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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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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之所以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除去他自己常常说到的“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因素之外，其实还有时代的因素。尽管燕京大学合并成立的直接因素是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但是自义和团运动之后一直到1920年之间，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平静，甚至由于当时中国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还享有某些特权保护，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当时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的脱节。或许是出自义和团运动的教训，那时教会大学虽然也开始具有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但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只要能传达出某种意义就够了，并不能反映教会大学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按杰西·格·卢茨的说法就是：“在1920年前，教会大学的历史一般可以根据西方的材料叙述，并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在中国使命的一个方面。”但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序幕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启的，“无论是作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还是作为标榜科学、民主与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都必然要冲击到伴随西方殖民主义而来的基督教”。与义和团运动不同的是，五四运动的主体是主张强化民族主义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显示出来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城市具有普遍的号召力。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旗帜，使教会大学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导致了两年后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教会大学成为直接遭受抨击的目标，决定教会大学命运的不再是传教士的主观愿望，而变成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为了适应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迅速发展的政治局势，教会大学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明确地表明其实行“中国化”的基本态度，及时调整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筑形式的问题再一次被用作表述这种附加意义的手段。所谓“发扬东方固有文明”的基本导向，对建筑形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自此之后，教会大学建筑出现了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来讲，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能够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也多半是这一时期设计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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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由校友集资建成的西校门（校友门）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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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把司徒雷登的意图变为现实的，是教会大学建筑史上的代表人物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墨菲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系，据现有资料所知，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是1914年清华大学的扩建工程，清华第一个校园的总体规划就是由他制订的。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雅礼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建筑和规划，多数出自墨菲之手。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21年之后，墨菲还曾经接受时任广州市长孙科的邀请，完成广州市的城市规划，并于1926年得到批准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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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系的亨利·墨菲主持设计了燕京大学建筑群，图为亨利·墨菲手绘的燕京大学华氏体育馆及博雅塔建筑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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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墨菲手绘的燕京大学女校教师宿舍建筑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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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关于墨菲，董鼐主编的《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一书中也有记载：“新校址建筑师是亨利·墨菲，他对于中国宫殿亭园极为欣赏，所以他的建筑设计都采用这种形式，而另外加以新式设备，更切实用。他在福州、南京已有建筑校舍的经验，为燕大建筑，凭以往经验，更加以多方面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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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深知，中国古典建筑总体布局的关键在于中轴线，“即使在具有园林景致的基地，建筑楼宇（也）不能东一座西一座的，仍需要有一条轴心线”。这是他在金陵女子大学校舍设计中取得的经验。墨菲第一次到燕京大学基地考察时，站在一座小山上极力寻找地形和中轴线之间的联系，他突然看到玉泉山塔，很高兴地说：“那边就是我想找的端点，我们的轴心线应指向玉泉山上的那座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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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依据，墨菲确定了两条轴线的具体方位。东西轴线从西门起始，依次穿过石桥、两华表、方院和贝公楼（行政主楼），终止于未名湖思义岛的思义亭（又名钟亭）。南北轴线从第二体育馆起始，轴线两侧匀称安排女生宿舍区，自南北阁、适楼，横越过未名湖，结束于对岸的男生宿舍区。两条轴线于偏北侧呈十字形交叉，都没有贯通校园基地，轴线布局效果主要表现在教学行政区。燕园里第一座落成的建筑是宗教楼（宁德楼），建成于1922年；最醒目的则是十三层储水塔，水塔主要是由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的叔父（当时居住在美国）捐资兴建的，所以被命名为“博雅塔”。当时燕京大学校园内的建筑都是以捐款人的姓氏命名，唯一的一个例外是临湖轩——名字是女作家冰心起的，那是司徒雷登的朋友们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司徒雷登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把那里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很快，这个庭院就成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们都会来到这里，为他们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里离开了人世，她的坟墓成为燕大校园里的第一座坟墓。而博雅塔在若干年后，成为了另外一所大学——北京大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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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燕京大学建筑在外部造型方面可以追求中国式环境，但在内部则尽量采取当时最现代的设备技术，“冷热自来水、能排水的洗脸盆、水厕、浴缸、淋浴的花洒、供饮水的小喷泉、电灯、电风扇、电炉、暖气系统等，一应俱全。……所以本校师生所享受的舒适生活及种种便利，实在远远超过前皇宫里的帝王”。这也是大多数西方人所理解的另一种中西结合的方式，就像司徒雷登的母亲在1925年1月给朋友的信中说到的那样：“1924年在燕京大学是建设之年，一座座宫殿式高楼已经矗立起来……露天的工程因严寒停顿了数月，但是包工正忙于室内的营造。你们或许不能了解我们所作所为的意义，我们是要在满洲人的地业上建立一个发电厂和自来水及暖气系统，这样使数百名学子和他们的师长及眷属生活在西方最新的设备之中，每念及此，我不禁屏息——回顾50年前，火车、电报、电话，中国都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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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京大学被撤销38年之后，人们似乎才意识到燕京大学建筑的艺术价值。1990年，燕京大学旧址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理由为：“整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结合原有山形水系，注重空间围合及轴线对应关系，格局完整，区划分明，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工艺精致，是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和现代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具有很高的环境艺术价值。”未曾想，又因此引发一场不小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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