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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05年夏天达成的这个协议，刚组建的华北协和医学堂将成为华北协和教育会和汇文大学两者共同拥有的北京协和医学堂。在华北协和教育会董事会的基础上再增加汇文大学任命的6名成员，组成协和医学堂的校董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10年。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其中国博医会的活动，制订了发展在华医学教育的计划，准备在北京和上海各建一所医学学校。所有人都明白，面对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的医学学校的竞争，再在北京维持一个由差会资助的独立而又高水平的医学院是很难的。于是学校接受了中国博医会关于购买协和医学堂的财产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名称下负责其工作的提议。1915年7月1日，中国博医会接管了学校。这使得后来的燕京大学省下了进行医学教育的巨大费用，同时也使它有可能在中国博医会的帮助下很好地开展医预教育活动。据众多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老人向笔者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医预系一直是燕京大学最好的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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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联合正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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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常被史家认为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旧秩序和旧观念依然笼罩着国人的生活。把时间跨度拉得更长一些就会发现，1911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不过，改变毕竟从那时开始了。旧的虽然并未被完全抛弃，新的却因其新鲜而被接受。教会学校开始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因为它代表着新鲜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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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领袖们认识到，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就必须努力增强高等教育的统一，消灭教会学校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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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早一些的1910年秋天，于爱丁堡传教大会上被任命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戈彻（John F. Goucher）到达北京，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计划：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四个区域中心——华北的北京、华南的福州、华东的南京和华西的成都——组建高水平的基督教大学。在燕京大学有过求学经历的萧乾在晚年回忆时，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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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基督教会在中国办学，似乎曾经过缜密的规划。以大学来说，广州有岭南，上海有沪江和圣约翰，杭州有之江，湖南有湘雅，四川有华西，北京有燕京和协和，全是美国办的。每座大学仿佛都有一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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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分布也很有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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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而论，当时就有好几所这样的洋学堂，各有男女两所学校，每所都由一家教会开办。西城有英国圣公会办的崇德和笃志，东城有美以美会办的汇文和慕贞，公理会办的育英和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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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施计划，戈彻任命了一个提名委员会，随后这个委员会又选出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委员会，即“39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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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夏天，前一年接替谢卫楼担任华北协和大学校长的高厚德（Howard S. Galt）访问了他在北京被义和团围困时认识的贾腓力（Frank D. Gamewell）。当时贾腓力是负责美以美会在华全部教育工作的监督。两人集中讨论了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各自的发展计划。在谈话中，高厚德表达了“两个大学人数都太少，财力都有限，要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必须先各自进行扩展”的想法。贾腓力表示赞同，并且建议他去和贝施福（James W. Bashford）会督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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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天后，高厚德专程拜访了贝施福会督。在听完他的意见之后，贝施福会督让他就这一问题的要点拟出一份书面意见。这份书面意见后来成为谈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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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39人委员会”在北戴河的沙滩上举行会议，表示赞成组成一个新的教育联合体。它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制定了五项原则，于1912年2月将这些原则分别提交给华北协和教育会、北京协和医学堂和汇文大学的董事会。在进行了一些细微的改动之后，各董事会接受了这些原则，即新学校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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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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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括文科、理科、医科、神科以及其他一些具有高等学校水平的学校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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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一所集中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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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一个合法组成的托事部，它应拥有全部财产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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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中国有一个董事会，它向托事部负责，而不向在学校有利益的几个组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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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进一步的组织步骤，董事会专门成立了12人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此后不久就召开了会议，到2月中旬，已经在考虑起草章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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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关头，汇文大学向委员会发出了一封信，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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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汇文大学提供现有的和扩大后的50英亩左右的校园，作为联合学校的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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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汇文大学向联合学校提供它的组建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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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接着说：“汇文大学提出这些建议，旨在推动本省教育力量组织成一个集中的学校，它们有助于迅速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找到一个宽敞合意的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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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建议，后来创立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艾德敷（D. W. Edwards）在其所著的《燕京大学》一书中分析道：“一方面，可以认为这些倡议有利于新的大学，是汇文大学慷慨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提议看上去更像是汇文大学在吸收其他学校，而不像是真正的联合。”艾德敷的分析代表了当时差会中一些人以及他们所属教会的想法。果然，这个倡议遭到了伦敦会的直接反对，以至美以美华北议会于1912年10月30日召开时，其成员根本没有进一步讨论联合的问题。主持会议的贝施福会督在他的日记中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由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两个晚上都几乎没有睡觉，对所有问题进行思考和祈祷，尤其是联合问题，因为它遭到毕业生、大学生和议会一致的反对”。(6)贝施福的策略是先让议会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地交换意见。联合似乎进入了瓶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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