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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反对管理规则行动漩涡中，稳健派之汪兆铭因为安抚留学生，而被指责为“媚日”“汉奸”，甚至在法政讲堂而遭学生殴打。（郭定森笔述：《法政大学报》18卷7月号，昭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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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接孙文电报指示，一起归国，可能招致清国政府对革命同盟会员一网打尽，并非良策。汪兆铭乃组织留学生维持会，呼吁学生复课。（《早稻田大学百年史》第二卷，第177页）同时，学校亦劝学生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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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法政大学附近之富士见轩，各校学生代表十数名举行会议，虽有少数反对，仍决议从一月十三日开始复课。法政速成科一月十五日重新开始上课，梅总理对学生发表训谕。（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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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中，一齐回国之留学生中，尚有如黄尊三者，回到日本复课。（《清国人日本留学日记》，实藤、佐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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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母国之学生，则在上海设立招聘外国人教习之中国公学，胡适即卒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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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秋，法政速成科第五期有八百四十六名学生入学，或可认为此事件影响已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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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政速成科与梅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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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速成科乃应在日清国留学生之愿望而生。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在其“法政速成科之来历”（956）中曾言及“应清国人士之请而设法政速成科”，由此可见梅之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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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七年三月，清国留学生范源廉与梅总理会面，恳请设置清国留学生速成科，最好作为法政大学一科，学习年限欲为一年。振武学校与宏文学院之速成教育，皆为一年以内。梅在获得外相小村寿太郎赞成后，会晤清国公使杨枢，其赞成劝说清国各省督抚，并上奏皇帝，派遣留学生。于是，四月二十五日，梅给各位教师递送以下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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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四卷二号“梅谦次郎书简”（松尾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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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者。此次于本大学设置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希望以下教师担任，且诸事需要商议。百忙之中，殊觉其难，请于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四时，驾临九段坂上富士见轩。果否能来，烦请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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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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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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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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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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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烝治松浦镇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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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浓部达吉岩田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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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仓松太郎小川滋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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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井延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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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进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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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速成科之设，于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向文部省申报，四月三十日获得许可。（914）五月七日开课，并迅速运转。《法政大学百年史》与前述之经过稍有不同，以下介绍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相关内容[20]。文虽稍长，仍从该书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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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卒业后，思实习审判及参观各级裁判所，以资实习，得司法省之许可，派判事一人为我领导，到地方裁判厅，且观且讲，即在判事座后设座观审，比在学校得益更多。又导观监狱，……狱内设有工厂，教犯人习一艺，女犯则有纺织及手工，其意令犯人出狱后，得有一技可以糊口，用意甚善。导观之人告我道，当时日本要收回治外法权，特派专家到欧洲国家考察司法制度，对于监狱，特别注意，故日本监狱，都采各国的办法。后又参观执行死刑，先将犯人解除刑具，另至一室，饷以酒食，并由宣教师（僧人）为说三世因缘，希望他来世做好人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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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正拟束装回国，范静生（源廉）来看我，他说，我们今年均将卒业归国，我学师范，回国后拟在教育方面致力，君 学法律政治，回国后当然在那方面有所贡献。惟政治不良，教育亦无从着手，两者相辅而行，政治比教育还要紧。但人才缺乏，又不能立刻造就，我来与君 商议，想在日本办一速成法政班，虽不完全，总比没有学过的好。君 若赞成，君 在法学方面认识的人，比较的多，经验也比我丰富，君 想如何办法好？我说尊意我很赞成，……我考虑之后，去看静生，我想到了一位大法学家，即法政学校校长梅谦次郎博士，他可算法界权威。我与梅博士请教过几次，见他对中国很关心，人亦爽快明通，倒不是埋头苦干，不问外事的人，地址即借他法政学校。只要他肯担任，我想最为合适，我们先去拜访他，跟他讨论这事，看他有没有意思领导？静生欣然，遂与梅博士约定日期，先去访问。梅博士很赞成这办法，……过了数日，梅博士约我们同去见他，他说你们两位为中国热心，养成人才，我很感动，我也愿意为你们出一点力，担任此事，地址即可在本校。惟时间不能与本校冲突，有时只好排在晚上授课。教师由我约请，课程由我同教师商定。……课程有刑法、诉讼法大纲、民法大意、行政法通则、日本宪法与宪法比较、警察法、地方行政法，教师都是各大学教师，第一流法学家。开学后，学生有已来日本尚未入学者，已有百数十人，来学者都很满意，因翻译听讲，比较稍通日文者更为明白。静生任两门翻译，宪法及行政法，余亦任两门，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余回国后，第一班卒业，归国宣传，来学者顿增至四五百人，课程改为一年半。后又改为两年，是较充实。闻后来学者，竟至三千人以上。这些种籽，散播各省，却是一支无比的政治生力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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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回国时，在日本进学校者已近万人，闻后来最多时，超过两万以上。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同盟会，来日者分子更加复杂。闻有不进学校，专搞政事党务，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会，大闹风潮，余已回国，不甚了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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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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