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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旅途中，他为了替燕大省钱，总是只在旅馆订一个房间，我们分睡两张床。我一定带了一大堆书，看半个小时才睡觉；鲁斯则早睡，他用我不看的书筑成个小墙挡住了我的灯光入睡。他一早就醒了，因为怕吵醒我所以不起床，从床边纸盒子里拿出一些五英寸长三英寸宽的卡片慢慢整理。那些卡片可能是捐款人的档案，他把这些叫“我亲爱的老太太们”（因为捐款人大多是老太太）。他把卡片分成一堆一堆，这一堆是匹兹堡的，那一堆是宾城的；今天要见这些人，明天要见那些人。他每天早晨都费一个半小时的光景静悄悄地整理这些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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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2年开始，司徒雷登开始亲自出马回国筹款，“十五年内往返十次”，“当他不在国内时，他的位置由戴乐仁教授代理”。募集资金，则难免遭逢尴尬，但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和对方成为朋友，以便燕大之后的道路走得更加顺畅。但其内心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以至于他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而洪业在回忆当年和卢斯募捐的情况时，也说到了类似的话：“换句话说，我是在街头演戏的猴子，鲁斯是摇着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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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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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未名湖岛上的岛亭是由原副校长亨利·卢斯家人捐建，又名思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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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在燕大迁址西郊新址之前，司徒雷登一方面忙于募捐，另一方面又要为依然在盔甲厂的旧滩头阵地招兵买马，改善原有的小摊子，简直恨不得能有分身之术。1923年6月20日，司徒雷登的母亲从北京给美国的朋友写信时提到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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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大学里人人兴奋，因为雷登于6月2日从美国回来了。他从横滨上岸，然后经朝鲜而归，省了几天时间，而且避开土匪横行的区域。去年11月他离开我们而去，如今披了6月的光辉归来。那时学校虽在上课，还是有一些教员和学生去车站接他，火车准时进站。学生们的三声欢呼口号足以补偿一切别离的惆怅。雷登回家只打了一转便去学校了。学生们放鞭炮欢迎他，等着听他演讲。午饭没有回来吃，因为有个欢迎“泛太平洋教育会议”代表的宴会，他须出席。晚餐参加“浙江省同乡会”的聚会。以后便忙着办公、开会、陪美国托事部的秘书去海甸（海淀的旧称，笔者注）监工，样样都需要他照顾。……星期一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教职员和学生依次坐在台上的约500人，雷登分用中文和英文致辞。……毕业生共69名，袍帽俱备……这次的毕业典礼显示燕京大学的创业艰险已过，前途无量。目下的问题，只是一切的发展受环境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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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奔波和劳碌是有成效的。海甸的新事业已经起步，而盔甲厂的燕京大学也正在蒸蒸日上。1928年加州大学出版了一本关于远东各大学的调查统计，以各校毕业生升学美国各院校的成绩为标准，其中有评定在中国的13所基督教大学的记载：只有金陵大学和1925年以后的燕京大学与另7所国立大学同列甲级；乙级空悬；1925年以前，燕京大学和另7所基督教大学同列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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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改组最晚，但名副其实地后来居上。这一切，一是得益于在司徒雷登、卢斯以及洪业等人的努力之下，募捐有了成果，为燕大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二是在司徒雷登的主导下，合并之后的燕京大学成功地转变了办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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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募捐。在燕园校舍的建设时期，燕京大学的经费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而来自教会的则逐年减少。与之相应的，是学校对教会的依赖也越来越小。据资料记载，卢斯和洪业在美国的募捐以及司徒雷登在1922年至1936年间的十次赴美，共募集资金2000万美元，其中一半以上被用来建设了美丽的燕园校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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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司徒雷登在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之后不久就发现，在中国，一所大学能够长足发展，结交中国知名人士也非常必要，一来可以借此使燕京大学得到他们的承认，二来还可以请他们为学校捐款。在这方面，给了司徒雷登决定性帮助的是傅泾波(8)，当时他是燕大三年级的学生。尽管傅泾波没有在燕大完成学业就被迫退学，但在司徒雷登的生涯中，自他们结识之后，傅泾波的帮助和支持便再也没有中断过。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司徒雷登这样写到傅泾波：“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如此评价两个人的关系：“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司徒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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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燕京大学制订了一个发展中国资助人的计划，司徒雷登原本计划从北京开始，但傅泾波主张从其他城市开始，因为“在外地，即使失败也不会对燕京产生太大影响”。在活动开展之前，傅泾波向司徒雷登提出三个条件：（一）他只与司徒雷登接触；（二）他只接受旅费，不接受薪水；（三）不能干扰他的学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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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的结果，就像燕京大学后来一样成功，众多中国政商两界的人士加入到支持燕京的行列里来。(10)1936年，在校董会成员尤其是颜惠庆、周贻春等人的帮助下，组成了一个募捐委员会，成员包括北京所有的银行家和主要官员。作为12年不懈努力的结果，学校建立起了第5栋男生宿舍，并且修建了长长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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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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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五、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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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解决了，资金也解决了，司徒雷登的梦想，看起来正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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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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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卢斯之后，司徒雷登相中的第一个人选，是他在金陵神学院的朋友兼同事——刘廷芳(11)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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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刘廷芳早有渊源，刘廷芳在圣约翰读书时，曾在上海《通闻报》上撰文批评教会学校，得到当时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的赏识，并请《通闻报》主笔陈春生安排他与刘在上海晤谈，从此与刘建立友谊。后来刘廷芳赴美留学，司徒曾居中安排，为其争取奖学金。从《联董档案》186卷的相关信函我们得知，当时刘曾应允回国后到金陵神学院服务，以报答司徒雷登的知遇之恩。1919年司徒雷登执掌燕京大学，刘廷芳无须赴金陵履约，经过司徒一番邀请，刘廷芳决定赴京辅佐司徒。据司徒雷登给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麦吉弗特（A. R. McGiffert）的信函，刘廷芳1920年从美国坐船返国，甫抵上海便得东南大学所下的心理学系主任之聘书。此后其他聘书纷至沓来，其中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和国立北京大学，也都争相延揽刘出任同一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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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徒雷登之所以延揽刘廷芳，还在于选择刘廷芳能巧妙地避免他和理事会之间的激烈冲突：刘廷芳是第三代基督徒，在信仰问题上不至于遭到理事会太多的排斥；在学历上，早年刘廷芳曾经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赴美，先后入乔治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转学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和耶鲁大学神学院，1918年获得耶鲁神学学士学位，最后于192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教育和心理学博士学位。自1919年起，他便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担任宗教教育权威乔治·A. 柯（George A. Coe）教授的助教，据说此荣誉在过去从未给过一位非协和神学院出身的学者。因此，在学术水平上刘廷芳也不存在争议。而在对于差会的态度上，刘廷芳则与司徒雷登志同道合，他自称从中学起便对中国教会的“本色化”发生兴趣，一直对“一般西教士持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12)而司徒雷登在差会的眼中，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异教徒，甚至被教会里的保守派认为必须赶出教会。选择刘廷芳，不仅能为燕大的学术带来发展，同时也让司徒雷登在与教会保守派的斗争上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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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为延聘刘廷芳许下了优厚的条件，包括由合办燕大的美以美会任命刘为该会驻燕大代表，在燕大的薪金、住房与西方传教士相同。据《联董档案》记载，尽管差会内部对此颇有微词，学校当局还是特批刘在校外兼职。因此，刘廷芳到燕京之后，还兼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与教育系及北京高等师范教育研究科讲席。而这依然没有影响燕京在美托事部分别于1922年4月11日和1923年4月12日批准学校对刘廷芳副教授和教授的任命，使其成为当时燕京仅有的四名教授之一。据赵紫宸(13)称，20世纪20年代初刘还曾被邀担任北京高等师范校长，但刘坚辞不就，离京三周以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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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芳到燕京之后，果然不负众望，使燕大神科逐步由一所神学职业训练机构向神学研究机构过渡，并跻身于当时国内一流神学院行列。1925年，燕大神科改称宗教学院，以示其在提供神学教育的主旨之外，兼负全校宗教教育和研究之责。与司徒雷登一样，刘廷芳知道延揽人才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在其就任神科科长当日的演讲中，刘廷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