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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章程中所陈述的宗旨,使它得以成为一所中国政府承认的私立大学。教育机构的宗旨必须是教育。至于这种教育应该具有道德精神性,已经有所表达。我们通过基督信仰的实践和教导,通过向我们的学生施加容易被他们赞许和接受的每一个影响,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政府当局和普遍公众都十分理解这一点,并认为是完全妥当的。直截了当地表述这样的内容,在实际中不会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宗教影响或者符合逻辑的同样的效果,而只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让我们再次指出,大学的宗旨是给予良好的教育,它包括对人的各方面的教育。经验似乎表明,由于实行这种政策,燕京——因此也包括与燕京相关的整个基督教事业——得到了中国各阶层的尊敬和友谊。与明确宣称我们既是一个宣传机构又是一所真正的大学,从而使自己处于一种尴尬地位相比较,这种做法传播福音的价值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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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司徒雷登的同事、燕大的创校元老艾德敷以西方传教士的视角评价道:燕京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是为向政府立案而采取的策略,它表达了基督教政治家日益增长的战略意识。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校的管理方式和精神以及学校人员基督教生活的力量,比之于作为公开的宣传工具和严厉的校规,能够更好地表现基督教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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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燕大的管理体制不仅实现了中国化,“还比较成功地将一种外来的制度根植在中国大地上”。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说自己原来的目标是“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把学校最终办成一所中国大学,让人们仅仅在谈到其历史的时候,才想起它的西方渊源来”。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他的梦想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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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五、校长的人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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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吴雷川之后,燕大的校长职务一直由中国人担任或者代理,不过在陆志韦出任校长之前,人们逐渐认识到,校长只是一个忙于其他事务而不能密切关注校内行政的名人。孔祥熙正是按照这一方针于1937年被任命为燕大校长的。正如前文中叙述的那样,校长和校务长暧昧模糊的职权分工,仅仅是为了满足教育部的要求。吴雷川在校长任上并不是十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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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燕京大学来讲,吴雷川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吴雷川并非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大学行政首长,也不甚了解西式大学的管理体制和教育内容,加上他不谙英语,很难在以英语为主的董事会上获得话语权。“我记不得他是否参加过教授会议,也许他参加过吧!在那种场合,英语几乎占了优势,偶尔也会用些中文,如有必要,也会找人做翻译。”里特尔(Richard H. Ritter)所说的情况道破了吴雷川的尴尬,尽管“吴雷川起初非常重视身为中国人校长的意义与重要性,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的同事校长是一全权大学行政人员”,但“语言上的隔阂,根本引不起同事的共鸣”。“这种有职无权的处境当然令吴雷川不满,燕大校园内的洋化气氛与生活也使从未出过国、属于中国传统学者的他感觉不习惯。”“为免除如此尴尬的境遇,吴雷川不久就干脆不再参加董事会会议。到了1931年,又黯然提出辞呈,请求辞去校长一职,遭到婉言谢绝。之后复要求校长任期为两年,获得同意。”两年任期期满后,吴雷川离职。燕大校友韩迪厚也曾经写到这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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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两元制,和当时的东西文化交流一样,诸多矛盾。而1933年吴雷川的辞职,更引起一些无聊的揣测。实际上一般的想法不外争权和实利,这对于两位有人格的教育家来说是多余的。吴雷川急于要把燕大变为一个中国人的学校,但是,只要燕大必得向美国托事部伸手拿钱,此事就难办到。等到他了解到这一层,势必辞职。辞职后他为什么仍留在燕园呢?因为,燕大虽然和他的理想有距离,却仍然有一部分是他的理想,和其他学校毕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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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吴雷川并非燕京大学中国人校长的第一候选人,像曾出任多国公使并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且摄行总统职权的颜惠庆、后来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宠惠,都曾是校长人选。在吴雷川离职之后,司徒雷登找到曾任清华副校长的周贻春,这位奠定了清华学校规模和“一切美国化”教育传统的校长曾遭遇外交部亲日派的排挤,被派系斗争搞怕了的周贻春并不愿意主持司徒雷登全权负责的燕京大学,所以只答应暂行代理校长一年。一时之间,燕大校长无人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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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陆志韦的儿子陆卓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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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燕大的七年一次休假制度,父亲于1933年秋到芝加哥大学作学术访问。1934年春末,司徒雷登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托事部决定由你丈夫任校长,你赶快写信请他回来。”过了两天他又来说:“中国处在危险之中,要志韦回来支撑燕京,请你打电报催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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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与燕大早有渊源,1921年10月,他和妻子刘文瑞(刘廷芳的胞妹)的新式婚礼,就是燕大校园举行的,当时的一则报道叙述了陆志韦婚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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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近有两起新式婚礼,就是陆志韦先生和刘文瑞女士(在6日),徐淑希先生和刘文庄女士(在7日)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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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东南大学心理学主任,徐淑希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政学硕士,返国后曾任香港大学讲师,刘文瑞和刘文庄是高师教育研究科主任及北大、燕大心理学教员刘廷芳的两个妹妹。他们结婚的礼堂就是燕京大学的礼堂,堂之一端挂一幅花幛子,幛子上满挂榆叶,中段摆了十几盆洋绣球花儿,闪闪的蔚蓝色天空上的显明星,令人觉得无限美感,比满屋挂红幛子喜对的好得多。至于婚礼,两天都是一样,到了4点钟,来宾入座,主持人中立,新人左右立,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婚礼,大约10分钟就礼毕,比起中国从前磕上两点钟的头还不止的,时间经济得多。他们结婚的证书很简单,都很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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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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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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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和刘文瑞今天在崇文门内燕京大学礼堂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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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行婚礼牧师: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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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婚人:范源濂、张伯苓、金邦正、韩安、陶孟和、刘廷芳、曾国治、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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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毕,便全体到刘廷芳家里茶话,来宾可自由和新人谈话,随后照完了相,便各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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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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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校长(右)和陆志韦校长合影。他们是燕大主政时间最长的两位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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