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748498
1704748499
法律要改革，而改革人才缺乏，这是聘请外国专家的直接原因。但是，法律改革启动后，实际聘请没有按照刘坤一、张之洞的上述方案进行。在沈家本的主持下，修订法律馆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聘请的全部都是日本的法律专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对此，我的《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1]》一文，曾就社会、地域、财力三个方面做过一些分析，认为：
1704748500
1704748501
就社会原因而言，它是戊戌时期取法日本的滥觞。晚清法律改革距戊戌变法不过三五年时间，而且是在变法遭受镇压而导致民族危机加深的局面下提出的。因此戊戌时期所造成的社会认同，不但没有从人们的思维中消失，反而更加强烈。社会认识如此，清政府的高层官僚也是如此。其中，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会保沈家本、伍廷芳修订法律的奏折说得最明确：“近来日本法律学分门别类，考察亦精，而民法一门，最为西人所叹服。该国系同文之邦，其法律博士，多有能读我会典律例者，且风土人情，与我相近，取资较易。” 这个奏折出自袁世凯，由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可见刘、张在法律改革开始时，便已放弃了他们前面所说的方案。这是社会认同，所以法律改革一开始，取法日本的方向就已确定。
1704748502
1704748503
其次是地域原因。沈家本等在受命修订法律之初，即负“参酌各国法律”之责。要“参酌各国法律”，就必须了解各国法律；要了解各国法律，就必须翻译各国法律。“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 编译成为参酌各国法律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当时的翻译存在两大困难：一是翻译人才缺乏，特别是既懂英、法、德等西方国家语言文字又懂法律的专才极少。二是西方法律法学著作数量大，下手翻译，极为不易。对这种困难，沈家本身在其中，体会极深：“欲取欧美之法典而尽译之，无论译者之难其人，且其书汗牛充栋，亦译不胜译。”如果以日本法律法学为对象，这两个困难，都较易克服。（1）20世纪初年，由于留学日本热潮的出现，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其中学政法者为数最大。通过几年的学习，出现一批既掌握日本语言，又粗具政治法律知识的人才。“译和文又非若西文之难”，译才问题较易解决。（2）日本新法，来自西方，了解了日本法律，也就了解西方各国的法律。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沈家本非常推誉日本学者学习西方的态度，不止一次地指出：
1704748504
1704748505
日本之游学欧洲者，大多学成始往，又先已通其文字，故能诵其书册，穷其学说，辨其流派，会其渊源。迨至归国之后，出其所得者，转相教授，研究之力，不少懈怠。是以名流辈出，著述日富[2]。
1704748506
1704748507
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是岂徒慕欧法之形式而能若是哉？其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故国势日张，非偶然也[3]。
1704748508
1704748509
既然经过日本学者的努力，日本已将西方法律的“英华”尽收其内，取法日本，就能达到目的，事半功倍，又何乐而不为呢？
1704748510
1704748511
最后，就财力而言，由于当时清廷库储枯竭，修订法律馆的经费十分困难。光绪三十三年（1907），法律馆离部独立，沈家本请求清廷年拨法律馆经费七万两。对此，清廷长时间未作答复。无可奈何之下，沈家本不得不主动请求减少到三万两，才使法律馆得以运转。这笔经费，既要支付高薪聘请的日本专家，又要高薪挽留任职法律馆的“海归”们，还要支付前往日本考察司法，以及国内派往各省调查民情风俗商事习惯人员的费用。如此等等，即此已是焦头烂额。因此，就当时的财力而言，也只好以日本为主要学习对象。
1704748512
1704748513
基于上述原因（此外，急功近利，也应该是原因之一），借鉴取法日本，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可以说是时代的宿命，法律改革的必然选择。
1704748514
1704748515
选择方向既定，接下来的问题是，日本法律专家众多，该聘请谁呢？这似乎又是一个宿命。因为当日聘请的是：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讲师冈田朝太郎、志田钾太郎，东京控诉院部长松冈义正，监狱事务官、法政速成科讲师小河滋次郎。由他们分别担任刑法、法院编制法、商法、民法、诉讼法、监狱法等法案的起草人，同时在京师法律学堂讲授法学课程。
1704748516
1704748517
稍微留意就可发现，受聘起草新法的四个人，三人都有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教习的身份。我个人一向认为，这样的聘请，与1904年创办的法政速成科这所特殊学校有莫大关系。这所学校，除了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设、专门讲授法政这种特殊性外，还是中国赴日学习法政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据明治三十八年八月七日《朝日新闻》的统计，当年在法政大学速成科就读的中国学生达295人[4]。这个数字不但其他学校无法比拟，就是所有其他学校学法政的总人数也无法比拟。在这里留学学习法政的中国学生成分复杂，对中国近代社会颇具影响：（1）这些人中，有不少清朝举人、进士，甚至还有中国读书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状元。他们会聚速成科，速成科简直成了清政府新式官僚的预备科。（2）这里也是清政府通缉追捕的革命亡命客的聚集地，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居正等后来的民国政要也在这里会集。（3）这里还是立宪党人的聚集地，著名党人如沈钧儒、汤化龙等也不期而至。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风云际会，速成科的开办时间与清朝修订法律馆开馆办事正好都是1904年。开馆之时便已确定要聘请日本专家的修订法律馆，关注近邻出现的这样一个中国各类精英，特别是士大夫群集，没有语言障碍、专门讲法的法政科，逻辑上应该是意料中的事。 因此，三位速成科讲师受聘是一个不难理解的问题。
1704748518
1704748519
法政速成科存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毁誉也不一致，但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开学之日，清朝驻日公使杨枢到会演说祝贺，稍后张之洞在给杨枢的复信中，也是赞赏不已。这封信在过去张之洞的文稿中都没有见过，最近由北京大学孙家红博士发现。现将其照录如下：
1704748520
1704748521
星垣仁大人阁下：
1704748522
1704748523
迭奉惠函，辱承饰注，浣薇复诵，篆竹难宣。敬维秉节勋高，乘槎望重，揽辔极蓬瀛之胜，折冲推尊俎之才，引企云天，钦迟曷已。执事于留学诸生，既加以钤制之方，复广其裁成之路，具见志存宏奖，训诫得宜，曷胜佩慰。近复承示梅博士特设法政速成科，拟请中国选派官绅来东学习，并已举行开校，登筵演说，甚为盛事，闻之神往。中外法律政治，各有不同，各行其是，以致办理时形歧杂，交涉益见繁难。非得有中外并习之人，融会贯通，参酌尽善，未易悉臻妥恰。梅学士设立此科，意在造就中国人才，实为今日切要之举，未可视为缓图。学章简要详明，已传示各官绅，均为激赏。鄂省前派学生，多次赴东学习，人数不为不多，而学法政者尚尠。以后如有续派，及官绅中如有愿学此科者，当即备文咨送前来，俾得专心学习，蔚为通才，藉以仰副尊意。译报亦均阅悉。日人水陆现均获捷，而北徼未必遽能降志相从，正不卜弭兵何日，以后如有续闻，仍望随时密示，至为盼幸。未即布覆，敬请勋安，惟希詧照不备[5]。
1704748524
1704748525
这封信没有日期，从“近复承示梅博士特设法政速成科”的词意看，应该是1904年速成科成立后不久的事。1905年梅博士撰文反驳对速成科的攻击。1906年8月31日梅博士来到北京，经武汉、长沙，一路南下到达广州，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根据《申报》的记载，他的活动大体如下：
1704748526
1704748527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1906年8月31日）到达北京，入住六国饭店，当天便在颐和园晤见袁世凯，谈编纂法典和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据报道，梅博士对袁世凯说：“编纂法典一事洵属国之大事，须与欧美诸国比美，毫无逊色。然假令法律称尽善尽美，非得良裁判官不可。不然，则徒法不能行，难使外人受我法权也。要之，法律之良否，与改正条约关系非浅，务须期于勿生窒碍。”梅氏在京逗留期间，还与肃亲王善耆晤谈，但未见正式报道。七月底，偕结城、永原二人南下游历，抵湖南，会见湖南巡抚庞鸿书，谈及教育问题，“甚为明晰”，具体内容不详。八月初二（9月19日），启程赴湖北。初三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七十寿辰，梅博士一行是否受邀赴宴，未见任何消息报道。但据《申报》八月十六日（1906年10月3号星期三）报道，张之洞于生日宴会之后，行事“异常秘密”，是否在此期间与梅博士见面，不得而知，离开武汉的具体时间亦不详。从武汉南下到达广州，接待他的是清朝戊戌科状元、1905年法政速成科特别试验毕业生、广东法政学堂监督夏同龢。夏氏宴请老师，还有从台湾归来的著名人士丘逢甲作陪。丘氏《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十诗云：
1704748528
1704748529
法政学堂宴日本法学博士梅谦次郎，同行结城琢，即席有诗，因次其韵
1704748530
1704748531
沉沉大陆宝华饶，南岭秋迎国士轺。
1704748532
1704748533
海上钓鳌三岛近，人间相马九方遥。
1704748534
1704748535
烟云过眼资探讨，珠玉挥毫破寂寥。
1704748536
1704748537
自笑捉刀闲处立，西风长啸越江朝。
1704748538
1704748539
这是梅谦次郎中国之行的大体情况。他所见到的袁世凯、善耆、张之洞是当时中国政坛最炙手可热的关键人物。他们见面谈了些什么？资料阙如，尚无法得知其中详情。
1704748540
1704748541
1906年，清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开始草拟适用立宪政体的新法律。京师法律学堂也于这一年开学。冈田朝太郎首先应聘到达北京，时间应该是年末。松冈义正、小河滋次郎紧跟其后，志田钾太郎最后到达，都是一边授课，一边起草新法律。现存两种《京师法律学堂笔记》中，都有他们的授课记录。说到这里，有人会问，聘请法律专家既然与速成科有关系，速成科创办人梅博士是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民法专家，名气更大，上年还来过中国，且与袁世凯、张之洞、善耆等人见面，为什么没有受聘呢？
1704748542
1704748543
我过去也是这样问自己，不得其解。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初四日的沈家本奏折，为我解开了这个疑团。
1704748544
1704748545
这份奏折的名称叫做“议覆朱福诜奏请慎重私法编”，我将讨论的问题抄录如下：
1704748546
1704748547
（1）朱：亚洲民族程度去英美稍远，而于德法为近。中国居亚洲上腴，较其层级，与同洲之日本正复类似。日本明治二十九年始敕法学博士梅谦次郎等修正民法，三十一年复修正商法，次第颁行。法典内容皆尚德法而绌英美，此中国所最宜取法。
[
上一页 ]
[ :1.70474849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