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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笑捉刀闲处立，西风长啸越江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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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梅谦次郎中国之行的大体情况。他所见到的袁世凯、善耆、张之洞是当时中国政坛最炙手可热的关键人物。他们见面谈了些什么？资料阙如，尚无法得知其中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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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清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开始草拟适用立宪政体的新法律。京师法律学堂也于这一年开学。冈田朝太郎首先应聘到达北京，时间应该是年末。松冈义正、小河滋次郎紧跟其后，志田钾太郎最后到达，都是一边授课，一边起草新法律。现存两种《京师法律学堂笔记》中，都有他们的授课记录。说到这里，有人会问，聘请法律专家既然与速成科有关系，速成科创办人梅博士是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民法专家，名气更大，上年还来过中国，且与袁世凯、张之洞、善耆等人见面，为什么没有受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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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也是这样问自己，不得其解。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初四日的沈家本奏折，为我解开了这个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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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奏折的名称叫做“议覆朱福诜奏请慎重私法编”，我将讨论的问题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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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亚洲民族程度去英美稍远，而于德法为近。中国居亚洲上腴，较其层级，与同洲之日本正复类似。日本明治二十九年始敕法学博士梅谦次郎等修正民法，三十一年复修正商法，次第颁行。法典内容皆尚德法而绌英美，此中国所最宜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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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臣等伏查欧洲法学统系约法、德、英三派，日本初尚法派，近则模范德派，心摩力追。原奏所陈确有见地，臣等自当择善而从，酌量编订。总之，无论采用何国学说，均应节短取长，慎防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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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日本修正民商法时，梅谦次郎曾拟提议合编。以改约期近，急欲颁行而不果。中国编纂法典之期后于各国，而所采主义不妨集各国之大成，为民商法之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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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查自法国于民法外特编商法法典，各国从而效之，均别商法于民法，各自为编。诚以民法系关于私法之原则，一切人民均可适用。商法系关于商事之特例，惟商人始能适用。民法所不列者如公司、保险、汇票、运送、海商等类，则特于商法中规定之。即民法所有而对于商人有须特别施行者如商事保证契约利息等类，亦于商法中另行规定。凡所以保护商人之信用而补助商业之发达，皆非民法之所能从同。合编之说似未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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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请聘日本法学博士梅谦次郎为民商起草员，而以中国法学生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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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查延聘外国法律名家一节，上年宪政编查馆于请派修订法律大员折内声明，应俟开馆后由该大臣奏明办理。旋经臣等奏陈，俟聘定后另行具奏等情。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在案。臣等一再斟酌，以聘用外人，至有关系，不得不加意慎重。遂于今年三月馆事粗定后，派令臣馆提调、大理院推事董康前赴日本详细访察。该员在日本将及半载，深悉梅谦次郎为该国政府随时顾问必不可少之人，断非能轻易聘用。访有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为商法专家，名誉甚著，禀经臣等公同商酌，聘充臣馆调查员，电请出使日本国大臣胡惟德，妥定合同，约其来京。此外，另订旧在京师之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小河滋次郎、法学士松冈义正，分任刑法、民法、刑民诉讼法调查事件，以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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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问题，重点在（2）（3），即民商合编还是分编，以及梅谦次郎的聘请问题。据这份奏折，法律馆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收到军机处交给他们覆议的朱氏奏折，直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四日，才向清廷上奏答复朱氏的建议，为时将近一年。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原因就是派董康到日本，“详细访察”后，才做答复。董康三月出发，“在日本将及半载”，加上前后时间，正好将近一年。通过一年时间派人“详细访察”的结果，就是民商分编，梅谦次郎无法聘请，转而聘请志田钾太郎。于此也可见当日对民商法编订的慎重。对这两种不同意见，清廷的最后决定，载于《德宗景皇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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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福诜奏，慎重私法编订，请聘日本法学博士梅谦次郎为民商法起草员，下修订法律馆议。寻奏：查欧洲法学系统，约分法、德、英三派。日本初尚法派，近尚德派，自当择善而从。惟合编之说，似可不用。至聘用起草员一节，已商请日本志田钾太郎等分任调查员，以备参考。报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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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谦次郎为该国政府随时顾问必不可少之人，断非能轻易聘用。”这是没有聘请的官方记录原因。“报闻”，就是知道了，按你的意见办。梅博士本人因“政府随时顾问”而未被聘请，他的代表作《日本民法要义》则在中国不胫而走。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分五册发行。民国后又多次再版。其中孟森译《总则编》《债权编》，陈承泽、陈时夏译《物权编》，陈与燊译《亲族编》，金泯澜译《相续编》。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正是《大清民律草案》拟订之时，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在还无人进行研究。孟森两册译本，则由孙家红博士辑入《孟森政法著译辑刊》，作为《孟森著作集》之一种，由中华书局于2008年4月重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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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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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历史资料集正如题名所示，以中国留学生即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史料为专集，用以展示日本近代史上问题横生之日俄战争时期所开设法政速成科之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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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收录者，主要为现阶段日本所能收集到之历史资料。为求精准，本应尽力于中国收集相关资料，但短时内无法完成。因此本资料集虽在准确度上尚有几分自信，但仍可能存有偏差，特别是人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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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以上问题，于今日“国际化”呼声弥高之际，仍值参考。有鉴于此，虽存诸多未决事项，最终仍付梓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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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史料收集时，校外之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新闻杂志文库”提供阅览等方便。同时，与中国相关人名、地名等之校正，亦获“日中实业”有限公司宗椿扬，与来自大连外国语学院、在本校攻读政治学硕士课程之郑希宏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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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如蒙谅解，并能被有效利用，实甚荣幸，期待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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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六三年三月一日（198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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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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