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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司徒雷登在事后回忆起来如此自豪地写道：“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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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燕京大学在之后的发展中世俗性越来越凸显，并且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层面，尽管在诸多燕京人的回忆中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有意无意地淡化其宗教色彩(7)，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燕京发展史上，基督精神一直是其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在早期，基督精神可以说是燕京大学的精神核心。其学术上的崛起和中国化的策略，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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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谭润明：《燕京大学成立前后办学目的的转变》；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何迪：《燕京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载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2004（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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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S. Galt，“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Annual Report，”Bulletin No. 6，UBCHEA（Jul. 1915）；191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除了中文课外，其余也均以英语教授，“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CR Vol. 48（May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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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据艾德敷记载，1923年，燕大宣布废除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的旧习，并缩减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的时间。不过关于这一时间点，刘廷芳与谢景升在《司徒雷登年谱》（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中认为此措施开始于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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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实上，也正如司徒雷登所说的那样，1923年教会人士对教会学校基督徒学生信仰状况所作的考察表明，在教会学校的基督徒学生中，盲目信从者多达50%，一知半解的信徒占25%，假信徒占15%，真正为追求基督教真理而入教的人只占总数的10%。参见Y. Z. Wu，“Student Life Problems，”The Chinese Recorder，转引自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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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礼颂：《新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该文1946年7月24日写于美国哈特佛德，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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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详见艾德敷：《燕京大学》。范天祥叙述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在之后的篇章中会有详尽的叙述，在此不多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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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参见雷洁琼、黄华等关于燕京生活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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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四章 扎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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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基督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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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教会大学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迅猛发展(1)，但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变化，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的变化，以及北京大学等国立大学的迅速崛起，开始让美国教会隐隐感到不安，加上之前在义和团运动中的遭遇，他们似乎预感到，如果不能适应中国大动荡年代的发展需求，他们的事业随时都有可能由兴盛走向衰亡。事实上，从一诞生到1952年在中国彻底消失，由于不被视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一部分(2)，也由于中国社会在千年历史中所形成的传统观念，教会大学一直处于一种生死存亡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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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之后，当觉醒的青年们急切希望承担拯救国家的责任时，他们不单对传统作出抨击，而且对依仗着治外法权、宣传西方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教会学校，特别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教会大学进行抨击。除了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知识界的觉醒这一因素之外，20世纪前20年基督教传教事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基督教使中国全面归化的企图越来越强烈并付诸行动，这自然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不满和警觉。这种不满与警觉随着教会事业的发展而增长，越来越难以遏制。非基督教运动和回收教育权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两场自1922年发生一直持续到1927年的运动，对于教会大学的冲击不言而喻，梁家麟甚至认为非基督教运动和回收教育权运动之后，“种种对传教教育管制的法令和措施，都使传教士认识到，在华开设教育的黄金时期已经成为过去，立案后续办新的发展就非常鲜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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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件事情直接导致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其一是《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一书的出版。该书不仅以其书名所内含的征服意向，构成了对每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中国人的强烈刺激，其内容及表达方式也让中国知识界感到不寒而栗。书中以320幅地图和125幅格式图表公布了教会的调查数据，数据表明：在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基督徒由8万发展为36万，增加了3.5倍；教堂从300座增加到1万座，增长32倍。此外，该书还用了将近240页的篇幅，一省一省地进行历史状况比较，并在各省地图上标注已经“归主”的区域和范围，甚至还列出“Table of Urgency”（紧急事项列表）来指导教会进一步占领中国。这样一种把中国视为一个将被征服并实现基督化的国度的描述激怒了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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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件事则是1922年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基督教传教事业新纪元的开始，也直接成为长达数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非基督教运动首先从上海发生，而后向全国蔓延。就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中国基督教人士满怀热情地期待教会事业新时代的曙光升起之时，上海的一些青年学生为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组织筹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同盟的目的是“与基督教学生同盟对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专门推出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全文刊载非基督教学生同盟3月9日发表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发表宣言的同时，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还向北京及全国各地学校的学生发出通电，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上海方面点燃的反基督教思想火炬很快传到了北京。3月11日，由北京大学的一批青年学生组成“非宗教大同盟”，10天之后，“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宣言，并向“全国各报馆、各学校、各团体、各界同胞、各国同志”发出第一次通电，号召各界人士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清华召开。在通电上签名的有李石曾、萧子昇、李大钊等79名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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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和通电发出之后，各学校和团体积极响应。据3月28日《晨报》报道：3月24日之后，蔡元培、王星拱、吴虞等学界名流“加入注册”，之后又有汪精卫、胡汉民、张溥泉陆续加入。尽管没有资料可以说明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策划了这一运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反基督教同盟的成员几乎全部是“布尔什维克”学生，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的人员构成虽有变化，但也是在李大钊、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影响才迅速扩大并波及全国。如果猜测成立的话，则之后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消失，不能完全“归功”于领袖的手笔，而是在这次非基督教运动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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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不顾舆论反对，如期在清华举行大会。5天之后，在大会闭幕的当天下午，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第一次大会，与会者共千余人，会议由萧子昇主持，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吴虞等出席并发表演讲。蔡元培重申了不久之前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所强调的“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的理由”，提出三项使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措施：（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仅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等；（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仪式；（三）以传教为事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蔡元培的主张，在之后的岁月里对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产生了深远而实际的影响，本书第三章中所叙述的司徒雷登在保持宗教性内核不变的情况下一系列去宗教形式的举措，既有其自身思想内在理路的支撑，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在美国教会和中国时势之间所作出的平衡选择。虽然蔡元培的主张未能使教会大学脱离其教会本质，但却使教会大学离教育的本质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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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燕京大学的反应：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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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督教运动吸引了新文化运动中大部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学生。然而，与新文化运动中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近乎一致地反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要求以科学、民主为柱石构筑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不同，在非基督教运动中，一些在新文化运动中享有盛名的知识分子公开站在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对立面。在这些知识分子中，以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志远、马裕藻五位北大教授为主要代表。钱玄同认为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有“改造拳匪”的味道，周作人则批评宣言采取一种陈旧而威严的“声讨的口气”，读后使人“感到一种压迫与恐怖”。3月31日，由周作人执笔，五教授联署发表了语言温和但态度坚定的《主张信教自由的宣言》，表明了与非宗教大同盟针锋相对的立场，一场激烈的思想论战由此掀起。之后，又有张东荪等人站出来支持五教授。一年之后爆发的“科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已经露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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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对于这场将矛头指向自己的运动，教会方面在开始阶段有些冷漠。实际上，他们的顾虑是担心过度的反应会扩大这场运动的影响。正如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在1922年4月22日的社论中指出的那样，传教士们认为“对付非基督教运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漠视它”。但是不久，一些敏感的教会人士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沉默是一个错误，于是开始挺身而出迎接挑战。最早站出来发声的是北京基督教“证道团”。就在五教授发表反对宣言之前的3月18日，证道团的核心人物刘廷芳在其机关刊物《生命》月刊上发表了长达2500多字的社论文章，对《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作出了评论(3)，因为是“当时在基督教会方面首篇具体而正式的回应言论”而备受关注。《生命》月刊在刊出社论的同时，还在“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的栏目下刊载了胡适的《基督教与中国》、张东荪的《我对基督教的感想》、高一涵的《我对宗教的态度》、周作人的《我对基督教的感想》以及陈独秀在前两年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人》和《女界中非基督徒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等文章。没有直接资料表明燕京大学参与谋划了反对《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的运动。不过，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对基督教同情态度的知识分子，如周作人、钱玄同、张东荪在之后的不同时期成为了燕大校园里的教授，证道团的核心人员，如发起人徐宝谦以及成员司徒雷登、刘廷芳、高厚德、步济时（John S. Burgess）、博晨光、洪业等人(4)，同时也是燕京大学领导层的核心人员。(5)而从证道团对非基督教同盟的批评和五教授宣言发表的时间不难看出，其实燕京大学并没有小视这场运动并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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