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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从《燕大年刊》提供的情况综合前述，可知燕大酝酿时间较长，遇到许多周折。但《燕大年刊》把建校年份定在1918年，问题亦随之而来。因为如果把实行合并的年份作为建校年份的指标，为何不把1920年定为创建年份？那年包括了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合并。而且，当时是由刘海澜暂时代理校长职务，正式校长要到1919年才到任。事实上，如前所述，在1918年，两校虽谓合并，但内部依然存在很多矛盾，各自都希望保持原有的传统。“燕京大学”这一名称，还是在1919年才正式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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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引司徒雷登的回忆中，并没指出燕京大学中文名称通过和使用的具体时间，但在高厚德所著的《燕京大学史》(7)中却有详尽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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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11日 董事会采用“北京协和汇文大学”作为新机构的中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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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董事会重新考虑卫理公会代表提出的中文名称的四种设想及“预科”问题，未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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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董事会开会决定成立一个使问题向前推进的专门委员会，但未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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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董事会会议取得如下三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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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个教会赞同董事会提议，由中国五位学者组成专门委员会，有权为大学选择一个新的名称，而不用协、和、汇、文四字；着手选聘这一专门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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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文名称汇文大学仍保持使用到1919年6月30日止，在此期间它只用作公文上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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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名问题解决前，将不组织及支持“预科”，在问题解决后，“预科”问题将重新出现。但无论如何，在1921年秋季以前也不建立“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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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 董事会再次开会，采取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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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对昨天会议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代理董事会作出报告一事，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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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由刘海澜博士向三个系的学生宣布董事会对校名和预科问题的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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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以“燕京”作为汇文大学新的中文名称，向专门委员会提请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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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邀请蔡元培、王宠惠、傅增湘、吴雷川及胡适参加专门委员会，审定由董事会向他们提出的名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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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 董事会另一次会议。秘书报告说，刘海澜博士就中文名称问题访问了专门委员会的中国学者们。蔡元培、傅增湘和吴雷川热烈赞成向他们提请审定的“燕京大学”这一名称。胡适在上海未能见到，王宠惠也不知现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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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学执行董事们历时七年的争论乃告一段落。他们在文件中再难找到不好理解和不好接受之处了。但孔夫子和世界上其他人，此时才懂得了命名问题竟是如此严肃的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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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引用的是当时董事会的记录，据此，“燕京大学”这个中文名称是1919年5月19日通过的。而且，校长司徒雷登也是在这一年上任，所以燕大的学生均以此为纪念燕大创建的周年纪念日。《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就是为了纪念燕大创校七十周年的专号，序言开篇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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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成立于一九一九年，至今已是七十年，它是在我国伟大的“五四”运动时代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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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叙述，本书把燕大的创建年份界定在1919年。不仅是在这一年对于学校具体的细则、校名、规模、课程编排、上课地点等种种设施和校政都有了一致的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在司徒雷登出任校长之后，其办学的目标和方针均与合并之前的教会大学有很大的不同。在一开始，他就给燕大确定了发展的方向：“一要遵循基督教的宗旨；二要确立学术标准和职业课程；三要加强同中国社会的关系，赢得国际上的理解和善意；四要确保财政来源稳定和硬件设施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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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进一步阐发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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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办是为了给教会人员的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更主要的，是为了教会培养工作人员。这正是燕大能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创办的唯一理由，也是它获得经费支持的唯一希望所在。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至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教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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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过度介意司徒雷登在阐述燕大发展时始终把“传教事业”挂在嘴边。别忘了，在此之前，教会大学办学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给教会人员的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为了教会培养工作人员”。因为大学的经费都是美国的财团支付，大学要达成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基督事业服务。而司徒雷登是第一个突破这个限制的传教士，燕京大学也是第一所突破这个限制的教会大学。关于燕京大学办学目的的转变，我们在以后还会用专门的篇幅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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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燕京大学之后的发展道路，正是沿着司徒雷登的擘画，一步步成为国际知名的一流大学的，而它身上教会大学的色彩，却没有像最初设计的那样得到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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