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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国留学生管理规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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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开始，汪大燮作为第一任留日学生总监来日本。此前一年，被成城学校拒绝入学之私费留学生发起反对运动。同时由于前驻日公使难以充分指挥各省留学生监督，清国政府以此为机，决派遣公使级别之总监督，汪乃获任此职。作为办事机构，设置留日学生监督处，发行关于留学生之官报，直至清末。（实藤书，第7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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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即三十七年，清国政府与驻清日本公使协商，以“游学生”为对象，制定《约束游学生章程》与《鼓劝游学卒业生章程》，规定“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之监督内容，并由日本文部省向各相关学校发布。（1020）同年五月，参加法政速成科开讲典礼之杨枢公使，作为“钦差大臣兼管游学生总监督”发表祝辞。（932）于是中国将海外留学生称为“游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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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为实现现代化，一方面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另一方面又警惕留日学生奔走革命运动。清国政府曾令张之洞制定管理留日学生政治活动法案。一九〇三年六月至七月，张之洞与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协商，以卒业回国后对官吏之特别委任为条件，希望日本制定规则，以管理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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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朴次茅斯和谈中，八月二十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东京合并，以上月自美来日并已返回之孙文为核心，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法政速成科第二期在校生胡汉民、汪兆铭、宋教仁等，曾帮助孙文，留日学生活动逐渐引起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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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种事态，清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履行此前张与内田之约，于十一月发布留学生管理规则。《中央公论》三十八年一月号杂志上，已有人发表关于防止清国留学生放任，加强监督管理必要性之论说。（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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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省第十九号令（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公布）“招收清国人公私立学校相关规程”于三十九年一月一日开始实施。文部省次官木场贞长发表关于省令之谈话中，虽曾谈及“要一方面加强管理以营利为目的之学校，另一方面纠正堕落留学生之生活，绝没有约束留学生自由之意”，但又泄露真实意图，“留学生中革命派人数众多，此次一定会遭重大打击”。（《读卖新闻》，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确有被称为“学店”“学商”之营利学校，但留日学生将省令视作管理留学生规则，而展开激烈反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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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十五条条文中，特别被认为有问题者，有如下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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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公立或私立学校在许可清国人学时，应要求其在入学申请书中附加驻本国之清国公使馆绍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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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接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应使清国学生住于寄宿舍，或学校监督下之公寓，校外者应加以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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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接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对品行不良而被其他学校开除之清国人，不得让其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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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因参加革命运动而被认为“品行不良”被开除之学生，根据第一条规定，无法获得“清国公使馆之绍介书”，亦即完全被日本学校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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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国留学生所在各校，以于该月二十九日前申报学生原籍、现住所、年龄、学历，向学生发布通知。十二月三日，留日学生在神田骏河台清国留学生会馆召开总会，向公使杨枢以及文部省提出质疑，但未得要领。弘文学院、经纬学堂、早大、大成学校、成城学校、振武学校、东斌学堂、东亚实业学校等八校，决定从翌日起一同罢课，要求撤销文部省令。（1032）十二月五日，法政速成科亦加入同盟罢课，当日仅第一、第二两班学生上课。自六日开始，速成科全部学生加入罢课。因为省令未被撤销，留学生乃渐采回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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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七日，《东京朝日新闻》刊载评论指出，八千六百余名留学生同盟罢课，成为当下最大问题，是由于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意志所引起。对此，正在法政速成科留学之陈天华，将其“绝命书”邮寄杨度（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长），十二月八日于大森海岸投水自杀，以示抗议。陈天华作为湖南省官费留学生，于明治三十六年来日留学，翌年回国，与黄兴等在长沙计划革命起义，失败而亡命日本，后入学法政速成科。遗书（绝命书）中，愿努力除去难忍屈辱之“放纵卑劣”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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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井算已：《陈天华之生涯》，《史学杂志》65编11号；《所谓清国留学生管理规则事件之性格》，信州大学纪要2，昭和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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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闻》于十二月十、十一两日，刊载程家柽《反对清国留学生管理规程之理由》。（1033）笔者在日八年，为前一年农科大学卒业生。《法律新闻》也于十二月十五日（第三二二号）发表评论《中国学生与文部省令》，断言干涉不当，并论及清国公使馆员往往认为私费生为“革命之种子”而加仇视，难辞帮助该国政府专制之责。（1036）与此相反，同日发行之《教育时论》，则支持文部省令，认为同盟罢课由于留学生误解而起。（1034、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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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反对管理规则行动漩涡中，稳健派之汪兆铭因为安抚留学生，而被指责为“媚日”“汉奸”，甚至在法政讲堂而遭学生殴打。（郭定森笔述：《法政大学报》18卷7月号，昭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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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接孙文电报指示，一起归国，可能招致清国政府对革命同盟会员一网打尽，并非良策。汪兆铭乃组织留学生维持会，呼吁学生复课。（《早稻田大学百年史》第二卷，第177页）同时，学校亦劝学生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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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法政大学附近之富士见轩，各校学生代表十数名举行会议，虽有少数反对，仍决议从一月十三日开始复课。法政速成科一月十五日重新开始上课，梅总理对学生发表训谕。（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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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中，一齐回国之留学生中，尚有如黄尊三者，回到日本复课。（《清国人日本留学日记》，实藤、佐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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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母国之学生，则在上海设立招聘外国人教习之中国公学，胡适即卒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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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秋，法政速成科第五期有八百四十六名学生入学，或可认为此事件影响已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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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政速成科与梅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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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速成科乃应在日清国留学生之愿望而生。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在其“法政速成科之来历”（956）中曾言及“应清国人士之请而设法政速成科”，由此可见梅之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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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七年三月，清国留学生范源廉与梅总理会面，恳请设置清国留学生速成科，最好作为法政大学一科，学习年限欲为一年。振武学校与宏文学院之速成教育，皆为一年以内。梅在获得外相小村寿太郎赞成后，会晤清国公使杨枢，其赞成劝说清国各省督抚，并上奏皇帝，派遣留学生。于是，四月二十五日，梅给各位教师递送以下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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