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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报告表明，1916年至1917年有16名教授级教师，教师总数为29人。在校学生有178人，其中163人在文科，15人在文学院。文科学生中有69人是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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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中外的燕京大学看似就要诞生了，直到现在，它与司徒雷登看上去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在经历了一些无法绕过的争论之后，司徒雷登来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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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早期校友韩迪厚在《司徒雷登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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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笔者注）自义和团事件（1900年）之后，便图谋恢复，只因内在的矛盾太多，屡议徒劳，到1918年才大致达成折中，决定选聘一位与原来两校都无关系的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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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华北协和大学与汇文大学决定合并时起，关于校名的争论就一直在持续。争论如此激烈，以至于差点让即将看到曙光的联合功亏一篑。司徒雷登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评价争论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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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决定下来，尤其是合并后的名字，两方都特别在意。如果这些分歧无法弥合，不能重新来过，那要在北京创建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大学也只是痴人说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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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场争论，也许就不会有司徒雷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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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燕京大学即将诞生的1918年，司徒雷登在南京踌躇满志地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生日。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因为从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以及收到的效果，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同时他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司徒雷登从没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和这所联合而成的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彼此之间可以成为代名词。但是，当合并计划初步达成一致的时候，在当时教会内部的众多人看来，出任校长的最合适人选，已经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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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斯皮尔（Robert E. 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 S. 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于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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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底，一位汇文大学董事会的成员从北京到了南京，住在司徒雷登家中，对司徒透露了延揽之意。面对突如其来的橄榄枝，司徒雷登显然没有准备，也没有意愿。“……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在回忆录中，他如是说道。因此，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了拒绝：“我确已准备好尽全力在中国传教，但由于以往从未有过管理学校的经验，所以无法胜任。”司徒雷登劝告那位董事会成员另寻高人。但那位董事会成员并未放弃说服司徒雷登的努力，他告诉司徒雷登，此次他北京之行就是要化解两所小学院之间的僵局，并且希望能找个“带头人”，巩固住两方的联盟，起到领导作用。没有资料显示司徒雷登之后作了怎样的回答，从后来的结果看，司徒雷登似乎被打动了。几个星期之后，正式的聘书寄到了司徒雷登手上，尽管那时司徒雷登还没有对是否就职作出明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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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身边的几个朋友认为那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并且劝他不要去，只有他的老朋友亨利·卢斯［Henry W. Luce，即《时代》周刊杂志创办人卢斯（Henry R. Luce）的父亲］对他表示了支持。不过，这位老朋友同时也提醒司徒雷登，在应聘之前，要注意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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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司徒雷登1919年1月3日到了北京之后，才意识到双方之间的矛盾远比想象中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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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文大学毕业生代表团对我说，不管联合大学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字不继续叫汇文，他们就不承认是他们的母校。看来我要是会见另一方的代表团也将碰到同样的问题。他们会同意除了汇文之外的任何名字，万一决定采用汇文这个名字的话，他们会戏剧性地把他们的毕业文凭堆积在通州的校园里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在两种情况下，我所会见的都是双方毕业生中一些主要的人物，他们许多人在教会工作中表现都很突出。他们对联合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情绪，从而显示了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当时的汇文大学校长刘海澜博士坚持保留旧校名，并且要求新校址紧靠原校址。可是，如果新大学的中文名仍叫汇文，却又是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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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董事会决定选出一个十人委员会，其中五个是华人，五个是外籍人士，请司徒雷登做主席，讨论解决校名问题，足足讨论了三天，辩论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吵到连吃午饭都顾不上，还有一天一直到半夜还未罢休”——还是没有结果。其实，在司徒雷登来京之前，对校名也曾经作出过讨论。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档案资料显示，当时五名外籍人士中，只有四名出席，三位是美国差会的代表，一位是伦敦会代表。连同主席的一票，结果是以六票对四票，决定用“汇文”作为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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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档案资料暗示四名外籍人士是投反对票，则赞成的六票当中，有五票都属于华人，所以华人数目多于外籍人士赞成用“汇文”做校名。但无论如何，虽然获得董事会通过用“汇文”做校名，却难过托事部的一关。托事部之所以反对此名，理由有二：一是对华北协和大学的毕业生不公平；二是如果沿用“汇文”，则两校合并的行动没有明显的更变，缺乏合并的精神，而且有损教会大学的明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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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人建议将两校名称合并作为校名。据仲裁委员会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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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员会全体决议：关于大学中文名称，基于联合之精神，将包括汇文二字，而学校当局有权另外加字，使成为联合大学之中文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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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建议，理事会遂采用“北京协和汇文大学”一名。这个拖泥带水的新名称一经宣布就立即遭人抨击，两个星期后被理事会主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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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再一次和沮丧的理事会见面，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一）重新启动委员会的方案，这次必须要遵从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二）干脆不要合并算了；（三）作出牺牲，放弃各自那些固执的坚持，从新大学的福祉出发考虑问题。司徒雷登表示，要是这次会议仍不能解决问题，那他就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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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话引起了争议双方的震动。他说完之后，“亲爱的刘海澜博士站起身来，老泪纵横地说，他一是受够了委员会中无休止的吵闹，二是根本无法接受取消合并计划”。“在此之前，刘海澜可能是最顽固的人，但是现在，他把自己所有的顾忌都摆上了桌面，让大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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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澜的举动使得其他人纷纷效仿，之前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双方都同意会议期间仍使用现在的中文名，之后由司徒雷登负责取一个新名字。新的校名——燕京大学——最后是由中国著名基督徒领袖、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静怡提出来的。燕京不但象征着古代燕国的首都，而且在中文语境中代指的就是北京。这个校名立刻被委员会和学校全体师生接受了，并且决定由北京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来题写校名。在以后的叙述中，在提到这所新合并而成的大学时，本书统一称之为燕京大学，尽管有些事实是发生在这个名称确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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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解决之后，1919年2月8日，司徒雷登平静地宣布他决定就任这所合并而成的大学的校长。不过，司徒雷登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重新考虑选址的问题，但不要受历史的牵绊；二是他不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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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1年提出联合建议，到1916年新的托事部和董事会的成立，其间经历了16年的无数协商、谈判，随后，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合并到燕京大学中来，燕京大学的合并终于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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