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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的婚恋体验说明了美满的婚恋需要两性的合作。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呼唤另一半的解放，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需要两性的合作。当现代知识女性被赋予“摆脱贤妻良母的窠臼”“拥有职业理想”的新内涵时，那么作为另一半的男性为父、为夫、为同事的角色必定要有所改变。女性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不是简单的两性间的斗争，而是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针对阻碍人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性别偏见），本着两性共同发展而进行的思想解放。480在思想上，着手改变两性的旧观念，灌输新思想；在经济上，发展妇女职业运动，解决妇女劳动问题；在政治上，逐渐养成妇女的参政能力；在教育上，发展男女平等教育。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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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代洗礼：现代转型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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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革命的洪流冲击着时代的步伐，涤荡着每个年轻人的心。年轻女性在投奔革命的征途中，不断完善性别角色现代转型的内涵。大革命时期蜚声文坛的“女兵”谢冰莹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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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是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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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中央军校（原黄埔军校）第六期招生，首次招考女兵200名。谢冰莹抱定“献身革命”与“解除婚约”的两大愿望投考军校。战斗行军的间隙，她靠着自己的膝盖写出了《从军日记》，被誉为“努力奋斗的新女性”。“北伐正是中国妇女抬起头来做人的时代，也是妇女正式向封建社会宣战，为大众的福利流汗流血的时代，两百多个花木兰，她们那种雄赳赳的姿态，第一次出现在武汉三镇时，简直把整个的社会秩序骚动了。”200多名女性脱下花花绿绿的服装，穿上军服一齐出现在操场上，大家都像发疯似的笑着，跳着，喜得眼泪都掉下来。“我们是军人了，谁的心里都警惕了一下，第一次听到守纪律，特别感到庄严。”男女之间的隔膜被时代的洪流冲开了，“大家都得到解放，大家都希望男女处在平等的地位，共同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奋斗”。男女之间止于朋友，很少有谈恋爱的，因为“小姐们都是从封建家庭里逃出来的，很想做一番事业，留一个好榜样给没有机会从军的姊妹们看”。她们选择爱人的标准，在于思想、学问、人格、性情，绝少有希望嫁给“官”阶级的。男同学也非常尊重女性，绝不视其为商品。“在出发北伐途中，男女间彼此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工作上的帮助不少，而绝没有乘机谈恋爱，或者因爱而妨碍工作的。”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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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的女兵生活使这些年轻女性摆脱了“封建”观念的束缚。她们将明清才女笔下的“花木兰”梦变成了现实。她们可以与男子并肩驰骋在疆场，为大众的福利流血。这与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替夫挂帅的穆桂英又显然不同，她们不用掩饰自己的性别，也不是为了一家一姓的荣耀——成就一番事业，做女性的楷模是她们对人生的期望。她们并未对女性身份感到自卑，而是努力通过自己的行动，推动两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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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我当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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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并不掩饰自己的女性气质，自信地以“女兵”自居。与之相反，据沈从文（1902-1988）的回忆，丁玲给人留下的印象则是“不大像个女人，没有年青女人的做作，也缺少年青女人的风情。她同人熟时，常常会使那相熟的人忘了她是一个女子，她自己仿佛也就愿意这样。她需要人家待她如待一个男子，她明白两个男子相处的种种便处，故她希望在朋友方面，全把她自己女性气分收拾起来”483。丁玲自言：“我不愿因为我是女人，我来用爱情扰乱别人的工作，我还是愿意我一人吃苦。”“把我当作一个男人，不要以为我还会和你麻烦（就是说爱你），我们现在纯粹是同志，过去的一切不讲它，我们象一般的同志们那样亲热和自然。”484为了“工作的方便”，丁玲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女性身份，请求朋友把她“当作一个男人”。革命工作的艰辛及失去丈夫的磨难，使她身上依陈规所见的“女人”之脾性蜕尽，跌倒了又爬起来的是一位“大丈夫”。丁玲曾说：“我也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跟同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能爱我敬重我的人。”她需要个依托生活的“贤内助”。至此，从表面看来，她对女性身份的认同感已降得很低。她在压制自身性别特征的同时，力图向男性化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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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评价延安时期的丁玲：梳着“光亮的男式头发”，是“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但是，丁玲公开表白：“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在延安写下《三八节有感》，开篇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女人“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这篇文章曾被人视为女权主义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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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丁玲在反思这篇文章时说：“那篇文章中虽有着重于鼓励女同志要自强，要捐弃一切小小的生活的烦琐和不愉快，努力干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在暴风雨中搏斗以求幸福，也并没有责备男子的语句，但的确有一种‘不要靠男子，自己争气吧’的味道。我想这是不对的。占中国人口半数的男子不参加妇女的解放，妇女不与他们合作，要求彻底解放是不行的。”485丁玲在这里提出一个论题：妇女要彻底解放，不与男子合作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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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与男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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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与男子合作？是像丁玲那样做男子气的女性投身到社会革命的洪流中，还是像谢冰莹那样自豪地以女性身份与男子并肩战斗？显然，前者以牺牲女性的性别认同为代价，一味地向男子靠近，以男子为行为准则。这是以暂时忽视性别差异的存在为前提，一方面扭曲了女性本人的性别意识，同时也不利于男性的两性观的健康发展。时人曾对此评论说：“如果自以为一切都赶得上男性而傲视于同性，或夸耀于异性的面前，也依然是落伍的女性，因为，她已于无形中把自己看做了‘女人’，才会傲视和夸耀的。”486时人特别指出，男女携手共谋进步，不是女子依附着男子的意志以压迫同性。妇女自己不能独立思考，仍然一味以男子的道德观为绝对的道德标准，指摘同性。由此揭示了两性斗争的背后，是两种道德观的对立，而不是性别差异。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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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男女平等，一起上疆场”的女兵，苏青有她的独特看法：“若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这番话虽听来有些带刺，倒也反映出一般女子心态。出于身体原因，谢冰莹先后从北伐战场、抗日前线两次退下来。女子的生理因素阻碍了谢冰莹继续战斗在疆场，但她那受过血与火洗礼的精神却无时无刻不萦系着抗日前线。抗战时期，知识女性的任务是“扩大救亡运动！不是做‘贤妻良母’”。此时，谢、苏二人的文章差距很大：一个用血讴歌民族抗战，一个争取着情欲的自由。谢冰莹的思想汇入了时代大潮，从她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苏青的作品没有走出女性的小天地，喊出的只是个人的苦闷。这与她身处沦陷区的孤岛有关。苏青自言：“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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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后期与男子的合作，不是以牺牲性别认同为代价的并肩战斗，而是转为精神上的遥相呼应。而革命队伍中那些戎马倥偬的女子，则是以精神上的认同、解放，克服着生理上的困难。后者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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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几位女作家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婚恋和事业的综合考察，较明晰地描绘出戊戌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启蒙思想是如何影响着20世纪初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的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在家庭内部，新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直接影响着女作家性别意识的启蒙和性别角色的认同。学校教育中男女同校的开启，包括从小学到大学，为女作家自治能力的养成和完全人格的培养打下了关键的基础。五四以来所倡导的自由婚恋观在思想层面为女性实现家庭角色转变和追求职业理想提供了发展的平台；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女作家的负面经验直接导致其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惧怕，从而选择成为独身的职业女性。无论在婚内婚外，女作家都为自己的写作而感到自豪，而其作品中所流露出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不只是延续着明清才女的壮志未酬的政治意识，而且是在新环境里激发的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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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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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曾形象地把分层研究法比喻为剥洋葱，他把明清社会划分为朝廷精英、地方精英、中下层平民百姓和贱民。业师曼素恩也曾传授其“明清妇女洋葱图”，她用交织的曲线把明清妇女划分为闺秀才女、家庭主妇、绣女、妓女、尼道、贱民等。其益处在于能层层入里，比较全面细致地把握研究对象。这种剥洋葱似的分层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将女教观念这一抽象物历史地还原到不同类型的文本中间，由此看到的女教观念不再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大而化之的僵化教条，而是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内心世界。在这一世界里，男人和女人、长辈和晚辈、出家尼道与良家妇人等多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很难以性别、年龄、宗教、职业等常规研究范畴明确加以切分。通过以上多视角、分层面地探讨，我们发现不同层面的女教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着明显差异，而且每一层面女教观念之变化程度也不一致。透过这些复杂的关系和具体的事例，笔者感到以往研究手段的不足。那些侧重单层面的研究手段，或注重精英思想，或注重典籍规范，并简单地以其中某一层面的变化概括整体观念，或忽视、掩盖观念主体的真实情况，是颇值得商榷的。具体到本研究所讨论的“女子之不朽”的主题，更是需要尽可能地还原到历史文本中去，多方位地倾听、挖掘女子主体的声音，以及任何与之互动的大小背景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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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一、多层面的“层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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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规范层：从内容上看，晚明以降的女教书基本上是遵循明代以前《女诫》《列女传》《女孝经》《女论语》中的正统观念，只是较之以往将母道的训导从杂于文中到独立成章，至晚明吕坤则更细致地分列为“女子之道”“妇人之道”“母道”等。这种叙述上由简略至繁密的变化可视为晚明以降女教书对母仪的重视。从体例和形式上看，晚明以降女教书出现了通俗化趋势。儿歌体的《女小儿语》及经清人贺瑞麟订正的《女儿经》、删改的《妇女一说晓》都仿效了朗朗上口的歌谣体，“无文无古”成为晚明以降女教书的流行风格。《绘图列女传》及吕坤创意的图文并茂的《闺范》更是得益于明代出版、印刷的发展。明清女教书的编纂者借助通俗文字、形象绘图及先进的印刷技术，把逐渐“失范”的正统规范教条包装成与时俱进的模样，并试图生动地灌输给妇女，以达到有效的“社会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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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言之，女教书的行文风格与面向的读者群又有密切关系。如清代第一部女教书，蓝鼎元的《女学》采用了复古风格，并自言是模仿朱子的《小学》而作。蓝氏《女学》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为主要框架，杂以训诫之文和人物传记。它所面向的读者并不只是闺秀群体，而且还包括那些纠风整俗的中下层地方官吏。它是把女教和吏治相结合的一部作品。蓝鼎元本人亲自把他的《女学》赠送给官员，希望他们帮助推广他的女教思想。蓝氏特别强调“正女”与齐家治国的紧密联系。在他身后，《女学》又多次重印再版，京师的许多官员纷纷解囊捐助。这都说明蓝氏《女学》在清代官员中的影响力，以及官员对女教规范的高度重视。但是，单单是明清士人在刊行女教书中所做的努力并不能直接证明正统教条对女子束缚的加重，我们还须清楚地认识女教书在女子教育中的实际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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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褒扬层：据明清族规家谱的记载，男子有责任和义务向家中的妇女宣讲典籍中的规范教条，特别是女教书；但女教书中的观念并非简单地等同于男文人的妇女观念。不同类型文本如墓志铭、笔记小说等所承载或反映的女教观念存在明显差异。首先，百余篇女性墓志铭展示了不同的文体中（即女教书和墓志铭）男文人的女教观念的延伸或丰富。他们所记载的持家教子的母亲角色较之女教书的规范有所不同：母亲并不是处在礼教观念所强调的辅助地位，她们在家族内外，无论畜酿种植等生产事宜，抑或内部的人际关系、开支用度，均起到了全权总管的作用。母亲行使着女教书中所未赋予的管理家庭、课子学业等多方面的职责。在墓志铭中，妇女僭越女教书的训导，承担男性家长全部职责的行为非但没遭受非议，反而因其出色的管理、督导，得到晚辈及墓志铭作者的称赞。此外，男文人对妻子孝顺翁姑、和睦家庭的作用也颇为重视。从他们对割肉疗亲、委曲迎合等细节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的孝亲观念与女教书中的训导很接近。由关于妇女在殉夫与抚孤之间选择的记载，及对抚孤妇女含辛茹苦的描述，可见男文人更赞同丧偶的妻子继续履行家庭责任，而不是殉节。由此所反映的男文人的节烈观与女教书中的教导有着较明显的差异。较之规范教条，墓志铭作者则能从人情事理出发，对女性墓主多一些理解和同情，肯定或赞美她们某些超乎规范的行为。像李光缙不仅破例大书特书商人，还对少受关注的随夫泛海的商妇给予高度评价。他多次引用太史公《货殖列传》中巴蜀寡妇清的例子印证妇人经商或有为商妇可以名垂青史，妇人贞节和经商聚财并不矛盾。特别是像钱谦益等文人还有意识地强调，墓志铭是朝廷赐封之外士人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对妇女进行褒扬的有力手段。男文人自觉地运用笔下的墓志铭文拨动出“弦外之音”，以补充教条规范和当政者的“主弦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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