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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李批驳片面贞操观，主要是为女子摆脱苛求的束缚，而颜元则更强调男子贞操问题。他指出：男女失身、辱亲的道理是一样的，“世俗非类相从，止知斥辱女子之失身，不知律以守身之道。而男子之失身，更宜斥辱也。”392这是由批评女子贞操观，转而重视男子贞操观，向男女平等的贞操观迈进的一种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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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则将女子受封建礼教蒙蔽、愚守贞节的恶果暴露于世：袁枚的妹妹和郑虎文的婢女许嫁给两个“不肖流荡”的纨绔儿，她们未婚夫和父母“咸愿改图”，但二女“执志不移”。结果，袁枚的妹妹过门后被卖掉，郑的婢女不堪受窘服毒自杀。对于这两个中毒极深、至死不悟的女子，汪中叹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若二女可谓愚矣，本不知礼而自谓守礼，以殒其生，良可哀也。”393汪中认为“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生不同室，而死则同穴，存为贞女，没称先妣，其非礼孰甚焉！”394他反对以死伤生，指出所谓贞节守礼，其实是非礼，是不符合人情事理的。他还进一步主张男女社交自由、婚姻自由。他认为婚姻之道可以观政：“‘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则罚之。”男女向媒氏成名，以便及时嫁子娶妇。395汪中在这里借解释古礼来表现个人超越时代的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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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以“妇人见短”，提倡妇女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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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宋若莘、宋若昭的《女论语·训男女章》规定：“莫纵歌词，恐他淫污。”李义山《杂纂》指出：“妇人解诗则犯物议。”宋代女诗人朱淑真曾感叹：“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到了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传播，更是羁绊妇女施展才华。明清精英阶层对此深表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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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驳斥传统观念中“妇人见短”的谬误时指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若女子“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男子与之相比都“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396李贽“关于见有长短而不能以男女别”的思想是对“妇人见短”的有力回击。他指出“妇人见短”产生的原因是受“妇人不出阃域”的礼教束缚，并非妇女本身素质造成。“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但“所谓短见者，谓所见不出闺阁之间；而远见者，则深察乎昭旷之原也”。397人们不问产生这种社会偏见的原因，而一味歧视妇女，是因果倒置，违背逻辑，于情理难容。他还援引有“女校书”之称的唐代诗人薛涛佐证，谓“一文才如涛者，独能使人颂千里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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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思想是从男女平权的角度出发，而袁枚则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为女子文学主持公道。他指出：“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398他还针对宋人沈朗“《关雎》，夫妇之诗，颇嫌狎亵，不可冠《国风》”的论调批评说：“迂谬已极……《诗经》好序妇人……律以宋儒夫为妻纲之道，皆失体裁。”399袁枚不仅反对宋儒“动称纲常名教”干涉诗文的论调，主张女子作诗歌，且对女子见解倍加推重。他赞道：“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皆诗坛飞将也……见解高超，可与《三百篇》并传矣。”400袁枚还身体力行地招收女弟子，并为女弟子们编辑出版诗集（详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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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文学家多主张女子从事文学活动。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连十余岁的婢女也能吟诗；曹雪芹笔下的“十二钗”个个写得一手好诗；蒲松龄《聊斋》中的女鬼也能吟风咏月，倾诉衷肠；李汝珍笔下的“黑齿国”中，女子不仅能作诗词歌赋，且其才华往往令男子汗颜。“黑齿国”女子不重容貌，以才学论高下，所有女孩子自小就进私塾念书，同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国女子教育的“乌托邦”在这里得到淋漓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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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英阶层妇女观念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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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精英阶层的妇女启蒙思想为传统的正统文化所不容，被当时社会视为异端。袁枚晚年招收女弟子，被道学家大加诋毁；李贽将其文稿命名为《焚书》，而唐甄晚年自焚《潜书》，明清精英的妇女观念虽未被当时社会接受，但其对后世妇女观念的变化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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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精英阶层的妇女观念针对违反自然伦常的传统纲常进行批判。统治者往往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绝对性，人为地把夫妇、父子自然伦常关系社会化，并置于君臣政治等级之下，制造权利、性别的不平等。明清精英阶层所主张的男女平等观念，反对歧视、束缚妇女，冲击了传统纲常礼教，具有鲜明的反传统色彩。从这一点上看，明清精英的妇女观念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也还存在着理论上的不足。如，许多思想是针对现实生活而发表的感想，议论见解比较零散，不能构成体系；且多从人情事理的角度议论，虽比较感人，但缺乏哲学基础，难以在变幻多端的社会思潮中扎根。一些思想家从传统文化里的非正统思想中汲取哲学营养，但非正统思想长期受儒家正统的压抑、排挤，未能健康发展。以本身还有待完善的思想理论为哲学指导，那么，这样建构出的思想一定存在先天的缺陷，限制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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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精英阶层妇女思想不能健康成长，除了理论上存在不足，其根源还在于：传统制度没有根本解体，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仍占统治地位。明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的某些行业有所显露，出现了“末富（工商）居多，本富（农业）益少”401的局面，商品经济发展、土地商业化的社会现实在万历年间推行的“一条鞭法”中得到法典式的总结。但是，从当时中国全局而观，传统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还十分幼弱。也就是说，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主体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此相应的传统社会非但没有根本解体，反而向登峰造极的程度发展。那么，这一超现实的精英妇女观念的发展注定会受传统文化的阻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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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由于自身及外界诸因素的影响，明清之际精英阶层的妇女观念未能健康发展，但其毕竟是中华民族的先行者感受传统社会解体的征兆而迸发的思想火花。胡适曾对李汝珍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作出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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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作公平的讨论。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大胆的提出，虚心的讨论，审慎的建议。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这是我对于《镜花缘》的预言。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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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也指出：“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正燮）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娣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我至今还觉得有表章的必要”，并强调他是“深受影响的”。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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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精英阶层妇女观念的变化并不代表那一时期社会的妇女观念的变化，它可能会对这些精英阶层周围的妇女发生影响，其社会意义主要是对近世女权思想的启蒙。因此，我们在讨论明清妇女观念的演变时，不能简单地以精英阶层的启蒙思想代表那一时期整个社会妇女观念的变化。此外，这里的妇女观念包括妇女教育观念、婚姻观念、贞节观念、经济观念等多方面，这诸多方面之间又是相互影响、制约的。本研究的考察中心是妇女教育观念，它的变化也是与这里所讨论的诸多因素有着密切关联。笔者试图在这一章中呈现出明清之际妇女观念全方面的启蒙思想，以衬托妇女教育观念演变的大背景，以免产生一隅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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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精英阶层的妇女启蒙思想是针对正统女教中不平等的妇女观念教条及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所阐述的。他们对男尊女卑、片面节烈观、女祸论、妇人见短的驳斥，动摇了女教中天经地义的妇女观念，有利于妇女教育观念的改变。同时，现实生活中妇女对教育观念限制的冲突，也有利于妇女观念诸因素的变化。如，妇女利用女教中有关相夫持家的规定，出面经营家族田产、管理家族事务，明显地改变了妇女的经济观念；她们利用女教中教子的规定，一边教子成材，一边借笔墨浇自己心中块垒，甚而结集出版，显然是对妇女社会参与意识的突破。值得指出的是，精英阶层的妇女启蒙思想虽有利于妇女观念的改变，但考察妇女观念变化的中心还是在于妇女主体本身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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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第七章 从跨文化视角反思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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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是近年来性别研究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404戊戌时期妇女启蒙的中心是“废缠足”和“兴女学”。这“一废一兴”并非无根无蒂，深究其历史渊源及时代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它源自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又在晚清自强维新的语境中发生了变化：从清初复兴女学古义，恪守妇道，到维新派大力宣传的“新女性”，塑造“国民之母”，妇女从家庭的“私”领域被推入担负起“强国保种”的“公”领域。关于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学术界已有一些论著涉及，而从跨文化视角研究妇女启蒙思想的源流及其变奏的专论仍然阙如。本章就此进行探讨，以期深化有关戊戌思想的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妇女启蒙思想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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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群、宗教、时尚：各种反缠足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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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以前，缠足在汉族妇女中流行了数百年之久。文人骚客笔录纸载，称赞三寸金莲为女性美的标志。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清廷在迫使汉族男性接受满族发式的同时，试图废除汉族妇女缠足的习俗。其结果是，汉族男子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蓄起象征臣服的辫子，而汉族妇女的小脚却躲过此“劫”。于是，有所谓“男降女不降”之说。这是缠足首次成为政治风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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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1644年），孝庄太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次年又下诏，以后人民所生女子禁缠足。405康熙三年（1664年）又令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康熙元年（1662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礼部议定，康熙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十年。406然而，这一禁令在历史上昙花一现，并无实效。1667年，积极接受汉族文化的康熙皇帝亲政。次年，应汉人左御史王熙上疏，弛禁裹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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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学者缪荃荪（1844-1919）在《妇女裹足考》一文中肯定了满族女主严禁缠足之功，指责“汉臣持之不力”导致了民间缠足之风不止。那么，“汉臣”为何“持之不力”呢？在“汉臣”心目中，悠久的中原汉族文化远远优越于关外的满族文化。当满汉冲突时，象征着汉文化和汉族认同的缠足习俗，相对于满族妇女的天足，也就畸形地变成“教化”或“文”的女性美标志。407史料表明，盛清时期一些倾慕汉文化的少数民族家庭开始模仿汉人给女孩子裹脚。一些满人也因喜爱小脚而娶汉族妇女为妻。408然而，并非所有的汉人都一味地维护缠足。在1840年以前，一些汉族士大夫出于人性的考虑表达了对妇女缠足的同情。他们明确指出，缠足伤害女性身体。俞正燮和李汝珍都抨击缠足是“屣贱服”“造淫具”，不关教化。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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