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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而最能体现燕大基督教精神的，还是司徒雷登和郭查理（C. H. Corbett）、博晨光一起为燕京大学制定的校训。司徒雷登这样回忆校训制定的过程，那是在他到燕京工作的几个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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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之中有一人主张采用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这句话，我回想起了托马斯·杰弗逊刻在弗吉尼亚大学正门上方的一句希腊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32节）。这句话也同样刻写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大门的上方。然而，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灵感使我们把耶稣的这两句伟大格言结合起来，于是把他的教导总结为“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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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燕京30多年的历史中，这一充满基督教精神的校训，在后来的发展中已经超越了宗教，演化为燕京精神，融入到了燕京人的各方面。要摘引几段话，才可以表明这一点。音乐系主任范天祥（Bliss M. Wiant）写道：“这一校训非常有力地激励着校园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每一名教师和职员，每一名学生和工人。在一个既需要个人行动又需要合作决定的情况下，自由、真理、服务，这三个词就像一束束光芒般照耀着我们。在每一个为难时刻，这些理想又会出现在显赫的地方，给我们以创造性的指引。人们还能十分清晰地回想起那些震动整个校园的历史时刻，例如，1926年3月魏女士被段祺瑞残暴的士兵杀害的时候，1931年日本突然袭击山海关的时候，燕京在华西大学校园重新安定下来的时候。人们还能清晰地回想起1948年12月16日到1949年2月那些紧张日子里表现出来的崇高的忠诚精神。完全可以说，在每一个受到这些崇高理想鼓舞的人心中，至今还深藏着这些激励人心的宗旨。”校友徐嫒则把燕京精神概括为“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能使人们洞悉传统、宗教、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能使人们分析、批评并且采取行动。它带来了强烈的信念，这一信念提供了面对充满各种问题的人生所必需的勇气”。(6)在2004年至2006年笔者为收集本书写作材料进行燕京人物口述的工作时，更是无数次从不同的燕京人口中听到他们对于燕京精神不同的解释，并且都认为自己忠诚地履行了这一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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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司徒雷登在事后回忆起来如此自豪地写道：“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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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燕京大学在之后的发展中世俗性越来越凸显，并且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层面，尽管在诸多燕京人的回忆中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有意无意地淡化其宗教色彩(7)，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燕京发展史上，基督精神一直是其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在早期，基督精神可以说是燕京大学的精神核心。其学术上的崛起和中国化的策略，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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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谭润明：《燕京大学成立前后办学目的的转变》；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何迪：《燕京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载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2004（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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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S. Galt，“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Annual Report，”Bulletin No. 6，UBCHEA（Jul. 1915）；191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除了中文课外，其余也均以英语教授，“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CR Vol. 48（May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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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据艾德敷记载，1923年，燕大宣布废除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的旧习，并缩减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的时间。不过关于这一时间点，刘廷芳与谢景升在《司徒雷登年谱》（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中认为此措施开始于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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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实上，也正如司徒雷登所说的那样，1923年教会人士对教会学校基督徒学生信仰状况所作的考察表明，在教会学校的基督徒学生中，盲目信从者多达50%，一知半解的信徒占25%，假信徒占15%，真正为追求基督教真理而入教的人只占总数的10%。参见Y. Z. Wu，“Student Life Problems，”The Chinese Recorder，转引自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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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礼颂：《新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该文1946年7月24日写于美国哈特佛德，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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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详见艾德敷：《燕京大学》。范天祥叙述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在之后的篇章中会有详尽的叙述，在此不多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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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参见雷洁琼、黄华等关于燕京生活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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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四章 扎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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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基督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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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教会大学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迅猛发展(1)，但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变化，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的变化，以及北京大学等国立大学的迅速崛起，开始让美国教会隐隐感到不安，加上之前在义和团运动中的遭遇，他们似乎预感到，如果不能适应中国大动荡年代的发展需求，他们的事业随时都有可能由兴盛走向衰亡。事实上，从一诞生到1952年在中国彻底消失，由于不被视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一部分(2)，也由于中国社会在千年历史中所形成的传统观念，教会大学一直处于一种生死存亡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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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之后，当觉醒的青年们急切希望承担拯救国家的责任时，他们不单对传统作出抨击，而且对依仗着治外法权、宣传西方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教会学校，特别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教会大学进行抨击。除了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知识界的觉醒这一因素之外，20世纪前20年基督教传教事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基督教使中国全面归化的企图越来越强烈并付诸行动，这自然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不满和警觉。这种不满与警觉随着教会事业的发展而增长，越来越难以遏制。非基督教运动和回收教育权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两场自1922年发生一直持续到1927年的运动，对于教会大学的冲击不言而喻，梁家麟甚至认为非基督教运动和回收教育权运动之后，“种种对传教教育管制的法令和措施，都使传教士认识到，在华开设教育的黄金时期已经成为过去，立案后续办新的发展就非常鲜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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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件事情直接导致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其一是《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一书的出版。该书不仅以其书名所内含的征服意向，构成了对每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中国人的强烈刺激，其内容及表达方式也让中国知识界感到不寒而栗。书中以320幅地图和125幅格式图表公布了教会的调查数据，数据表明：在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基督徒由8万发展为36万，增加了3.5倍；教堂从300座增加到1万座，增长32倍。此外，该书还用了将近240页的篇幅，一省一省地进行历史状况比较，并在各省地图上标注已经“归主”的区域和范围，甚至还列出“Table of Urgency”（紧急事项列表）来指导教会进一步占领中国。这样一种把中国视为一个将被征服并实现基督化的国度的描述激怒了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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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件事则是1922年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基督教传教事业新纪元的开始，也直接成为长达数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非基督教运动首先从上海发生，而后向全国蔓延。就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中国基督教人士满怀热情地期待教会事业新时代的曙光升起之时，上海的一些青年学生为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组织筹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同盟的目的是“与基督教学生同盟对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专门推出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全文刊载非基督教学生同盟3月9日发表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发表宣言的同时，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还向北京及全国各地学校的学生发出通电，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上海方面点燃的反基督教思想火炬很快传到了北京。3月11日，由北京大学的一批青年学生组成“非宗教大同盟”，10天之后，“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宣言，并向“全国各报馆、各学校、各团体、各界同胞、各国同志”发出第一次通电，号召各界人士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清华召开。在通电上签名的有李石曾、萧子昇、李大钊等79名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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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和通电发出之后，各学校和团体积极响应。据3月28日《晨报》报道：3月24日之后，蔡元培、王星拱、吴虞等学界名流“加入注册”，之后又有汪精卫、胡汉民、张溥泉陆续加入。尽管没有资料可以说明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策划了这一运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反基督教同盟的成员几乎全部是“布尔什维克”学生，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的人员构成虽有变化，但也是在李大钊、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影响才迅速扩大并波及全国。如果猜测成立的话，则之后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消失，不能完全“归功”于领袖的手笔，而是在这次非基督教运动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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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不顾舆论反对，如期在清华举行大会。5天之后，在大会闭幕的当天下午，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第一次大会，与会者共千余人，会议由萧子昇主持，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吴虞等出席并发表演讲。蔡元培重申了不久之前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所强调的“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的理由”，提出三项使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措施：（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仅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等；（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仪式；（三）以传教为事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蔡元培的主张，在之后的岁月里对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产生了深远而实际的影响，本书第三章中所叙述的司徒雷登在保持宗教性内核不变的情况下一系列去宗教形式的举措，既有其自身思想内在理路的支撑，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在美国教会和中国时势之间所作出的平衡选择。虽然蔡元培的主张未能使教会大学脱离其教会本质，但却使教会大学离教育的本质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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