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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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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题写的燕京大学校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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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众所周知，在近代，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来到中国的，教会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在当时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得以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教会大学研究的使命就是要彻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提高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但是，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历史，正是这些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了的教会大学，把现代教育模式和女子教育带入了中国；也正是这些教会大学，对近代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如何评价教会大学，一直是当下教会大学研究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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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以燕京大学为个案，叙述其在33年的历史中所遭遇的困境和突围，其着意点，却是通过这所学校的历程，反映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问题与困境。之所以选择燕京大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没有哪所学校能够像燕京大学如此深地介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各个角落，这一点相信读者在读完此书之后会有评判；另外还因为，燕京大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的合拍及不合拍，都让这项研究极具张力，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极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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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诞生之日起，燕京大学就一直在生死存亡的关口挣扎。义和团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中日战争的爆发等，对其生存和发展都提出了严重的考验；而文化差异的冲突、民族冲突、国际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也一直让燕京大学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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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揭示的，正是燕京大学如何在这一系列紧张冲突中进行自我调适，成为一流大学继而又被撤销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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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燕京大学为主体的研究著作尚不多见，但是毫无疑问，前人对于司徒雷登的研究对这本小书的写作惠泽良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在写作过程中知晓哪些角度应该避免，不必再去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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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燕京大学以档案保存完备而著称，但是由于诸多因素，查看这些档案却有出乎意料的困难。我去过教育部的档案室，结果被拒之门外；去过北京大学的档案馆，结果被告知“只有经过校长的批准，才可以查阅燕京的档案”；去过北京档案馆，结果关于燕京的档案大多数都被标注了“不开放”。没办法，我只好调整方法，放弃主要依靠档案的想法，采用以当事人口述为主、档案为辅的方式，尽管依靠档案是做研究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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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上帝关闭一扇门，必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在走访健在的燕京老人的过程中，我发现，尽管时隔多年，他们关于燕京的记忆却是那么鲜活。那些久远的往事，仿佛昨天刚刚发生一样。我也惊诧于这些老辈对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的热情：侯仁之老不仅为我打破医生为其立下的不见生人的规定，而且不顾望百高龄，执意要带我在燕园中感受当年的环境；原驻美参赞国仲元老师虽然因为入学晚而谦称不够资格对我谈燕京的历史，却频频为我的访问穿针引线，提供燕京校友的最新动态；刚刚去世不久的周汝昌先生得知我在做燕京人口述的工作后，主动打电话约我去他的寓所畅谈；从来不接受访问的谢道渊先生（当年院系调整的见证人之一）为我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每年4月燕京校友的返校节，老人们都不忘通知我参加；每期的《燕大校友通讯》总能及时寄到我手里，尽管这些年我几次更换单位……我想，一方面是我的挚诚打动了老人们，另一方面，不用讳言，也有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多年压抑——燕京的历史，在多年之中，曾经是燕京人彼此心照不宣的禁忌。就在写作过程中，我面对一些资料，也不得不进行“自我阉割”的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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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后来的治史者不必如我这般。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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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一章 诞生于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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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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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使这个年份在中国近现代史庞大的坐标系中，成为一个显著的坐标点，比如巴黎和会以及由此引发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一年，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接受了执掌一所大学的任命，在之后的岁月里，这所大学成长为一所驰名中外的大学，并且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30年之后，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中，伴随着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所大学又在历史上永久地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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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司徒雷登，他所执掌的大学，便是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名声显赫的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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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生于中国杭州，青年时代在美国神学院毕业后回到中国。他于1919年担任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的校长，后改任校务长，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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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的“前言”中，言简意赅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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