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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经参与筹建燕京大学并担任过燕大房地产委员会主席的高厚德，在其所著的《燕京大学史》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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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10日，在大学董事会的一次会议上，房地产委员会主席高厚德报告情况说：委员会已请求各方面予以介绍，谈到有一块地产在城内西直门附近，其他的则靠近海淀。董事会指示委员会要继续寻找，但应避免分割的或不连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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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寻址工作持续下来——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往后几个月，地产委员会成员经常伴随司徒雷登访问郊外各处预想中的校址。一些职位显要的中国朋友也乐意参与其事，而且常常显得事成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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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最初几个月，位于西直门公路旁属于中央农业试验站的一部分土地引起了注意。它与万牲园毗邻，在公园和作物园附近，那里正在计划布置花草，有林荫小路和一些池塘，具备中国式的景观。它虽然属于中央政府，但正在辟为一个公园。一位高级官员促使司徒校长和董事会签订合同，作为建校地址。这个主意不错，但没多久，我们又不得不继续寻找其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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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季节，董事会讨论过三个不同地点：其一是西北城角外一英里京绥铁路以东，那里已有两个单位准备购买，但这地区附近，另有一百多公顷或多些土地，有铺保就可以签协议让给学校。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对司徒来说，正是渴望得到的，因为事实上当时也确实没有其他希望。于是便签署了协议，不仅要花一笔可观的钱，还要有城西北一个大银号作担保。后因当地官方告诫其下属说这不完全合法，于是只好撤销协议，退了款。这件事使校方懂得了以后买地皮的事要更慎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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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处谈判是在1920年夏季开始的，是紧靠海淀东北面的一座清朝亲王的园地，距北京西北五英里，外国人叫朝鲜园的，因其曾租出一部分做养牛场。它虽归属于一位清朝亲王，在北京外国银行中却有很沉重的抵押。这块地不足大学所需，并且要价过高，董事会遂放弃了这个计划，希望要价低些或地界扩大再议。后来这块土地还是到了学校手中，用于农学系的试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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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看到的第三个希望是另一位亲王的园地，位于上述园子的西北方，相距不到一百码。这个园子大些，而且具有处在由城里通往颐和园的公路边上的优点。第一位使董事会对这一地产给予关注的是王志襄，这位高级官员在议购农业试验站时曾遭受失败。据说这块地最近已被或正要被陕西督军陈树藩购去。北京的一位居民邓孝科可以促进此事。经打听，董事会得知邓当时正在上海，因为在夏季董事会是无法进行这个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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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地，董事会在10月5日突然接到邓先生一封来信，他作了自我介绍，表示可以通过少数中间人直接与校方代表接触。这封信关系到他如同是地产所有人似的。第二天，校董事会便打电话给他，并开始了洽谈。结果是董事会决定以六万银圆的价格购买这块地皮，在此基础上于10月15日与邓签订了协议，并在北京花旗银行分行交了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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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错综复杂的事情发生了，从而使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先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将军从睿亲王那里买到了这块地产，并献给他住在天津的父亲陈佩耀，陈父又不知何故卖给了邓。中国官员们当然友好地希望帮助学校获得这一地址，他们之中的王志襄和张朝忠将军一方面不满邓越过他们直接讨好校方，并得到比从陈父那里多得多的价格；另一方面陈树藩愿意做件体面事，所以向邓表明他要改正项目的转让。据此，经协议邓退还了产业的手续，而后由陈父将之改为转让给校方的永久性契约，报酬为四万银圆。由于陈树藩“所行善举”，校方也给予他一定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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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许多有关协定签署了。11月8日，校方开会，参加的董事会执行董事和房地产委员会成员，天津、北京的中国名流、高级官员、学者、商界人士，作为有关证人在契约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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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转让手续完成了，燕京大学从而拥有了她的永久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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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被称为“红色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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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健吾：《关于司徒雷登的一段回忆》，原载1988年12月21日《文汇报》。《文汇报》在《编者的话》中说：“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颇有名声的，他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那位神秘的‘王牧师’。此文是作者在晚年寂寞中所撰写的一篇史料性极强的忆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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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4年至2006年间，笔者进行燕京大学人物口述时，众多燕京校友回忆时都曾提及这一点。尤其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侯仁之先生，当年侯先生与笔者在如今的北大校园里漫步，侯老边走边向笔者介绍校园内各处过去是何等模样，当时侯老还表示：“哼，哪里像现在（这样）？”说完似乎觉得不妥，便没有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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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纳丹尼尔（Nathanael），通行的中文《圣经》译作“拿但业”，见《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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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艾德敷：《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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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傅泾波其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拙文《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载陈远：《消逝的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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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详见艾德敷《燕京大学》一书。关于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的三条约定，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中的记载与此稍有出入，具体是：（1）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2）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3）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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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1924年至1936年间，这一计划先后在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南京、上海、广州以及香港等地展开，在每个城市都建立了一个对燕京怀有良好愿望的人组成的核心。加入这些核心的有：进步党理事孙洪伊、中国银行经理卞白眉、中国商会主席虞洽卿、上海银行经理陈光甫、大陆银行经理叶薰、惠中银行经理杜月笙、浙江省省长夏超以及孔祥熙、蒋介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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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廷芳：浙江永嘉人，系第三代基督徒。目前，关于刘廷芳的资料非常少且不完整，据复旦大学教授徐以骅统计，其资料主要可参见包华德（Howard L. Boorman）编：《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第2卷；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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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刘廷芳：《训练中国教会未来的领袖》，载《教务杂志》第52卷，1921年3月；刘廷芳：《使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载《教务杂志》第53卷，19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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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赵紫宸（1888—1979）：浙江德清人，1907年受洗加入基督教监理会，191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26年受聘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之后任宗教学院院长长达20余年，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灵魂式的人物。刘廷芳曾经评价赵紫宸说：“我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却正在这时期中成功，这便是请赵紫宸加入燕京宗教学院为教授，继续我开始而未成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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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三章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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