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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燕京大学以档案保存完备而著称，但是由于诸多因素，查看这些档案却有出乎意料的困难。我去过教育部的档案室，结果被拒之门外；去过北京大学的档案馆，结果被告知“只有经过校长的批准，才可以查阅燕京的档案”；去过北京档案馆，结果关于燕京的档案大多数都被标注了“不开放”。没办法，我只好调整方法，放弃主要依靠档案的想法，采用以当事人口述为主、档案为辅的方式，尽管依靠档案是做研究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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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上帝关闭一扇门，必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在走访健在的燕京老人的过程中，我发现，尽管时隔多年，他们关于燕京的记忆却是那么鲜活。那些久远的往事，仿佛昨天刚刚发生一样。我也惊诧于这些老辈对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的热情：侯仁之老不仅为我打破医生为其立下的不见生人的规定，而且不顾望百高龄，执意要带我在燕园中感受当年的环境；原驻美参赞国仲元老师虽然因为入学晚而谦称不够资格对我谈燕京的历史，却频频为我的访问穿针引线，提供燕京校友的最新动态；刚刚去世不久的周汝昌先生得知我在做燕京人口述的工作后，主动打电话约我去他的寓所畅谈；从来不接受访问的谢道渊先生（当年院系调整的见证人之一）为我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每年4月燕京校友的返校节，老人们都不忘通知我参加；每期的《燕大校友通讯》总能及时寄到我手里，尽管这些年我几次更换单位……我想，一方面是我的挚诚打动了老人们，另一方面，不用讳言，也有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多年压抑——燕京的历史，在多年之中，曾经是燕京人彼此心照不宣的禁忌。就在写作过程中，我面对一些资料，也不得不进行“自我阉割”的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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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后来的治史者不必如我这般。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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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一章 诞生于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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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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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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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使这个年份在中国近现代史庞大的坐标系中，成为一个显著的坐标点，比如巴黎和会以及由此引发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一年，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接受了执掌一所大学的任命，在之后的岁月里，这所大学成长为一所驰名中外的大学，并且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30年之后，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中，伴随着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所大学又在历史上永久地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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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司徒雷登，他所执掌的大学，便是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名声显赫的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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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生于中国杭州，青年时代在美国神学院毕业后回到中国。他于1919年担任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的校长，后改任校务长，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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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的“前言”中，言简意赅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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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建的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1919—1920年合并而成的。校址仍沿用汇文大学与协和女子大学在东城盔甲厂和同福夹道的旧址。1926年海淀燕园以未名湖为中心的新校舍建成，遂迁新址，即现在北京大学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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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组成燕京大学的几所大学的合并过程，远远没有这样简单，而是经历了许多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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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要追溯到1864年。那一年，在北京的街道上，苏格兰独立传教士威廉·彭斯（William Burns）牧师见到一个妇女带着三名小女孩乞讨。这一情景深深地打动了他。身为一个单身汉，彭斯牧师当时没有能力照料这些女孩，但是，他带她们去见了贝满夫人（Mrs. Eliza J. Bridgman）。贝满夫人收留了她们，答应负责她们的全部生活。贝满夫人的丈夫是第一个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za C. Bridgman），1861年在上海去世。完成了丈夫的传记后，贝满夫人从上海迁到北京，成为美国公理会(1)成员。从北京街头救来的这三个小女孩和另外两个女孩成了一所学校的首批学生，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贝满女校。在贝满夫人离开北京转往上海的1869年，学校已经有了16个在校女生。这还是由于严格限制裹脚学生入校的规定，使入学人数受到了影响。在美国长老会(2)、伦敦会(3)和美以美会(4)的妇女国外布道会的帮助下，该校最后发展成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20年，麦美德女士（S. Luella Miner）领导着女子学院成功完成加入重新组建的燕京大学的谈判时，这所学校已经有了73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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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满女校成立三年之后，美国公理会的另外一名牧师江戴德（L. D. Chapin）认为需要受过现代训练的人手来帮助开展工作，于是在当时处于北京以东的通州开办了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来自基督教家庭的男生。20多年后，它发展成潞河书院。1903年，潞河书院转变成为华北协和大学。1908年，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来到学校，开始了他长期而忠诚的教育工作。现在矗立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博雅塔，就是他的叔父捐资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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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汇文大学。根据刘海澜（H. H. Lowry）的回忆，汇文大学的前身是美以美会于1870年在北京开办的一所小日校，当时只有一间小教室，仅有的三名男生还是靠每天提供一餐膳食吸引来的。但是这所小学校一年年地繁荣起来，逐渐发展成一所寄宿学校，并于1876年升级为中学。1888年阜查理（C. H. Fowler）会督访问该校时，又作出了将其建成一所大学的勇敢决定。它的英文名称是Peking University(5)，中文名为汇文书院。按照纽约州的法律，在美国组成了一个负责管理汇文大学事务的九人托事部。从法律上来说，汇文大学的财产和最终控制权归属于一个独立于美以美会的美国团体。最初的托事部由美以美会中的五名会督和四名世俗成员组成，从而保证美以美会对学校的控制。负责学校事务的校董会于1892年成立，按照章程，校董会成员不超过24名，都必须信仰新教，且都必须居住在中国，至少保证有四分之一的成员居住在北京。学校校长是校董会的当然主席，须由纽约托事部任命。校董会有权自主填补空缺。但美以美会对此显然产生了担心，为了保证美以美会对学校的控制，章程后来作了修正，要求有三分之一的校董须是美以美会成员。校董们有权管理学校事务，但需要托事部的批准。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托事部和校董会逐渐划分了各自的责任。当时的校董之一塔夫脱（Marcus L. Taft）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托事部的专务是募集资金并进行投资，用它们来为几个部门谋取最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校董会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但当校董会或教师背离了严格的“新教原则或福音主义原则”时，当政治变动或者地区性变动提出需要时，当学校能够自立时，或当托事部一致认为大学并未实现最初的宗旨时，托事部有权撤回经费。在并入燕京大学之前，汇文大学已经设立了以下院校：文学院、理学院、神学院、医学院、预科、工艺学校。之后的燕京大学制度和架构，基本上继承了汇文大学的传统。可以说，汇文大学是之后联合而成的燕京大学的主体。汇文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李安德（L. W. Pilcher），他因为1893年11月24日去世提前结束了任期，刘海澜在12月5日的校董会特别会议上被任命为代理校长，旋即被任命为副校长、校长。在此后的25年里，他一直担任校长这一职务，直到新的联合大学产生之后，他才退休，以便司徒雷登能够接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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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满夫人、江戴德和美以美会开办的这三所学校，就是燕京大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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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这三所学校的根本目标是为基督教服务，而非教育。例如，在汇文大学组建执照中，关于大学宗旨是这样陈述的：“在北京、北京近郊或者附近乡村建立和维持一所高等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它建立和运行的基础是严格的基督教和福音主义原则，而不是世俗原则——帮助中华帝国和其他国家的青年获得文理科教育或职业教育。”而通州潞河书院在1893年印制的一份通报中，对学院的根本宗旨表述如下：“无论事实上还是名义上，它的存在都是为了基督和教会。它的目标绝不是培养能够胜任许多新式官办事业中的肥差的人才。它将全部精力用于培养具有彻底基督教精神的青年，这些青年只能服务于为他们提供教育机会的教会，他们接受教育也就是为了教会的需要。”联合而成的燕京大学在以后的岁月里，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尽管在一开始，它只是教会在当时中国大地上播下的一颗传教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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