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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满女校成立三年之后，美国公理会的另外一名牧师江戴德（L. D. Chapin）认为需要受过现代训练的人手来帮助开展工作，于是在当时处于北京以东的通州开办了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来自基督教家庭的男生。20多年后，它发展成潞河书院。1903年，潞河书院转变成为华北协和大学。1908年，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来到学校，开始了他长期而忠诚的教育工作。现在矗立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博雅塔，就是他的叔父捐资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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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汇文大学。根据刘海澜（H. H. Lowry）的回忆，汇文大学的前身是美以美会于1870年在北京开办的一所小日校，当时只有一间小教室，仅有的三名男生还是靠每天提供一餐膳食吸引来的。但是这所小学校一年年地繁荣起来，逐渐发展成一所寄宿学校，并于1876年升级为中学。1888年阜查理（C. H. Fowler）会督访问该校时，又作出了将其建成一所大学的勇敢决定。它的英文名称是Peking University(5)，中文名为汇文书院。按照纽约州的法律，在美国组成了一个负责管理汇文大学事务的九人托事部。从法律上来说，汇文大学的财产和最终控制权归属于一个独立于美以美会的美国团体。最初的托事部由美以美会中的五名会督和四名世俗成员组成，从而保证美以美会对学校的控制。负责学校事务的校董会于1892年成立，按照章程，校董会成员不超过24名，都必须信仰新教，且都必须居住在中国，至少保证有四分之一的成员居住在北京。学校校长是校董会的当然主席，须由纽约托事部任命。校董会有权自主填补空缺。但美以美会对此显然产生了担心，为了保证美以美会对学校的控制，章程后来作了修正，要求有三分之一的校董须是美以美会成员。校董们有权管理学校事务，但需要托事部的批准。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托事部和校董会逐渐划分了各自的责任。当时的校董之一塔夫脱（Marcus L. Taft）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托事部的专务是募集资金并进行投资，用它们来为几个部门谋取最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校董会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但当校董会或教师背离了严格的“新教原则或福音主义原则”时，当政治变动或者地区性变动提出需要时，当学校能够自立时，或当托事部一致认为大学并未实现最初的宗旨时，托事部有权撤回经费。在并入燕京大学之前，汇文大学已经设立了以下院校：文学院、理学院、神学院、医学院、预科、工艺学校。之后的燕京大学制度和架构，基本上继承了汇文大学的传统。可以说，汇文大学是之后联合而成的燕京大学的主体。汇文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李安德（L. W. Pilcher），他因为1893年11月24日去世提前结束了任期，刘海澜在12月5日的校董会特别会议上被任命为代理校长，旋即被任命为副校长、校长。在此后的25年里，他一直担任校长这一职务，直到新的联合大学产生之后，他才退休，以便司徒雷登能够接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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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满夫人、江戴德和美以美会开办的这三所学校，就是燕京大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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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这三所学校的根本目标是为基督教服务，而非教育。例如，在汇文大学组建执照中，关于大学宗旨是这样陈述的：“在北京、北京近郊或者附近乡村建立和维持一所高等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它建立和运行的基础是严格的基督教和福音主义原则，而不是世俗原则——帮助中华帝国和其他国家的青年获得文理科教育或职业教育。”而通州潞河书院在1893年印制的一份通报中，对学院的根本宗旨表述如下：“无论事实上还是名义上，它的存在都是为了基督和教会。它的目标绝不是培养能够胜任许多新式官办事业中的肥差的人才。它将全部精力用于培养具有彻底基督教精神的青年，这些青年只能服务于为他们提供教育机会的教会，他们接受教育也就是为了教会的需要。”联合而成的燕京大学在以后的岁月里，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尽管在一开始，它只是教会在当时中国大地上播下的一颗传教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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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联合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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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的契机始于义和团运动爆发的1900年。5月20日，这场风暴突如其来地蔓延到通州。通州最高官员友好地告诉当地的传教士，他已不再能够保护他们的安全。传教士们决定前往北京，但是发现已经很难雇到大车。于是，北京美国公理会的梅子明（William S. Ament）博士于6月7日晚带着16辆大车来到通州。传教士们在潞河书院集合，于次日凌晨3点离开了通州。根据资料，这队西方人有6名男人、11名女人和7个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不少决定和他们一道逃亡的中国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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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北京的次日，通州传教士们站在城墙上，看到他们刚刚撤离的学校正在燃烧的大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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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过后，变为瓦砾的学校开始重建。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了教会面前：至少，在西方人看来，义和团运动反映了中国人的愚昧和无知，“打碎了中国人对其古老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感”，并使他们认为“只有按照西方方式进行改革才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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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潞河书院的校长谢卫楼（D. Z. Sheffield）看来，政府的改革和教育改革激起人们关心国家的热情，但是单单引进西方科技和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满足他们心灵和伦理的需要。而另外一些传教士则意识到，要培养中国的基督教领导人，根除老百姓反洋排外的情绪，就必须争取中国的文人学者和知识阶层，改变中国社会上层敌视基督教的心理，必须唤醒中国对现代文明的需要，加速发展教育以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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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们准备在高等教育方面筹划更大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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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舍重建之前，谢卫楼就已经向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伦敦会和长老会提议，高等教育应该是联合教育。要维持一所能够赢得公众尊敬和信任、能够与势必兴起的国立大学相抗衡的高水平大学，四个差会中任何一个的资源都不足以胜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9世纪70年代，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就已经提到各差会联合办学的问题，但在那时，这种建议并没受到重视。不过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同谢卫楼的提议，尽管目标一致并不意味着过程顺利，但这毕竟为联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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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谢卫楼提出建议之后，1905年四个差会在医学教育方面实现了联合，但经过15年的谈判，完全联合的目标才最终实现。而此前各差会的联合已成为传教士圈子里谈论最多的主题。1907年，为纪念入华传教一百周年，新教传教士们召开了“百周年纪念大会”，会上通过了由亨利·卢斯（Henry W. Luce）提议的成立“教育总会”（General Education Committee）的议案，“教育总会”负责调查、研究中国各地的教育情况，同时要求在同一地区从事教育工作的各差会加强合作，建立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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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总会”的工作卓有成效：1910年，武昌城内几个小差会学校合并成为武昌文华大学，1924年，它又与岳阳湖滨大学、长沙雅礼学校合并成为华中大学；1911年，南京金陵大学由南京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女子大学则在1915年成立，其构成更为复杂；同样在1915年，由山东的基督教学校联合而成的大学正式更名为齐鲁大学；在日后同样颇负盛名的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杭州之江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等基督教大学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实现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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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环境逼迫和实际工作需要，在20世纪初，汇文大学和潞河书院的联合却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联合的障碍之一，是美以美会认为汇文大学已经是一个跨宗派的学校，因此最简单、最合逻辑的程序就是其他学校加入汇文大学。作为回报，他们把董事会一定比例的代表名额提供给各个差会，当然还有汇文大学的名字、执照、校舍和资源。而潞河书院感到这样的联合威胁到了它的教育目标，而且改头换面的汇文大学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美以美会，并不是真正的联合。到1903年，几个差会的在华人员终于达成了协议，在一个名称——“汇文大学”——和一个由相同数量代表组成的校董会下实行联合。与此同时，美国公理会继续负责通州的文学院，伦敦会负责医学院，长老会负责神学院，而美以美会负责自己的文学院。很显然，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合，而只是一个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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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在提交至各差会的本部时，美国公理会和长老会表示同意，而伦敦会和美以美会则未能通过。当事实证明实现这一计划的时机尚不成熟之后，伦敦会立即提出一项与美国公理会联合开办文学院和神学院的建议，同时也给长老会送出一份热情的邀请，请它参与这一行动。与这一建议不相关联的，各地差会还开始创建协和医学堂。经过谈判之后，1904年，在部分联合、部分同盟的基础上组成了华北协和教育会。说它是联合是因为只有一个董事会，说它是同盟则因为最终权力依然在各自差会的美国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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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不同的教育项目提供校舍设备方面，各差会有着不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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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理会负责为前身为通州潞河书院的华北协和大学提供校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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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会负责为位于北京的华北协和神学院提供校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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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会负责为位于北京的华北协和医学堂提供校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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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理会负责为位于北京的华北协和女子学院提供校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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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05年夏天达成的这个协议，刚组建的华北协和医学堂将成为华北协和教育会和汇文大学两者共同拥有的北京协和医学堂。在华北协和教育会董事会的基础上再增加汇文大学任命的6名成员，组成协和医学堂的校董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10年。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其中国博医会的活动，制订了发展在华医学教育的计划，准备在北京和上海各建一所医学学校。所有人都明白，面对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的医学学校的竞争，再在北京维持一个由差会资助的独立而又高水平的医学院是很难的。于是学校接受了中国博医会关于购买协和医学堂的财产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名称下负责其工作的提议。1915年7月1日，中国博医会接管了学校。这使得后来的燕京大学省下了进行医学教育的巨大费用，同时也使它有可能在中国博医会的帮助下很好地开展医预教育活动。据众多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老人向笔者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医预系一直是燕京大学最好的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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