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742156
1704742157
在华期间，立德夫人从一个维多利亚妇女的兴趣出发关注中国的社会生活。立德夫人批评传教士对华人的影响力太弱，她指出，那些“旅华二十多年却不懂一句华文的人”写出的报告是不足为信的。在她看来，传教士并不想“干涉”华人的习俗，甚至为了传播福音的计划而迎合缠足陋俗。克罗（Elisabeth Croll）在评价立德夫人的作品时指出，立德夫人兼顾中国与欧洲的异同。“她对那些一味指责华人低素质的欧洲种族歧视深感不满，并向它发起挑战。”420尽管如此，立德夫人还是难以理解缠足的习俗。
1704742158
1704742159
立德夫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各方面的努力以终止缠足。她认为缠足与宗教关系不大，只不过是风俗和时尚之属。421她注意到中国士大夫已经身体力行地反对缠足，而他们大多与基督教无缘。422她认为在华的反洋教恐怖势力会殃及反缠足的努力，所以期望反缠足与传教士在行动上保持一定距离。立德夫人倡导的这项“造福工程”在某种意义上给热心公益的旅华欧洲妇女开拓了社交空间。她们积极著文并发表演讲来抨击缠足。像女传教士一样，她们也把欧洲妇女树为榜样。事实上，立德夫人及其追随者视反缠足之举为领导华人社会的新时尚。她们要改变华人社会中以小脚为美的婚姻习俗，倡导天足之美。
1704742160
1704742161
立德夫人利用丈夫的商业网络去拜见一些朝中显贵，说服他们支持废除缠足。她清楚地意识到由于其英国商妇的特殊身份，那些显贵才会跟她谈及中国女人的脚，而中国妇女则显然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立德夫人和旅华欧洲妇女自觉地充当了中国妇女的代言人，她们还公开致书中国士大夫，呼吁他们帮助妻儿放足。“此事本应由男子决定，缘自古至今，女固听命于男。诸君子如告尔妻女曰：余甚欲尔等妇女之足，任其自然，不加缠裹，俾稳立健行，一无苦楚。尔妻女自必乐从。”423在海外，立德夫人访问英国并广为宣传其反缠足工作。她和其他作家把中国的缠足描绘为“野蛮”“半开化”。她们把中国妇女介绍给英国民众，让殖民地妇女看起来像他们“受迫害的姐妹”。立德夫人的一些文章发表在著名的女权主义刊物上，如《英国妇女评论》。许多英国女作家曾利用它塑造受苦受难、待人解救的印度妇女形象。这一联系暗示了立德夫人及其英国姐妹有着某种共同的兴趣，即制造“他者”（Other）。424
1704742162
1704742163
立德夫人不仅充当了中国妇女代言人的角色，还把自己想象成中国受迫害孩子们的母亲。她“将留给自己孩子的全部爱心普施予中国受苦受难的孩子们”425。她竭尽全力募集更多的基金为她的“中国孩子”修建避难所。因此，她甚至被一些中国官员誉为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二世。立德夫人所表现出的“英国母亲”意识与伯顿（Antoinette Burton）研究旅居印度的英国妇女的发现如出一辙。伯顿认为，在日不落帝国的大家庭里，印度妇女像女儿一样隶属于她们的“英国母亲”。英国妇女所感受的“对印度妇女的帝国使命感要求如此的权力关系”，她们从“野蛮”的印度男子手中解救“受迫害的女儿”。426值得指出的是，立德夫人的英国母亲身份并未得到中国士大夫的认可。在他们眼里，旅华欧洲妇女不过是“来自异邦的精明的女儿”。关于妇女启蒙的代理人之争已在这里初见端倪。
1704742164
1704742165
立德夫人意识到，一旦中国妇女解除了缠足之累，她们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但她从未将反缠足与任何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她只是热衷于废除“野蛮的”社会习俗。这并非因其兴趣不在争取妇女权利上。据载，立德夫人年轻时在英国已显露出对女权的兴趣。她由华返英后又曾致力于争取妇女婚后财产权。在她看来，缠足仅涉及习俗和时尚，而无关乎宗教或意识形态，故她并不试图通过废缠足来帮助中国妇女争取权利。事实上，以立德夫人为代表的习俗改良派利用其在拯救华人妇女行动中建立起来的权威性和道义形象，有助于她在祖国争取妇女的财产权和选举权。显然，在她的运思中，宗主国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状况不同，妇女启蒙的主题因之而异。
1704742166
1704742167
（三）民族国家话语：晚清的维新派
1704742168
1704742169
海外舆论对华人缠足习俗的批评震动了清朝的官员、留学生及外交使节。女人的小脚不只是妇女依附男性的标志，也象征着中华文明的“野蛮落后”。清代一些学者已经触及了这一陋俗，加之晚清西方舆论的刺激，戊戌维新派就此发动了一场以妇女为对象，以民族自强为目标的废缠足运动。他们的主张更明确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和需要。于是，他们一方面猛烈地抨击缠足习俗，一方面积极塑造中国妇女的“国民之母”形象。
1704742170
1704742171
维新派建构反缠足话语的思想底蕴是富国强种。他们认为强种的首要任务是放足，放足才能使妇女成为强健的“国民之母”。留学英国的严复（1853-1921）认为，西方人批评华人裹足为“蛮猓不如”，其言虽逆，却值得有心人平心深思。他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出：“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较之欧洲及日本为强种而提倡妇女锻炼身体，严复慨叹“此真非以裹脚为美之智之所与也”427。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58-1927）指出，妇女裹足一事“最骇笑取辱”于万国。“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迥观吾国之民，尪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他主张严禁妇女裹足，已裹者一律宽解；若有裹足者，重罚其父母。这样，“举国弱女，皆能全体，中国传种，渐可致强，外人野蛮之讥，可以销释”428。此类主张反映出维新派的妇女启蒙的实用性。妇女首先是作为强种、强国的工具而得到维新派的重视，而非因其天赋人权和男女享有平等权利。
1704742172
1704742173
此外，维新派还认为缠足使妇女丧失劳动能力，让男子不得不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负，从而导致了家贫，并殃及国家。429依此逻辑，缠足妇女不仅要承担种弱的责任，还要检讨家贫的过失，但这种看法显然言过其实。据目击者记载，缠足妇女仍然坚持田间劳动，她们不是站着而是跪在田里。430此外，研究表明，中国妇女世代在家里辛勤纺织，远非维新派所描绘的那种不劳而食的寄生虫。431从维新派的偏颇言论中可见，其禁缠足的意图首先不是为妇女谋权益，而是挽救民族国家。
1704742174
1704742175
强调妇女作为民族母亲的地位并非维新派的独创。伯顿曾指出，英国妇女也非常重视自身作为民族母亲的身份，并强调她们在保存种族和延续文明上的作用。但两者的区别很显然：维多利亚女权主义者自觉地宣称自己是民族母亲，而中国妇女则是被动地由男性“赋予”民族母亲的身份。“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权主义文献贯穿着妇女是民族母亲的主题。她们肩负着不亚于男子的民族责任，因而理应平等地在议会里享有权力。”432在中国，维新派承认中国妇女的民族母亲身份，是为了诠释中华民族和文明的衰弱之源。其目的并不在于唤醒妇女的平权意识，而是让妇女分担起民族兴亡的责任。他们认为中国妇女应该放足，像民族母亲那样与他们并肩投入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
1704742176
1704742177
（四）主体话语：缠足妇女
1704742178
1704742179
以上种种反缠足主张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讨论妇女缠足问题。在戊戌时期，此类强势话语似乎使这一事件的主体——缠足妇女在历史上处于失语状态。然而，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有限史料中，包括物质史、口述史及政治史，主体话语依然存在，而且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清晰可见。
1704742180
1704742181
世纪之交最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秋瑾（1875-1907）曾积极投身于反缠足运动。她创办妇女刊物，呼吁兴女学、废缠足。她揭示了中国妇女陷于缠足、包办婚姻和附庸的恶劣处境，认为只有放足、兴女学和自立才是妇女真正解放的途径。有学者指出，在秋瑾看来，废缠足、兴女权和反满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事业。433由此可见，有些妇女以争取自身利益为目的而自觉地投入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中。世纪之交，广大中国男子尚未享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权力，妇女又从何直接争取呢？中国妇女面临着选择：要么与西方姐妹合作，要么与民族主义兄弟合作。正如伯顿所指出，在殖民地妇女的代表权问题上，西方女权主义者和本土的民族主义者处于竞争状态。434
1704742182
1704742183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缠足妇女出于各种目的并不赞成放足。曾任《女学报》主编的薛绍徽（1855-1911）认为女学才是妇女自强之本；缠足乃私事，缠与放无关乎女子对国家的贡献。比较西人的细腰和东洋日本的黑齿，缠足并非不可容忍的习俗。薛绍徽觉得不同文化应有自己的习俗，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习俗对本地人则再自然不过了。435也有一些缠足妇女有感于放足过程中的疼痛，及放足后“四不像”的尴尬而发泄不满。辛亥以后，当放足被纳入激进的国民革命，一些极端的缠足妇女甚至以死相抗争。436如果说，从客体的角度来说，旁观者的反缠足话语把放足描绘为一蹴而就的解放；那么，从主体的角度来说，缠足妇女的声音则让我们感受到习俗改良的复杂性。
1704742184
1704742185
综上可见，戊戌时期的反缠足话语可谓众声喧哗，各种声音高低不同，而其思想底蕴亦显然有别。这些声音此呼彼应，互相感染或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戊戌妇女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事实上，人们熟知的维新派思想仍可再加考量，其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发生的变异颇值得注意和探析。
1704742186
1704742188
二、跨文化视角：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变奏
1704742189
1704742190
1903年，梁启超在游历美国的归途中写道：“西人有恒言曰：欲验一国文野程度，当以其妇人之地位为尺量。”437他以此尺度观察美国，认为：“美国妇人之地位，在万国中比较的最高尚。”“道中男子相遇，点头而已；惟遇妇人，必脱帽为礼。在高层升降机室中，一妇人进，则众皆脱帽。街中电车坐位既满，一妇人进，诸男必起让坐。”梁氏将这些归纳为“平等主义实行之表征”。而其实际内容，则包括男女职业平权、女子婚后财产权及选举权等。他认为美国妇人权利优于他国，“妇人之加入政界，非徒不可，抑亦不能矣”438。梁氏在中西交汇之际对妇女地位与国家文明关系的反思颇值得注意。这是我们考察妇女启蒙如何被纳入到国家民族启蒙的重要线索。
1704742191
1704742192
与梁启超的认识相似，早在1860年日本使团首次访美时，日本人也为美国妇女的地位所震动。他们描绘到：该国妇人颇受尊重。男子入室，首先向室内妇人致意，然后才是男子。男子向妇人脱帽致意，对其他男子则不然。男子路遇妇人要站立一旁让妇人先行。妇人在这里所受的礼遇就像吾国之对待家长。439中日两国维新派的记载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妇女地位已然成为西方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价值尺度。故明治维新不仅注重仿效西方讲求声光化电之学，开展修铁路、建电报等工程建设，还积极地取缔如男女共浴之类的“陋俗”。正如Sharon Sievers所描述，明治政府所倡导的习俗改良让日本脱颖而出，他们对待西方人的态度就像个虚心的学生。440日本维新派依照西方的外交礼节，让上流妇女参与外交场合。他们模仿西人尊重妇女的礼节，但并没有男女平权的实际内容。他们没有也无意实行男女平权的真谛，只是在东西文明的对照中，试图从外表上缩小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距。
1704742193
1704742194
反观戊戌维新派，他们对中国陋俗的认识与先行的近邻日本颇相类似。他们虽然也讲男女平权，但更直接的是在西方文明的价值尺度下，在西方人的耻笑中发起了对传统陋俗的改良。于是，正如整个戊戌启蒙思想被民族主义主题淡化，自由、独立让位于“合群”、社会一样，清末的妇女启蒙也在民族自觉、国家意识的指挥下发生了变奏。而其独特之处是，梁启超创造性地把改良习俗的思想纳入春秋大义之中，较之日本维新派带有更浓厚的儒学色彩。他指出：“以力陵人者，据乱世之政也。若升平世太平世，乃无是矣。地球今日之运，已入升平世，故陵人之恶风渐销，而天然之公理渐出。非洲、印度之压首，欧洲之细腰，今其地好义之士，各合群力，思所以豁去之，殆将变矣。”441这种全球的变通趋势具体到了中国就该痛改缠足等陋习。梁氏也注意到，满蒙习俗与汉俗的不同，“幸未染此，后妃崇贵，同屦依然”442。他引用“强男之头不如弱女之足”的说法，斥责明清之际汉人抵制清政府禁缠足之举为“群盲”，“内违圣明之制，外遗异族之笑；显罹楚毒之苦，阴贻种族之伤”。443在梁氏的笔下，缠足积习既有别于满蒙习俗，又受外国异族耻笑，故变通之、痛改之。这里，梁启超淡化了对妇女的同情，或出于男女平权的救赎，也没有对汉族习俗的些许辩护或族群认同感。国家主义压倒了一切，包括性别和族群。
1704742195
1704742196
维新派代表人物对妇女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言辞激缓有差，但都彰显出民族主义的思想主题。于是，维新派的妇女启蒙明显地出现了理论缺位：一方面，他们在中西差距和西方舆论中不得不放弃研习、遵循多年的儒学理念，将近代世界大势纳入春秋三世之中，导致中西思想牵强附会；另一方面，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使命，不得不放弃西方启蒙思想中许多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在其改良陋俗的言论中，男女平权，妇女的独立人格、自由的权利等已经淡化得模糊不清，流露出来的只是其强烈的羞耻感和国家意识。
1704742197
1704742198
进而言之，“废缠足”是解放妇女的身体束缚，可谓妇女启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戊戌维新的语境下，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发生了变奏。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影响近代中国的殖民主义话语存在深刻关联。妇女的地位是西方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尺度。当这把尺子在其殖民计划中发生作用时，妇女就成了颠覆殖民地男性统治的工具。通过改良当地陋俗，殖民者在英法殖民地将棕色妇女从棕色男性手中解救出来。444当西方殖民话语中的这把尺子变成一把利剑悬在晚清维新派的头上时，他们的妇女启蒙显现出在外界挤压下的急躁和羞赧。维新派要甩掉“品莲者”这一饱受抨击的帽子，一跃成为反缠足的倡导者。
1704742199
1704742200
这种以改良陋俗、提升文明为目标的妇女启蒙是应对西方殖民话语的选择之一。以伊斯兰世界妇女的面纱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妇女启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1899年，昆西姆·艾敏（Qassim Amin）出版了《妇女解放》（Tahrir al-Mar’a）一书。他鼓励妇女解放，倡导废除穆斯林妇女的面纱。1882年英殖民者占领埃及后，很快就认定穆斯林妇女佩戴面纱是陋俗，它象征着穆斯林文化的愚昧落后。艾敏在他宣言式的著作中因袭了殖民者的论调，不加反省地批评穆斯林妇女的面纱阻碍了妇女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文明的进步。445由此，在伊斯兰世界中引发了一场广泛而持久的面纱之争。一些改革派坚决主张废除妇女的面纱，以提高她们的地位；一些保守派或民族抵抗力量主张维护妇女佩戴面纱的习俗，并逐渐将面纱发展为抵抗殖民者的标志。
1704742201
1704742202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殖民者在国内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对派，但在殖民地却积极参与陋俗改良和解救妇女运动。这些殖民者所进行的妇女启蒙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即颠覆殖民地的既有统治，树立自身的话语权威。故他们的妇女启蒙在某些殖民地遭到抵制。如在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变成民族主义者抵抗的标志和象征。他们一方面以佩戴面纱作为民族抵抗标志；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巧用面纱这一象征性标志，让妇女取下面纱，以麻痹殖民者并潜入殖民统治中心活动。446可见，对待悬在头上的西方殖民话语的这把利剑，不同政见者的应对方式有所不同。妇女启蒙也在多种力量的交织或角逐中，服从于某种需要而变得工具化。
1704742203
1704742204
近来海内外学者纷纷在著述中对戊戌维新派的反缠足话语进行反思。如高彦颐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西方权势话语反戈相击。她从物质史的角度，系统地爬梳了中国妇女缠足的历史，并展示了清末民初废缠足运动中的复杂心态。447在国内，随着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和姚灵犀《采菲录》的重印，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戊戌时期的反缠足运动，努力发掘妇女的声音。本章以为，反思的关键在于突破妇女启蒙工具化的框架，还原妇女的主体性。
1704742205
[
上一页 ]
[ :1.7047421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