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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廷芳的文章认为，该篇文章“有三样特色：（1）这是一篇很好的白话文，措辞很清晰；（2）这是一篇很嫩的文章，全凭意气，（3）从头至尾偏执激烈。不讲理性；这是一篇鼓吹作用的文字，这篇文章是要反对基督教，因此反对基督教的产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但反对的论调，是像初学布尔什维克的口吻，不是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平心静气、切实具体的研究和由研究后细心精确的批评”。载《生命》第2卷第7期，19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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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徒雷登当时是燕京大学校长，刘廷芳是燕大神学系教授，之后先后出任神科科长和宗教学院院长，高厚德为燕大教育系主任，步济时为社会学系主任，博晨光则是第一任男子学院院长，洪业是历史系教授。后来成为燕京大学首任华人校长的吴雷川也是证道团的成员。以中西成员合计，三分之一以上的证道团成员都是供职于燕大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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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甚至在燕大组建初期，学校的许多重要决议都是在证道团的例会上作出的。参见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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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燕京大学行政委员会4月24日的会议记录也有相关记载：“由于本市的恐怖问题，会上任命Gibb先生等三人组织安委会。”载燕京大学行政委员会会议记录（1921年10月—1923年11月），北京大学综合档案，YJ21001，转引自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Susan Chan Egan，A Latterday Confucian：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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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23年苏州大会宣言》《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在之后的岁月中，这种评价对教会大学影响深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起步之时，这种论调还充斥于各类研究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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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钦士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1927。在这篇文章中，余家菊对教会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在文章开篇，于余家菊以饱含民族主义感情的笔触写道：“于中华民族之前途有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教会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与教育权，实为中国历史上之千古痛心事。”文章揭露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1）教会教育是侵略的；（2）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3）教会教育妨碍中国教育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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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州圣三一学校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学校。由于受国立学校学生自治运动的影响，1924年3月下旬，该校部分学生决定成立学生会，以促进学生自治，并着手准备举行国耻纪念。该校校长（英国人）获悉此事之后，立即严厉制止，并警告学生：“未得我的同意，敢擅自发起组织学生会！”学生质问理由，他回答说圣三一是一所“英国人所办的学校，有英领事在广州，断不徇你们的情，听任你们中国人自由”。为了防患于未然，校方决定提前于4月9日放暑假，逼迫学生离开学校，禁止在校内集会，并且开除了几名比较活跃的学生。这样的举措激怒了学生，学潮很快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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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于1921年12月23日，由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三个团体合并改组而成，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等教育界名流都是该社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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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会通过的议案中陈述了关于取缔外人在华办理教育事业的理由如下：（1）外人在华办学侵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2）外人在华办学有违中国国民教育之本义；（3）外人在华办学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4）外人所办教育不符合中国的教育标准。基于此，大会认为外人在华办学弊害甚多，因此“亟行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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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例如在齐鲁大学，为了促使学校早日向中国政府注册，学生们在1929年秋冬之际两次举行罢课，1930年1月7日，齐鲁大学被迫关闭，后来在南京政府的调解之下学校才得以重新开课；而圣约翰大学在校长卜舫济的坚持之下，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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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胡适认为的教会大学的另外两个难关分别是“新起的理性主义趋势”和“基督教传教事业内部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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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艾德敷：《燕京大学》。托事部收到这一声明和其他声明之后表示满意，并于1926年4月13日作出了如下决定：“投票通过：在充分考虑了燕大校长的信件和其他来自中国的通信，并且理解了教育部第五条规定与燕京大学执照第二条所规定的大学宗旨并无冲突之后，燕京大学托事部同意向教育部申请大学立案。”在美国托事部作出这一决定之时，远在北京的司徒雷登还在等待托事部的决定，所以在5月时司徒雷登还在致信托事部方面陈述立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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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辛亥革命后，美国联合通讯社曾聘司徒雷登为特约记者，每日发出电讯，报告中国政局情况和形势发展。这段经历让司徒雷登结识了孙中山、蔡元培、王亮畴、周寄梅（贻春）等政界人物，也是其涉足中国政界的发端。参见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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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后来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巴顿，被认为是美国宗教教育界思想激进的代表人物。1919年，他曾以芝加哥大学远东教育考察团成员的身份到过中国，对中国的教会组织和学校进行过调查。回国之后，巴顿对中国教会学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巴顿认为：在中国办教育，首先应该考虑如何使教育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特殊需要，而不是照搬外国；教会所提供的教育应该渗透基督教精神，但不能因此把教育作为传教的工具；外国教育家应该积极参加中国的教育活动，但最终掌握中国教育的，还是中国人；教会学校应与政府办的学校和睦相处，结为伙伴，而不是在数量上一比高低。巴顿的观点代表了现代派传教士的教育理念，因而受到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尊重。在燕大的发展过程中，巴顿对司徒雷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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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五章 学术上的崛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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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盔甲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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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把燕大学术化与国际化的宗旨分开叙述，这种剥离，固然可以令燕大的特色在叙述中更为清晰，但实际上，在燕大的发展过程中，学术化和国际化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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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之前已经零星叙述到了盔甲厂时代的状况，但还是有必要对那一时期的学术水平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以便我们对燕大的发展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之前的叙述已经可以让我们得到这样的认识：那一时期的办学条件很差。一位燕大早期毕业的学生更详尽地为我们描绘了盔甲厂时期的燕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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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甲厂在哈德门之东的那个城墙旮旯，那时燕大称有九院，但除一、二院为一座小洋楼划分为两半外，其余不过是能住几十人或几百人的平房而已。其中最大的要算第四院，是学校的大本营。后面三排房子是男生宿舍。前面大门左右墙各有一排房子，每间大致是两丈见方。左边的第一间是门房，第二间是庶务处，第三间是储藏室兼体育部。右边第一间是会计处，第二间是校长办公室，三、四两间打通是文理科科长办公室兼注册部，末一间再小些是女生休息室。女生每天从灯市口走来上课，中午回去吃饭，下午再来。大家全是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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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校园狭小，运动场地不足，以至《燕大周刊》如此描述道：“宿舍与办公室的窗上除了用纸糊好，另外还像耗子笼似的用铁丝网罩住，因为窗前有三块全校仅有的网球场，窗子若不网住就有中流弹之虞。”“到了星期日是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因为要守安息日，照例禁止打球。宿舍西头还有几间课室，相当于今天的楼，因前面有一个台阶、几棵槐树、几株月月红，因此又兼有今日贝公楼前的胜景，凡是艺术拍照或临别留影都忘不了这个所在。课堂后是食堂，食堂（由）学生管理，自己买菜，自己称，一次有位同学报了十几块钱花账，立即被开除学籍。每餐食无兼味，人各一盘，高汤随意。每顿饭都有人跳在椅子上拍拍手报告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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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学习与生活，“最怕的是下雨，有一回还下了几天雨，把食堂电线漏湿了，忽然间起了火，灯头烧断，一直打落（到）食桌上，全堂食客各奔出了门，才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以后一到吃饭便怀戒心。住房遇到下雨的时候，更是美靓，这时所有雨伞、雨布、脸盆、漱口杯都用得着，因为别的地方不管，床上和书籍是不能容它滴滴答答的。可是有时雨伞、脸盆也没有用处，因为整个房顶会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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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旁边是城根下的泡子河，“这块公地无形中成了学校的一部分，泡子河载着东城一带沟渠的臭水，水面上浮着一层油绿的色彩，微风吹过，有一股腥气”。在泡子河畔有差不多与城墙一般高的垃圾堆，这是北京城各路垃圾车倾倒垃圾的场所。当时燕大的学生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每有一辆车来，后面便有许多老妇人、小孩子和狗飞奔而来，有些气力大点的不等车停妥就跳上去抢，为这事往往同赶车的打起架来。他们所争夺的宠物是已经烧过的煤球、秽布、破铜烂铁、鸡毛、骨肉，或是三两根不曾用过的‘取灯儿’，这样就养活着这一群人和狗。因此，我为这垃圾堆冠以嘉名——‘黄金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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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切避繁就简。在20世纪20年代初，燕大的课程设置主要分为以下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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