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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的开园典礼之前，身着盛装的学生列队游行。官员和来宾讲话以后，托事部主席华纳将一把金钥匙正式交给了吴雷川校长，象征着这些建筑正式开放，用于进行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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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建初期因受校址限制没有走上正轨的院系建设，也随着新校园的建成开始加快速度。(2)当得知一个大学级别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有至少3个学院的规定后，燕大仅用了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意改组、任命委员会提出改组计划和通过改组报告的工作。这一计划在付诸实施时将大学本科的教学单位分为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和应用社会科学院3个学院。文学院由陆志韦担任院长，下设国文、英文、欧洲语言、历史学、哲学、宗教、心理学、教育学、新闻学、音乐等10个系。自然科学院之后改成理学院，院长由韦尔巽（Stanley D. Wilson）担任，下设生物学、化学、地理地质学、家政、数学、物理学等6个系。担任应用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是徐淑希，学院下辖3个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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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截至20世纪30年代，燕大共建成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学科门类齐全，在校学生也成倍增长，其发展速度在国内大学中极为罕见。(4)尤其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之后，燕大将学科设置的重点放在了文科方面，成绩斐然，早期曾经反对过教会在中国办学的胡适后来如此评价燕大的文史水平：“教会大学注重中国文史的教学，在这方面，燕京大学也是最成功的领袖。……与哈佛大学合作，提倡中国文史研究，吸引的中国学者更多，渐渐成为中国文史研究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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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择其要者简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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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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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国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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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系始建于1919年燕大成立伊始(5)，是最早设置的学系之一。第一任系主任为陈哲甫，据今见文献1923年至1925年在任，主持古代文学教学，另由周作人代系主任，负责教授白话文学。1926年吴雷川应邀至北京，国文系主任开始由吴雷川担任。吴雷川虽然出身翰林，但由于有从事教育的经历，在其主持之下的国文系并不歧视新文学和新思想，而是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并重。当时国文系的课程设置，既有马裕藻讲经学史，又有周作人教授现代散文；既有钱玄同讲音韵学，又有马鉴教笔记文学。新旧文学在这里双荣并茂，不偏不倚，学生们可以凭自己兴趣自由选择。吴雷川亲自主讲大一国文，自此系主任主讲大一国文成为国文系的传统。当时大一国文的教材由教师自选，作文题目则由学生自拟，无论白话文言，每周一篇，吴雷川以端正小楷为学生一一批改，深受学生爱戴。另外，吴雷川比较注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融合，按照学校规定，国文系学生除本系课程外，还必修外语，国文系不少教授也都是中西贯通的学者，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是中西通才。许地山、冰心、熊佛西等之后在中国的新文化事业中作出斐然贡献的文学大家，都是国文系这一时期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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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之后，郭绍虞担任国文系主任，国文系开始进入鼎盛时期。郭绍虞继承了吴雷川的传统，亲自讲授大一国文，旁征博引，板书一写就是一黑板，使一年级学生初到高等学府就如“在万顷源泉内饮到清冽甘甜、沁人心脾的琼浆”一般。那时国文系的课程有刘盼遂的音韵学、容庚的文字学、郭绍虞的文学批评史及中国文学史、董璠的魏晋诗歌、刘节的经学、陆侃如的小说史以及顾随的诗词。顾随的诗词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课，在课堂坐满之后，往往还有学生搬来椅子坐在屋角和门旁倾听，外语系系主任、英籍教授谢迪克（Harold E. Shadick）还专门坐在课室里系统地学习顾随讲的中国戏剧史。顾随的课程有多精彩，我们只能从当年学生的回忆中领略了。当年的学生杨敏如如此回忆顾随讲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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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课在当时的燕大是出了名的“叫座”，而我对先生的课简直是着了迷。先生拖着病躯，夹着布包，缓步走进课室，以一双睿智而明锐的眼睛望望我们，亲切地对我们笑笑，就以略带河北家乡口音的低哑声调开讲了。先生开讲，不依程式，可以千种万端地“起兴”，引人入胜。凡书本上能查得到的作者小传、历史背景之类，他不肯在这些上面费工夫的；逐字逐句把词曲依注讲解，掰开揉碎，他也是不为的。为什么？他尊重学生的自学能力，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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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学生滕茂春也回忆到了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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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希望顾先生能逐字逐句地为我们讲解，不料他除了提出一些重点外，只抑扬顿挫地曼声朗诵辞句。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细心听进去，你就懂了；如果由我讲解，反而不能全面反映原句的精髓。”当时我很难理解这种别开生面的讲授方法，后来，随着课程的进展，逐渐领会顾先生的这种讲授法引导学生从被动地接受变为主动地自己寻求作品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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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学生学术上的创造力，是顾随讲授的核心。杨敏如的毕业论文《韦庄及其词》是在顾随的指导下完成的，但是顾随对她的论文不仅未加赞美，还给了一个低分，后来杨敏如才明白，顾随不喜欢学生只承袭他的观点而缺少自己的创见。顾随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燕大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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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熊佛西、冰心、许地山、郑骞、高名凯等国文系早期的学生也已经学成归来，开始在国文系任教，这些新人的到来给国文系带来了新鲜活泼的气息。曾在国文系执教十年的冰心这样回忆她给学生们上课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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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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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名凯（1911—1965），语言学家，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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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从讲台上望去，一个个红扑扑的稚气未退的脸，嬉笑地、好奇地望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一般称教师为先生。这些笑容对我并不陌生，与我的弟弟们和表妹们的笑容一模一样。打开点名簿请他们自己报名，我又主动纠正了他们的口音，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一下子就很熟悉很亲热了！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我看完文卷，从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这样，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写的，我也可告诉他们我对这篇文字的意见，思想沟通了，我们彼此也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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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开了一班习作的课，是为一年级以上的学生所选修的。我要学生们练习写各种文学形式的文字，如小说、诗、书信，有时也有翻译——我发现汉文基础好的学生，译文也会通顺。期末考试是让他们每人交一本刊物，什么种类的都行，如美术、体育等。但必须有封面图案、本刊宗旨、文章、相片等，同班同学之间可以相互组稿，也可以向外班的同学索稿或相片。学生们都觉得这很新鲜有趣，他们期末交来的刊物，内容和刊名都很一致，又很活泼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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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恋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为知心朋友。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我们常常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讨论会，或是做个别谈话。这种个别谈话就更深入了！有个人的择业与择婚问题等……我说的既不是“尊师”，也不是“爱生”，我觉得“师”与“生”应当是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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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为美日暂时还没有开战，作为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大可以免受日伪的管制，因此没有随其他大学一起南迁，而是留在北京继续办学。此时的国文系系主任依然由郭绍虞担任，为了使沦陷区的学生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全系师生组成了“国文学会”，每隔一两个月请老师作一次学术报告，并且正式出版了《文学年报》，发表老师和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成果，可惜在出版7期之后就随着学校被关闭而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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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是国文系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教授，他的一个可贵尝试是要求学生在读有关赋、诗、词、曲和散文的课程时都要随班创作，在日伪占领北平时依然如此。各位老师要拿出不少心血和时间来批改作业，而学生则要在实践中检验听课的心得。那一时期，王世襄的《鸽铃赋》使刘盼遂教授十分赞赏，杨敏如的词作则得到顾随的青睐。郭绍虞还曾经组织几个已毕业的学生成立了一个“文章病院”，从学生的创作里找出语法中容易搞错的词语加以整理，这项工作对后来风行一时的语法修辞研究工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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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迁址成都之后，国文系主任开始由马鉴担任。马鉴是国文系的元老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就曾经担任过系主任一职，七七事变后离校南下，此时又开始与梅贻宝共同筹备燕大的复校工作，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主任，尽管行政工作很忙，却没有中断系主任亲授大一国文这一传统。初到成都之时，师资严重不足，开始学校采取了允许跨系听课和到华西坝华西协和、金陵、金陵女大、齐鲁四座教会大学选课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之后几位大师级的教授受聘到燕大担任客座教授改善了这种状况，其中受益最多的就是国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