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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反对管理规则行动漩涡中,稳健派之汪兆铭因为安抚留学生,而被指责为“媚日”“汉奸”,甚至在法政讲堂而遭学生殴打。(郭定森笔述:《法政大学报》18卷7月号,昭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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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接孙文电报指示,一起归国,可能招致清国政府对革命同盟会员一网打尽,并非良策。汪兆铭乃组织留学生维持会,呼吁学生复课。(《早稻田大学百年史》第二卷,第177页)同时,学校亦劝学生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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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法政大学附近之富士见轩,各校学生代表十数名举行会议,虽有少数反对,仍决议从一月十三日开始复课。法政速成科一月十五日重新开始上课,梅总理对学生发表训谕。(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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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中,一齐回国之留学生中,尚有如黄尊三者,回到日本复课。(《清国人日本留学日记》,实藤、佐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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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母国之学生,则在上海设立招聘外国人教习之中国公学,胡适即卒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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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秋,法政速成科第五期有八百四十六名学生入学,或可认为此事件影响已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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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政速成科与梅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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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速成科乃应在日清国留学生之愿望而生。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在其“法政速成科之来历”(956)中曾言及“应清国人士之请而设法政速成科”,由此可见梅之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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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七年三月,清国留学生范源廉与梅总理会面,恳请设置清国留学生速成科,最好作为法政大学一科,学习年限欲为一年。振武学校与宏文学院之速成教育,皆为一年以内。梅在获得外相小村寿太郎赞成后,会晤清国公使杨枢,其赞成劝说清国各省督抚,并上奏皇帝,派遣留学生。于是,四月二十五日,梅给各位教师递送以下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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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四卷二号“梅谦次郎书简”(松尾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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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者。此次于本大学设置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希望以下教师担任,且诸事需要商议。百忙之中,殊觉其难,请于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四时,驾临九段坂上富士见轩。果否能来,烦请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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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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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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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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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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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烝治松浦镇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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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浓部达吉岩田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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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仓松太郎小川滋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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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井延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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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进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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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速成科之设,于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向文部省申报,四月三十日获得许可。(914)五月七日开课,并迅速运转。《法政大学百年史》与前述之经过稍有不同,以下介绍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相关内容[20]。文虽稍长,仍从该书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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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卒业后,思实习审判及参观各级裁判所,以资实习,得司法省之许可,派判事一人为我领导,到地方裁判厅,且观且讲,即在判事座后设座观审,比在学校得益更多。又导观监狱,……狱内设有工厂,教犯人习一艺,女犯则有纺织及手工,其意令犯人出狱后,得有一技可以糊口,用意甚善。导观之人告我道,当时日本要收回治外法权,特派专家到欧洲国家考察司法制度,对于监狱,特别注意,故日本监狱,都采各国的办法。后又参观执行死刑,先将犯人解除刑具,另至一室,饷以酒食,并由宣教师(僧人)为说三世因缘,希望他来世做好人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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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正拟束装回国,范静生(源廉)来看我,他说,我们今年均将卒业归国,我学师范,回国后拟在教育方面致力,君 学法律政治,回国后当然在那方面有所贡献。惟政治不良,教育亦无从着手,两者相辅而行,政治比教育还要紧。但人才缺乏,又不能立刻造就,我来与君 商议,想在日本办一速成法政班,虽不完全,总比没有学过的好。君 若赞成,君 在法学方面认识的人,比较的多,经验也比我丰富,君 想如何办法好?我说尊意我很赞成,……我考虑之后,去看静生,我想到了一位大法学家,即法政学校校长梅谦次郎博士,他可算法界权威。我与梅博士请教过几次,见他对中国很关心,人亦爽快明通,倒不是埋头苦干,不问外事的人,地址即借他法政学校。只要他肯担任,我想最为合适,我们先去拜访他,跟他讨论这事,看他有没有意思领导?静生欣然,遂与梅博士约定日期,先去访问。梅博士很赞成这办法,……过了数日,梅博士约我们同去见他,他说你们两位为中国热心,养成人才,我很感动,我也愿意为你们出一点力,担任此事,地址即可在本校。惟时间不能与本校冲突,有时只好排在晚上授课。教师由我约请,课程由我同教师商定。……课程有刑法、诉讼法大纲、民法大意、行政法通则、日本宪法与宪法比较、警察法、地方行政法,教师都是各大学教师,第一流法学家。开学后,学生有已来日本尚未入学者,已有百数十人,来学者都很满意,因翻译听讲,比较稍通日文者更为明白。静生任两门翻译,宪法及行政法,余亦任两门,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余回国后,第一班卒业,归国宣传,来学者顿增至四五百人,课程改为一年半。后又改为两年,是较充实。闻后来学者,竟至三千人以上。这些种籽,散播各省,却是一支无比的政治生力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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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回国时,在日本进学校者已近万人,闻后来最多时,超过两万以上。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同盟会,来日者分子更加复杂。闻有不进学校,专搞政事党务,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会,大闹风潮,余已回国,不甚了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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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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