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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燕大建立起畜牧专业，以后这一专业扩大为农学系，讲授农艺学、畜牧学、家禽饲养、乳制品制造、园艺等多种学科。20年代末，根据在华教会学校联合办学计划，这个系转到金陵大学农学院。同一年开设的还有工业制革专业，曾长期在厦门从事制革工作的长老会传教士文森德（H. W. Vincent）被专门请来负责。在1926年之前，这个专业办得相当红火，为北方地区制革工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6年之后，制革专业并入化学系。1923年，燕大在教会学校中率先开设了家政专业，其目标是培养社会工作者、教师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主妇，课程如育儿、营养学、卫生学、持家等都是根据中国的实际生活需求设置，这个专业与护士专业一起为燕大吸引了不少漂亮的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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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至1928年是燕大职业技术型课程发展的高峰，这些课程容纳了全校26％的学生。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燕大逐渐贵族化的趋势使职业教育课程比例大幅度下降，十年以后，燕大学习职业技术型课程的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1％。不过那时，燕大的文史专业已经发展起来，并且为学校赢得了新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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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这样一种课程设置上的转变，是基于司徒雷登对中国局势的认识。1920年，在给纽约托事部关于燕大第一年度的报告中，司徒雷登这样写道：“中国的虚弱状况和它在世界事务中的新地位，使造就一批管理国家、发展工业、改革社会和推进教育的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急剧变化的形势也使培养能够主持教会工作的中国牧师变得刻不容缓；新思潮与新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北京成为与其政治地位相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在这种形势下，新近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开始了它的新里程。”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社会学系在1922年创办起来，备受瞩目的新闻系也是在那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作为毫无争议的“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其创建时间是在盔甲厂时代的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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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期的教会学校大多是依靠传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起家，但是盔甲厂时代的简陋条件限制了燕大的这一先天优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燕大在20世纪20年代初与协和医学院达成协议，使燕大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系的学生可以到协和医学院预科学校选课，并利用那里的实验室进行各种实验。这一合作大大促进了燕大自然科学教学工作的发展。1926年，协和医学院正式把医预学校交给燕大办理，这一合并不仅使燕大获得了当时教会学校中屈指可数的最好的自然科学实验设备，而且为燕大带来了数目可观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到20年代末，燕大的自然科学教育在教会大学中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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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进行燕大人物口述时，众多燕京老人都曾经说起燕大对于学业要求的严格，这主要体现在学校所采用的选课和学分制上，这种要求原本是美国大学通用的原则，自燕京大学组建之时便在学校开始执行。最初的时候，全校课程分为三大类：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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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培养目标上广博与专门相结合的原则，燕大根据自己文、理、法学院的专业特点，将课程按学科性质分为三大类：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且规定学社会科学的学生至少要读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入门课程各一门，而且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自愿选读别门科学的高级课程，以扩大知识面，在此基础上才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课程。以经济系的学生为例，一般所选课程要包括下列内容：（一）公共必修课：汉语、英语；（二）专业必修课：经济学原理、初级会计学、初级统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毕业论文。此外，还必须学习一门法科其他学系的入门课（如社会学原理或政治学原理），一门文科的入门课（如中国通史、教育学原理、心理学原理或其他）以及一门自然科学（如生物学概论、物理学概论、化学概论或地理、地质学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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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学生选课的科学性，学校每年出版一本《课程一览》，介绍每门课程的内容、上课时数和学分。同时还会列出选读高级课程所需的预修课的内容，比如社会学系的“社会学方法”课，只有修完“社会学原理”的学生才可以选读，经济系的财政学、会计学等课程也必须以经济学原理为预修课。学生在参考《课程一览》初步撰写自己本年度或本学期所要学习的课程后，要面见系主任，由其审查批准，以避免选课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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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选课制紧密联系的是学分制。学分是计算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单位，比如一门课程每周上课三小时，学生在一个学期内按规定要求学完这门课程并且考试及格，就算完成了3个学分，如果该门课程需要一个学年才能读完，则算6个学分。燕大规定学生在本科四年中必须修满140～146个学分的课程才能毕业，在20年代初期还曾经一度要求学生必须修满148个学分才可以毕业。(1)尤为严格的是考核制度，在燕盟北，大最早的考核体系中，每门课程的评分标准分为六个等级：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可参加补考的不及格和不可参加补考的不及格。之后不可参加补考的不及格这一等级被删除，评分标准也随之变为五级。但其严格标准并未下降，仅1937年，就有43人因考试不合格而退学。至今，很多燕京老人对于燕京的淘汰制依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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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格的绩点制，正是由洪业在燕大一手建立起来的。关于这一点，吴其玉在晚年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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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先生未到校之前，教务长一席是由W. W. Davis担任的。这时学分制及选课制虽已实行，但绩点制尚未采用。这就产生了一些不良的结果。因为它使学生的学习质量难于及时检查，对于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不能及时剔除或改正提高。往往有的学生一直混到四年级快毕业时，才发现质量很低，不予毕业，或马马虎虎勉强地毕业，这样的质量就难以保证。在洪先生任教务长之后，他引进了一些新制度或新办法，其中之一为学号制度。最初学号仅按注册次序排列，后来到海淀之后，则改为按入学年度安排，然后再按注册次序排列。如32334学号，32就代表1932年，334就代表注册的次序。这对学生的注册存档及学生年代分类等，都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其次，更为重要的就是绩点制度，英文原名为Merit Point System，即学生入燕京学习，在一定时间内，成绩必须达到一定的绩点方能继续留校，否则将予辞退。绩点是依成绩计算的。成绩采取五分制，五分为最高分100分，以下四、三、二、一依次每等递减10分。英文用E（Excellent）、G（Good）、M（Medium）、P（Pass）、F（Failure）表示五等。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依我所能记忆的，第一学期成绩必须平均在2以上，第一年在2.5以上，第二年在3.5以上。如不能达到这要求，则自动退学，不能留校继续学习。这样，不合格的、成绩较差的学生，可以及时剔除，不必等到第三、四年已经接近毕业时，才发现他们达不到毕业的标准。这对提高燕京学生质量无疑是起过很大的作用的。但由于以前并未实行此种制度，洪先生初次推行它时是遇到一些困难的，并且引起不少怨声，因为许多学生因实行这个制度而被辞退。我是亲眼见到这一情况的。大约是在1925—1926年的春季注册时，在寒冷的气候中，我见到许多学生不能注册，侍立在教务长办公室门外，设法向教务长请求照顾。这种情况不免有几分可悯，但洪先生是很有魄力的，他铁面无私地坚决执行这一制度。这样，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燕京学生的质量就大大地提高了。这不能不归功于洪先生的毅力与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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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初到北京时，燕大还在建造西郊的新校舍。“课堂分布在城里盔甲厂的几栋旧楼里，全校有336个男生，94个女生，教员中52个是外国传教士，其余28个是中国人”，那时的燕大，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大学。后来洪业出任燕大教务长，背后又有挚友刘廷芳的支持，为了提高燕大的学术水平，洪业不得不大施辣手，先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预科，然后又替文理科创办了研究院，之后又辞掉了几个教中文的“懵懂”的教师。绩点制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洪业传》中说“实施第一年400多个学生中有93个被迫退学”，就连与司徒雷登形影不离、对其帮助甚大的傅泾波在违反这一规定时，也被洪业不留情面地辞退。打那之后，“入学竞争非常激烈”。在晚年，洪业以自嘲的口气谈到这一制度的建立：“我定了规矩说平均成绩不够乙等的话就得退学，便有许多人来替子女求情……”由于洪业的“无情”，这让他当时在学校成为一个不是广得学生爱戴的教务长，“他们说我是冒牌华人，在我背后说我行的打分主义，又叫大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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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燕京大学仅有的33年历史中，在培养学生的绝对数量并不是很多（只有6000～7000名）的情况下，其中绝大多数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或是各研究领域内的领军人物，除了名师荟萃和自由的学术环境之外，这种严格的考评机制所起的作用也实在不可小视。另外可以佐证的则是，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14个私立大学的特别考试，两个燕大的学生得了最高分，而学校一、二年级水平和不及格人数与其他大学相比较，燕大也处于最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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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洪业也有“看错”的时候。王世襄先生在世时，曾经向笔者讲述过这样一则洪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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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他认为我是个未知数。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他这一说，别人也就不提了。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我，把我叫过去说：“学校开会讨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有人提到你，让我给否了。”父亲是洪先生的朋友，母亲又与洪夫人很熟，我回家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父母说：“洪先生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贪玩，原本不该奢望被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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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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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齐思和（1907—1980），右为翁独健（1906—1986），二人曾通过哈佛燕京学社去哈佛大学念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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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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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延揽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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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和资金的解决，为燕京大学的起步奠定了基础，而真正让燕京大学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跻身一流大学的，还是学术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为此付出了努力的学者们。就如前面所叙述的，在司徒雷登接手燕京大学之初，不仅在物资上极度缺乏，高水平教师的匮乏更是他亟须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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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早期大多由外籍教师任教，中国教师处于从属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其一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轻慢，其二是宗教信仰。当时中国信教的人数不足1％，许多具备大学教学资格的学者因为信仰问题被教会大学拒之门外，而一些进入教会大学的中国教授也被完全由西方人把持的校方视为另类，不仅被排斥在学校的管理层之外，薪酬待遇和西籍教师相比也很悬殊。甚至连一些非宗教团体成员而具备教学资格的西方学者，也只能望校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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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最初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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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的前身是两所小学院，经过筛选后留下的教师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明显不足。当时，连司徒雷登在内，全校只有29名教师，除司徒雷登拥有博士学位外，大多数教师不仅没有接受过正式的专业培训，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也都远达不到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任课要求。在燕大，司徒雷登看到的事实和其他教会大学的状况一样：不信仰基督的优秀教师进不来；在校的仅有的几名能胜任教学的中国教师和西籍教师的待遇差别很大；学校中层以上的专职管理人员全由西方人士担任。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改变这一状况，要把燕大办成一流大学便无从谈起。司徒雷登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为燕大招才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