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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只进行大学和更高级别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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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汇文大学愿意出售与新校园毗连的土地，以便差会能够根据他们的意愿修建自己的宿舍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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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最初参加联合的应为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和长老会，但随时欢迎其他差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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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建议得到了各个差会的一致批准。旧托事部于1915年12月30日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将其财产进行转交，重新组成的托事部在第二年3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随后的4月4日正式通过了章程，要求在学校所在地建立一个不少于16人不多于24人的董事会，董事会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具有福音派信仰的基督教徒，并且至少要有一半成员居住在北京或北京附近。董事会对托事部负责，但拥有某些授权给它的权力，包括任命校长和教师、规定课程和管理大学事务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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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联合而成的学校，暂时还叫汇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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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争论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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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似乎已经看到了曙光，但是新的开端使这所大学面临着一系列迫切的问题。尽管有了统一的管理，但由于缺乏现成的校舍设备，第一步也只能在校址和重要人员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先开办两个文学院和神学学校。随后，董事会根据这一现有的条件任命了新学校的主要掌舵者：刘海澜担任荣誉校长和代理校长，高厚德担任在通州的文学院院长，经熙仪（Harry E. King）担任在北京的文学院院长。同时被任命的还有神学院院长和注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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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报告表明，1916年至1917年有16名教授级教师，教师总数为29人。在校学生有178人，其中163人在文科，15人在文学院。文科学生中有69人是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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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中外的燕京大学看似就要诞生了，直到现在，它与司徒雷登看上去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在经历了一些无法绕过的争论之后，司徒雷登来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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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早期校友韩迪厚在《司徒雷登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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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笔者注）自义和团事件（1900年）之后，便图谋恢复，只因内在的矛盾太多，屡议徒劳，到1918年才大致达成折中，决定选聘一位与原来两校都无关系的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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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华北协和大学与汇文大学决定合并时起，关于校名的争论就一直在持续。争论如此激烈，以至于差点让即将看到曙光的联合功亏一篑。司徒雷登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评价争论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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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决定下来，尤其是合并后的名字，两方都特别在意。如果这些分歧无法弥合，不能重新来过，那要在北京创建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大学也只是痴人说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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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场争论，也许就不会有司徒雷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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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燕京大学即将诞生的1918年，司徒雷登在南京踌躇满志地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生日。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因为从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以及收到的效果，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同时他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司徒雷登从没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和这所联合而成的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彼此之间可以成为代名词。但是，当合并计划初步达成一致的时候，在当时教会内部的众多人看来，出任校长的最合适人选，已经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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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斯皮尔（Robert E. 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 S. 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于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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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底，一位汇文大学董事会的成员从北京到了南京，住在司徒雷登家中，对司徒透露了延揽之意。面对突如其来的橄榄枝，司徒雷登显然没有准备，也没有意愿。“……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在回忆录中，他如是说道。因此，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了拒绝：“我确已准备好尽全力在中国传教，但由于以往从未有过管理学校的经验，所以无法胜任。”司徒雷登劝告那位董事会成员另寻高人。但那位董事会成员并未放弃说服司徒雷登的努力，他告诉司徒雷登，此次他北京之行就是要化解两所小学院之间的僵局，并且希望能找个“带头人”，巩固住两方的联盟，起到领导作用。没有资料显示司徒雷登之后作了怎样的回答，从后来的结果看，司徒雷登似乎被打动了。几个星期之后，正式的聘书寄到了司徒雷登手上，尽管那时司徒雷登还没有对是否就职作出明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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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身边的几个朋友认为那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并且劝他不要去，只有他的老朋友亨利·卢斯［Henry W. Luce，即《时代》周刊杂志创办人卢斯（Henry R. Luce）的父亲］对他表示了支持。不过，这位老朋友同时也提醒司徒雷登，在应聘之前，要注意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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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司徒雷登1919年1月3日到了北京之后，才意识到双方之间的矛盾远比想象中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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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文大学毕业生代表团对我说，不管联合大学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字不继续叫汇文，他们就不承认是他们的母校。看来我要是会见另一方的代表团也将碰到同样的问题。他们会同意除了汇文之外的任何名字，万一决定采用汇文这个名字的话，他们会戏剧性地把他们的毕业文凭堆积在通州的校园里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在两种情况下，我所会见的都是双方毕业生中一些主要的人物，他们许多人在教会工作中表现都很突出。他们对联合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情绪，从而显示了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当时的汇文大学校长刘海澜博士坚持保留旧校名，并且要求新校址紧靠原校址。可是，如果新大学的中文名仍叫汇文，却又是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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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董事会决定选出一个十人委员会，其中五个是华人，五个是外籍人士，请司徒雷登做主席，讨论解决校名问题，足足讨论了三天，辩论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吵到连吃午饭都顾不上，还有一天一直到半夜还未罢休”——还是没有结果。其实，在司徒雷登来京之前，对校名也曾经作出过讨论。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档案资料显示，当时五名外籍人士中，只有四名出席，三位是美国差会的代表，一位是伦敦会代表。连同主席的一票，结果是以六票对四票，决定用“汇文”作为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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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档案资料暗示四名外籍人士是投反对票，则赞成的六票当中，有五票都属于华人，所以华人数目多于外籍人士赞成用“汇文”做校名。但无论如何，虽然获得董事会通过用“汇文”做校名，却难过托事部的一关。托事部之所以反对此名，理由有二：一是对华北协和大学的毕业生不公平；二是如果沿用“汇文”，则两校合并的行动没有明显的更变，缺乏合并的精神，而且有损教会大学的明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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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人建议将两校名称合并作为校名。据仲裁委员会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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