。他认为婚姻之道可以观政：“‘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则罚之。”男女向媒氏成名，以便及时嫁子娶妇。395汪中在这里借解释古礼来表现个人超越时代的进步思想。
1704742094
1704742095
（四）不以“妇人见短”，提倡妇女文学
1704742096
1704742097
唐代宋若莘、宋若昭的《女论语·训男女章》规定：“莫纵歌词，恐他淫污。”李义山《杂纂》指出：“妇人解诗则犯物议。”宋代女诗人朱淑真曾感叹：“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到了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传播，更是羁绊妇女施展才华。明清精英阶层对此深表不满。
1704742098
1704742099
李贽驳斥传统观念中“妇人见短”的谬误时指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若女子“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男子与之相比都“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396李贽“关于见有长短而不能以男女别”的思想是对“妇人见短”的有力回击。他指出“妇人见短”产生的原因是受“妇人不出阃域”的礼教束缚，并非妇女本身素质造成。“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但“所谓短见者，谓所见不出闺阁之间；而远见者，则深察乎昭旷之原也”。397人们不问产生这种社会偏见的原因，而一味歧视妇女，是因果倒置，违背逻辑，于情理难容。他还援引有“女校书”之称的唐代诗人薛涛佐证，谓“一文才如涛者，独能使人颂千里慕之”。
1704742100
1704742101
李贽的思想是从男女平权的角度出发，而袁枚则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为女子文学主持公道。他指出：“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398他还针对宋人沈朗“《关雎》，夫妇之诗，颇嫌狎亵，不可冠《国风》”的论调批评说：“迂谬已极……《诗经》好序妇人……律以宋儒夫为妻纲之道，皆失体裁。”399袁枚不仅反对宋儒“动称纲常名教”干涉诗文的论调，主张女子作诗歌，且对女子见解倍加推重。他赞道：“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皆诗坛飞将也……见解高超，可与《三百篇》并传矣。”400袁枚还身体力行地招收女弟子，并为女弟子们编辑出版诗集（详见本书第四章）。
1704742102
1704742103
明清的文学家多主张女子从事文学活动。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连十余岁的婢女也能吟诗；曹雪芹笔下的“十二钗”个个写得一手好诗；蒲松龄《聊斋》中的女鬼也能吟风咏月，倾诉衷肠；李汝珍笔下的“黑齿国”中，女子不仅能作诗词歌赋，且其才华往往令男子汗颜。“黑齿国”女子不重容貌，以才学论高下，所有女孩子自小就进私塾念书，同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国女子教育的“乌托邦”在这里得到淋漓的发挥。
1704742104
[
上一页 ]
[ :1.70474205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