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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荫恩（1910—1968），燕大新闻系主任，毕业于该系，曾担任《大美晚报》《大公报》编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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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不过，相比于和平时期，战火中燕大新闻系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大后方集中了内迁大报、通讯社、高等学校、中外资深报人、专家和学者。蒋荫恩熟悉燕大新闻系的密苏里新闻教育体系，又有办报经验，他利用战时的独特条件，延请了诸多学界名流和报业巨子来学校作专题演讲，把新闻教育实践与当时国际国内战局、政治形势巧妙地结合起来。当时《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大公晚报》发行人王文彬，《新民报》主笔张恨水、赵超构，《新民报》总管理处总经理陈铭德，生活书店总编辑张友渔，《华西日报》《华西晚报》总编辑杨伯恺等人，都到系里讲过“新闻记者之修养与写作”之类的专题。这在之前的新闻系反倒不可能做到。后来，这位为燕大新闻系带来辉煌的系主任在“文革”期间惨死，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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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它所提供的毕业生成为中国当时新闻界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中央社派驻世界各大城市的记者如任玲逊、汤德臣、卢祺新、徐兆镛、沈剑虹等，几乎是清一色的燕京人；《大公报》派往英美和欧亚主要战场的随军记者杨刚、萧乾、朱启平、黎秀石、马廷栋无一不是出身燕大；而在1949年之后，新华社派驻国外的记者中，如章蟾华、李士玮、张辛民、刘桂梁、彭迪等人也都是燕京校友……截至1952年院系调整，新闻系被并入北大中文系改为编辑专业（后改成新闻专业），之后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此时燕大新闻系在校学生共2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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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五、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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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是由沪江大学创建的，但是中国社会学家的摇篮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者，几乎都与燕大有联系，比如张鸿钧、许仕廉、李安宅、吴文藻、杨开道、严景耀、雷洁琼、瞿同祖、费孝通等都曾在燕大学习或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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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个出现在大学校园里的社会学系在燕大创建于1922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成员步济时、艾德敷倡议发起。作为这一学系的重要创建者，辛亥革命之后，步济时曾经在北京组织“北京社会实情会”，试图将学生们的社会改革热情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性工作结合起来。这一组织主要在北京的下层社会开展活动。与一般慈善性、救济性社会组织不同的是，它除了济贫活动之外，还把进行社会调查、从事社会研究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1918年前，他与另一普林斯顿驻华同学会成员甘博合作，动用史地考察法对北京社会状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调查报告《北京：一个社会调查》1921年在美国发表之后轰动一时，步济时也被誉为社会调查方法的先驱。他单独撰写的《北京的行会》，也是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内的权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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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燕大社会学系主要为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社会团体及社会福利设施培养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人才，因此课程设置注重于实际应用方面。1925年，社会学系改称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增加了社会学理论研究及社会调查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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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济时的主持之下，燕大社会学系“成为美国深入中国社会的一个新基地”，同时也很快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领域内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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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秋，步济时返美深造，接替他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是中国学者许仕廉。早在1925年，许仕廉就曾撰文列举中国社会学教学中的流弊，提出了改进的方针和方法。主持系务后，许仕廉开始积极落实他的主张，并制定了一系列办系宗旨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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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要广泛掌握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知识，以便在研究社会学及社会事业时具有相当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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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立高深研究科，培养专门的理论家和研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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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高级社会服务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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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立速成社会服务课，培训社会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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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重社会调查，使学生明了中国社会现实，掌握搜集资料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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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和教材搜集要结合本国的实际，要多用“国货”，不尽用“洋货”，要符合中国现实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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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生除完成少数必修课程外，可按个人兴趣和需要选修其他课程，号召每个学生选择一个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以深刻了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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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许仕廉出任系主任这一年，社会学系增设了研究院，开展了社会实地调查——在社会学系成立研究院，在当时中国大学中属于首开先河。而中国最早出版的关于家庭情况的调查报告《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正是这一时期的燕大教授李景汉带领学生深入学校附近的黑山扈、挂甲屯、海淀和成府一带，调查了146户农民家庭状况而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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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抗战前夕定居美国，国内对于许仕廉比较隔膜，但是说许仕廉是燕大社会学系乃至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并不过分。在他的推动下，社会学系的实地调查蔚然成风。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形。1927年，在社会学系就读的严景耀已经开始对犯罪学的研究。当时中国犯罪学的著作除了王元增著的《刑罚学》之外，都是西方国家出版的，讲的都是西方国家的犯罪问题。于是他决定做一名志愿“犯人”，到监狱里去找。亲友们都认为这是个笑话，纷纷对他加以劝阻，但是严景耀的决定却得到了燕大犯罪学教授、监狱改进委员会主席的支持。那年暑假，严景耀开始进入北平京师第一监狱，同犯人过了三个月“三同”——同吃、同住、同生活——的生活。监狱长和看守们对他“很客气”，而且在当时监狱“禁止说话”的虐政下允许他随意与犯人和看守谈话。三个月的时间，严景耀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后来帮助他写出了《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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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仕廉的主持下，社会学系成为燕大的大系之一，在1927年至1928年间，全系拥有15名教授，其中中国教授11名，而中国教授中，博士5人，硕士5人，学士1人。学生人数亦逐年增加，以1927年与1930年比，1927年有学生48人，1930年增至76人，增长58％；而其他系选修社会学系课程的人数，1927年为323人，1930年增至753人，增长133％；这一时期的毕业生论文共79篇，其中学士论文69篇，硕士论文10篇，与步济时时代学生毕业论文为10篇相比，增长将近7倍。芝加哥大学教授、人文区位学创始人之一的派克（Robert E. Park）来社会系讲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大卫·阿古什在《费孝通传》里如是写道：“派克是一位富于鼓动性的教师，他曾促使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调查。他在燕大教集体行为课和社会调查研究班。费孝通对他的工作情形和负责精神印象很深。他为了备课，在图书馆书架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每周要为每个学生修改20至30页英语不通的文章，上课时偶尔迟到一次就向学生道歉。费孝通后来写道，他尊重派克，对他讲的课从来不缺席，这些课决定了他以后的事业。”费孝通在他的文章中很少提到燕京大学，偶尔提及也是极为简略，但是燕园里应该有他甜蜜的回忆。他和夫人王同惠就是在社会学系的聚会上认识的，那时费孝通刚翻译完一本英文著作《社会变迁》，王同惠则正在翻译一本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后来费孝通为了学习人类学家通过实地调查对于社区的研究方法去了清华，王同惠则继续留在燕大社会学系读书。那时的费孝通非但没有像他后半生那样深深地卷入政治当中，而且简直就是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他从不参加学生们的活动，不论政治的、宗教的、体育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大卫·阿古什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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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燕大四年级时的同学杨庆堃去内蒙古参加抗日战争，而他未去。杨在谈到费孝通时说：“那时他对政治漠不关心。”费孝通很健谈，有时同朋友和社会学系的同学如杨庆堃、林耀华可以谈几个钟头，讨论关于社会的思想和理论问题。他后来说他对前途并不担心，他要做的是刻苦学习每门功课，增加知识，谨慎地参加几年来他所害怕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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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和杨庆堃的例子反映了燕大当年学生们的两种情况，比较而言，像费孝通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没有这么极端，而像杨庆堃那样的学生也并不像后来在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叙述的那样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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