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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多年的燕京大学再一次受到世人的关注，得益于一中一外两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一位是现任国民党荣誉主席的连战，一位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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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特地来到燕园，在贝公楼礼堂，面向800多名师生代表作演讲，在开场白恭喜完北大百年校庆之后，他提到了燕京大学：“众所周知，燕京大学校园就是美国传教士创建的，许多建筑都是美国建筑师设计的。从前，很多美国学生和教师来这里学习和授课，我们感觉到与你们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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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林顿的演讲在涉及燕京大学历史的内容上存在一些史实误差，但是看得出来，这位美国总统为了这次到访做了精心准备。克林顿的演讲经由电视台的直播，引发了国人对于消逝已久的燕京大学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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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再一次受到世人的关注是在2005年，连战访问燕园，在贝公楼礼堂向北大师生发表演说。连战在演讲开始时说：“今天我和内人偕同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一起来到北京大学，非常荣幸，也非常温馨……刚才我了解到北京大学就是当年燕京的校址，我的母亲（20世纪）30年代在这里念书，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可以说是备感亲切。”连战接着说，“看到斯草、斯木、斯事、斯人，想到我母亲在这儿年轻的岁月，在这个校园接受教育、进修成长，心里面实在是非常亲切。”连战的母亲赵兰坤，正是当年燕京大学宗教系的学生。连续两个“亲切”，道出这位国民党荣誉主席对母亲母校的尊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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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两位政治人物访问燕园的当年，也还有一些微妙之处：克林顿的演讲经由电视直播之后，纸媒在报道克林顿访问的消息之时，回避了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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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知道燕京大学，应该还是从领袖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而燕京大学的长期被遮蔽，也与领袖这篇文章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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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司徒雷登临终留下遗言，希望自己的骨灰能由秘书傅泾波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园。之前，司徒雷登的妻子已经在这里长眠。与发妻合葬，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司徒雷登的回归之旅，显得特别艰难。直到傅泾波去世之后，这个任务才在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手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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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傅泾波经过多方联络，终于征得北大校方的同意，让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燕园。当时，北大校方的这一决定还经过了中央书记处的同意。然而，节外生枝，有些北大人对于这个决定持反对意见，理由是：“司徒雷登是被毛主席批评过的人，怎么能葬在北大呢？”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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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北大再次同意了让司徒雷登的骨灰迁回，然而，当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此事再度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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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入土杭州，虽然没有安葬在燕园，但这已经让傅履仁长舒了一口气。其时，国内外媒体对于此事争相报道，北大校方对此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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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人为何遭此际遇？燕京大学又为何消逝？这一切还要从教会大学说起。所谓教会大学，在本书的语境下特指自西方传教士来华起，由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现代教育起步之时，许多地方都曾经向教会学校学习、借鉴办学经验，张之洞在湖北兴学之初就派梁鼎芬到文华书院了解学堂的体制和方法，山东巡抚袁世凯曾经请文会馆（后来的齐鲁大学）校长到济南筹建山东大学堂，浙江求是书院在开办之初也曾请美国传教士王令庚为总教习，至于京师大学堂聘请丁韪良为总教习，那还是稍后的事情……而在美国，教会大学不仅与高等教育渊源极深，而且是高等教育的发源地，著名的哈佛、耶鲁和康奈尔，都是由教会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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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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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题写的燕京大学校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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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众所周知，在近代，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来到中国的，教会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在当时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得以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教会大学研究的使命就是要彻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提高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但是，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历史，正是这些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了的教会大学，把现代教育模式和女子教育带入了中国；也正是这些教会大学，对近代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如何评价教会大学，一直是当下教会大学研究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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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以燕京大学为个案，叙述其在33年的历史中所遭遇的困境和突围，其着意点，却是通过这所学校的历程，反映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问题与困境。之所以选择燕京大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没有哪所学校能够像燕京大学如此深地介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各个角落，这一点相信读者在读完此书之后会有评判；另外还因为，燕京大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的合拍及不合拍，都让这项研究极具张力，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极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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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诞生之日起，燕京大学就一直在生死存亡的关口挣扎。义和团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中日战争的爆发等，对其生存和发展都提出了严重的考验；而文化差异的冲突、民族冲突、国际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也一直让燕京大学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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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揭示的，正是燕京大学如何在这一系列紧张冲突中进行自我调适，成为一流大学继而又被撤销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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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燕京大学为主体的研究著作尚不多见，但是毫无疑问，前人对于司徒雷登的研究对这本小书的写作惠泽良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在写作过程中知晓哪些角度应该避免，不必再去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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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燕京大学以档案保存完备而著称，但是由于诸多因素，查看这些档案却有出乎意料的困难。我去过教育部的档案室，结果被拒之门外；去过北京大学的档案馆，结果被告知“只有经过校长的批准，才可以查阅燕京的档案”；去过北京档案馆，结果关于燕京的档案大多数都被标注了“不开放”。没办法，我只好调整方法，放弃主要依靠档案的想法，采用以当事人口述为主、档案为辅的方式，尽管依靠档案是做研究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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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上帝关闭一扇门，必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在走访健在的燕京老人的过程中，我发现，尽管时隔多年，他们关于燕京的记忆却是那么鲜活。那些久远的往事，仿佛昨天刚刚发生一样。我也惊诧于这些老辈对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的热情：侯仁之老不仅为我打破医生为其立下的不见生人的规定，而且不顾望百高龄，执意要带我在燕园中感受当年的环境；原驻美参赞国仲元老师虽然因为入学晚而谦称不够资格对我谈燕京的历史，却频频为我的访问穿针引线，提供燕京校友的最新动态；刚刚去世不久的周汝昌先生得知我在做燕京人口述的工作后，主动打电话约我去他的寓所畅谈；从来不接受访问的谢道渊先生（当年院系调整的见证人之一）为我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每年4月燕京校友的返校节，老人们都不忘通知我参加；每期的《燕大校友通讯》总能及时寄到我手里，尽管这些年我几次更换单位……我想，一方面是我的挚诚打动了老人们，另一方面，不用讳言，也有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多年压抑——燕京的历史，在多年之中，曾经是燕京人彼此心照不宣的禁忌。就在写作过程中，我面对一些资料，也不得不进行“自我阉割”的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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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后来的治史者不必如我这般。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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