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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系隶属于文学院。和密苏里大学的做法一样，燕大要求主修新闻的学生必须在他系选修四分之三的课程，如政治学、国际形势、社会学、经济学、史学等，只有四分之一的课程是新闻本行的。这是因为燕大新闻系希望学生明了，即使是英文或中文能力强的人也并不一定是好的新闻从业人员，念完了新闻本行的课程，并不能使他们成为“老练的新闻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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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新闻系并不只偏重课堂的理论传授，课外活动也依照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作风推展。后来成为《大公报》驻英伦特派记者的萧乾如此回忆当年他在新闻系学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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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燕大教授多属学院派，不管教什么，都先引经据典，在定义上下功夫。而且，大都是先生讲，学生听，课堂上轻易听不见什么讨论。斯诺则不然。他着重讲实践，鼓励讨论。更重要的是，他是通过和同学们交朋友的方式来进行教学。除了课堂，对我们更具吸引力的，是他在海淀军机处8号住宅的那座客厅。他和海伦都极好客，他们时常举行茶会或便餐，平时大门也总是敞着的。1935年春天，正是在他那客厅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当时，由于怕国民党特务找她的麻烦，她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斯诺约我去吃晚饭时，就介绍她作“布朗太太”。那阵子我正在读她的《大地的女儿》。因此，席间我不断谈到那本书给予我的感受。其实我并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就是那本书的作者。及至史沫特莱离平返沪后，斯诺才告诉我，那晚我可把史沫特莱窘坏了。她以为我把她认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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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新闻系时，我有个思想问题：我并不喜欢新闻系，特别是广告学那样的课，简直听不进去。我只是为了取得个记者资格才转系的。我的心仍在文学系，因此常旷了新闻系的课去英文系旁听。斯诺帮我解决了这个矛盾。他说，文学同新闻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一个新闻记者写的是现实生活，但他必须有文学修养——包括古典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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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回忆中的斯诺便是埃德加·斯诺，后来因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而名噪一时。斯诺是在1934年来到新闻系任教的(9)，不过据当年常到斯诺家中的燕大新闻系学生陈翰伯回忆，当年斯诺在燕园并没有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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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家住在北京城内盔甲厂13号，每星期乘校车来校上课两个学时。他来了之后，就到办公大楼礼堂后面新闻系办公室中休息，等候上课。我上我的课时，在教室前后经常遇见他。说实在的，当时他并没有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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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斯诺的课还是很受学生欢迎。这在张文定的回忆文章《斯诺在燕园》中可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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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担任过新闻撰述学、旅行通讯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他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新闻记者，又是一个谦虚好学的、有学问的教师。他第一天上课，讲话就很别致。他说：“我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可多了。”他上课仿佛不是讲学，而是在和学生谈心。他喜欢询问学生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善于用启发式教育。在斯诺身上，既看不到当时一些教授身上的那种“教气”，也没有一些西方白种人身上的那种“肤色优越感”，而是给人一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感觉。因此，他很快和不少学生交上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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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园，斯诺过着“介于新闻和学术之间的生活”。来燕园之前，他在鲁迅的建议下，已经开始着手编译中国现代小说集《活的中国》，如今，他把两位很有文学才干的学生拉到了一起，参加这本书的编译工作。这两位学生，一位是前面曾提到的萧乾，另一位则是在中国新闻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杨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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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燕大新闻系不仅有斯诺这样的外国通讯社驻华记者，很多国内资深报人也云集燕园，如张友渔、成舍我、陈博生、孙瑞芹、刘豁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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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课堂内外的讲授，新闻系还有一个特点是重视实际技能的训练，在其主要科目的教学中，实习都占有很大比重。实习阵地有三：一是课堂实习，采访、编辑、评论等课都安排有专供实习用的学时；二是到新闻单位实习，四年中安排一个暑假专门用来实习；更重要的，学生们有一份实习报纸。燕大新闻系的实习报纸从1931年出到1948年，历时17年之久，除去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成都复校的一段时间停刊外，共出版15卷，其发展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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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以前为第一阶段，共出了8卷。最早于1931年9月创刊时，为中英文合刊，英文名“Yenching Gazette”，中文名为《平西报》，将中英文两种版本分开出版后中文名改为《燕京新闻》，都在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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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时期为第二阶段。1942年燕大在成都复校后，《燕京新闻》也同时复刊，共出了4卷（第9卷至第12卷），每周一期，每期有一版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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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复校后为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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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新闻》是新闻系的实习报纸，又是在校外公开发行的合法出版物。它的报头下印着：“发行者：燕京大学新闻学系附设燕京新闻社”，“本报已领得内政部新闻纸登记证京警平字第一一八号”，“经中华邮政登记认为第一类新闻纸类，北平邮局管理局执照第一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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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报纸的命运与新闻系一样，发展于30年代，而其鼎盛时代是在炮火中建立的成都燕大时期迎来的，那一时期的系主任是蒋荫恩。1935年在燕大新闻系毕业之后，蒋荫恩曾经先后担任过上海英文《大美晚报》、香港及桂林《大公报》的编辑主任。1942年，燕大在成都复校之际，蒋荫恩回到母校任教。在战时，办学条件极为艰苦，校舍租用的是一所教会女中和小学的校址，只有一幢面积不大的三层教学兼办公楼房，教室、办公室、礼堂、图书馆尽在其中。顶层阁楼是文学院各系办公室，新闻系只有一个房间充作办公室、教员备课室、《燕京新闻》编辑部和编辑课实习室。它也是新闻学会和“燕京文摘社”剪贴报刊文摘墙报的活动场所。学系的专任教师只有系主任蒋荫恩、教授张琴南以及一位助教，外聘兼任教师也只有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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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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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荫恩（1910—1968），燕大新闻系主任，毕业于该系，曾担任《大美晚报》《大公报》编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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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不过，相比于和平时期，战火中燕大新闻系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大后方集中了内迁大报、通讯社、高等学校、中外资深报人、专家和学者。蒋荫恩熟悉燕大新闻系的密苏里新闻教育体系，又有办报经验，他利用战时的独特条件，延请了诸多学界名流和报业巨子来学校作专题演讲，把新闻教育实践与当时国际国内战局、政治形势巧妙地结合起来。当时《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大公晚报》发行人王文彬，《新民报》主笔张恨水、赵超构，《新民报》总管理处总经理陈铭德，生活书店总编辑张友渔，《华西日报》《华西晚报》总编辑杨伯恺等人，都到系里讲过“新闻记者之修养与写作”之类的专题。这在之前的新闻系反倒不可能做到。后来，这位为燕大新闻系带来辉煌的系主任在“文革”期间惨死，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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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它所提供的毕业生成为中国当时新闻界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中央社派驻世界各大城市的记者如任玲逊、汤德臣、卢祺新、徐兆镛、沈剑虹等，几乎是清一色的燕京人；《大公报》派往英美和欧亚主要战场的随军记者杨刚、萧乾、朱启平、黎秀石、马廷栋无一不是出身燕大；而在1949年之后，新华社派驻国外的记者中，如章蟾华、李士玮、张辛民、刘桂梁、彭迪等人也都是燕京校友……截至1952年院系调整，新闻系被并入北大中文系改为编辑专业（后改成新闻专业），之后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此时燕大新闻系在校学生共2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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