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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而论，当时就有好几所这样的洋学堂，各有男女两所学校，每所都由一家教会开办。西城有英国圣公会办的崇德和笃志，东城有美以美会办的汇文和慕贞，公理会办的育英和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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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施计划，戈彻任命了一个提名委员会，随后这个委员会又选出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委员会，即“39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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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夏天，前一年接替谢卫楼担任华北协和大学校长的高厚德（Howard S. Galt）访问了他在北京被义和团围困时认识的贾腓力（Frank D. Gamewell）。当时贾腓力是负责美以美会在华全部教育工作的监督。两人集中讨论了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各自的发展计划。在谈话中，高厚德表达了“两个大学人数都太少，财力都有限，要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必须先各自进行扩展”的想法。贾腓力表示赞同，并且建议他去和贝施福（James W. Bashford）会督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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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天后，高厚德专程拜访了贝施福会督。在听完他的意见之后，贝施福会督让他就这一问题的要点拟出一份书面意见。这份书面意见后来成为谈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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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39人委员会”在北戴河的沙滩上举行会议，表示赞成组成一个新的教育联合体。它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制定了五项原则，于1912年2月将这些原则分别提交给华北协和教育会、北京协和医学堂和汇文大学的董事会。在进行了一些细微的改动之后，各董事会接受了这些原则，即新学校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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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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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括文科、理科、医科、神科以及其他一些具有高等学校水平的学校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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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一所集中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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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一个合法组成的托事部，它应拥有全部财产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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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中国有一个董事会，它向托事部负责，而不向在学校有利益的几个组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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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进一步的组织步骤，董事会专门成立了12人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此后不久就召开了会议，到2月中旬，已经在考虑起草章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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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关头，汇文大学向委员会发出了一封信，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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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汇文大学提供现有的和扩大后的50英亩左右的校园，作为联合学校的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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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汇文大学向联合学校提供它的组建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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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接着说：“汇文大学提出这些建议，旨在推动本省教育力量组织成一个集中的学校，它们有助于迅速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找到一个宽敞合意的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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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建议，后来创立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艾德敷（D. W. Edwards）在其所著的《燕京大学》一书中分析道：“一方面，可以认为这些倡议有利于新的大学，是汇文大学慷慨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提议看上去更像是汇文大学在吸收其他学校，而不像是真正的联合。”艾德敷的分析代表了当时差会中一些人以及他们所属教会的想法。果然，这个倡议遭到了伦敦会的直接反对，以至美以美华北议会于1912年10月30日召开时，其成员根本没有进一步讨论联合的问题。主持会议的贝施福会督在他的日记中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由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两个晚上都几乎没有睡觉，对所有问题进行思考和祈祷，尤其是联合问题，因为它遭到毕业生、大学生和议会一致的反对”。(6)贝施福的策略是先让议会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地交换意见。联合似乎进入了瓶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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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贝施福分析的那样，中国的官办大学正在迅速成长，差会如果想影响教育发展的话，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在此之前，由于在日本的各个差会拒绝合作，已经失去了建成能与东京大学相媲美的教会大学的机会。同时，贝施福提醒他的听众们，汇文大学30年来一直努力争取捐赠和设备，但是成效甚微，因为那些能够大量捐赠的人把联合作为条件。这位为联合作出特别努力的会督在10月30日的议会之后又召集了一场有别于议会的差会会议，呼吁大家认真思考联合问题。尽管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投票同意联合，但联合还是处于低潮。刘海澜在1913年写给长老会芳泰瑞（Courtenay H. Fenn）博士的信中表达了他的失望：“我们已经决定毫不迟疑地继续发展汇文大学，我们再也不能等待了，否则会危及我们的事业。我怀疑你们继续推迟你们的计划是否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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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大约半年后，刘海澜率先打破了僵局。1914年4月，他拜访高厚德，并且提出一项新的联合建议。据艾德敷分析，刘海澜可能是受到了贝施福的影响。在建议中，刘海澜对过去的想法作出了让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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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改变汇文大学的章程，使其他差会能够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与汇文大学联合，组建其最初设想的非宗派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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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将汇文大学与美以美会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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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校址位于汇文大学新获得的30英亩左右的土地上，与现在的校园相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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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只进行大学和更高级别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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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汇文大学愿意出售与新校园毗连的土地，以便差会能够根据他们的意愿修建自己的宿舍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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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最初参加联合的应为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和长老会，但随时欢迎其他差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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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建议得到了各个差会的一致批准。旧托事部于1915年12月30日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将其财产进行转交，重新组成的托事部在第二年3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随后的4月4日正式通过了章程，要求在学校所在地建立一个不少于16人不多于24人的董事会，董事会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具有福音派信仰的基督教徒，并且至少要有一半成员居住在北京或北京附近。董事会对托事部负责，但拥有某些授权给它的权力，包括任命校长和教师、规定课程和管理大学事务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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