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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仕廉的主持下，社会学系成为燕大的大系之一，在1927年至1928年间，全系拥有15名教授，其中中国教授11名，而中国教授中，博士5人，硕士5人，学士1人。学生人数亦逐年增加，以1927年与1930年比，1927年有学生48人，1930年增至76人，增长58％；而其他系选修社会学系课程的人数，1927年为323人，1930年增至753人，增长133％；这一时期的毕业生论文共79篇，其中学士论文69篇，硕士论文10篇，与步济时时代学生毕业论文为10篇相比，增长将近7倍。芝加哥大学教授、人文区位学创始人之一的派克（Robert E. Park）来社会系讲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大卫·阿古什在《费孝通传》里如是写道：“派克是一位富于鼓动性的教师，他曾促使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调查。他在燕大教集体行为课和社会调查研究班。费孝通对他的工作情形和负责精神印象很深。他为了备课，在图书馆书架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每周要为每个学生修改20至30页英语不通的文章，上课时偶尔迟到一次就向学生道歉。费孝通后来写道，他尊重派克，对他讲的课从来不缺席，这些课决定了他以后的事业。”费孝通在他的文章中很少提到燕京大学，偶尔提及也是极为简略，但是燕园里应该有他甜蜜的回忆。他和夫人王同惠就是在社会学系的聚会上认识的，那时费孝通刚翻译完一本英文著作《社会变迁》，王同惠则正在翻译一本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后来费孝通为了学习人类学家通过实地调查对于社区的研究方法去了清华，王同惠则继续留在燕大社会学系读书。那时的费孝通非但没有像他后半生那样深深地卷入政治当中，而且简直就是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他从不参加学生们的活动，不论政治的、宗教的、体育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大卫·阿古什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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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燕大四年级时的同学杨庆堃去内蒙古参加抗日战争，而他未去。杨在谈到费孝通时说：“那时他对政治漠不关心。”费孝通很健谈，有时同朋友和社会学系的同学如杨庆堃、林耀华可以谈几个钟头，讨论关于社会的思想和理论问题。他后来说他对前途并不担心，他要做的是刻苦学习每门功课，增加知识，谨慎地参加几年来他所害怕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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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和杨庆堃的例子反映了燕大当年学生们的两种情况，比较而言，像费孝通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没有这么极端，而像杨庆堃那样的学生也并不像后来在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叙述的那样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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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许仕廉受聘担任政府官员而离校，系主任一职由杨开道代理一年，之后的继任者是另外一位深深影响了费孝通的社会学家吴文藻。他是费孝通在燕大的导师，比费孝通大9岁，他们两人在燕大成为亲密的朋友，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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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显然受了许仕廉的影响，他继续推行社会学中国化和开展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的方针。他的夫人冰心这样总结吴文藻在七七事变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讲课，用学生的话说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二是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三是提倡社区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在吴文藻的支持下，任教于社会学系的雷洁琼在那一时期带领学生对北平的天桥地区、妓院、监狱、慈善机构进行了调查，写出了《北平的慈善机关》《北平粥厂之研究》《娼妓制度之研究》等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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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仕廉和吴文藻的努力，在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12)中，社会学系成为燕大最活跃的一支力量。1928年，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进入高潮，燕大在这一过程中对乡村问题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兴趣。这一年，以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为主体的应用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农村委员会，杨开道、戴乐仁（John B. Tayler）、傅葆琛等人出任委员。社会学系还增加了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问题等课程。也是在这一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主要由社会学系牵头，另有经济学系和教育学系参加，燕大在清河开办了乡村社会实验区，由社会学系教授张鸿钧担任主任。1935年秋，燕大在山东汶上县建起新的实验区，由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和教育学系共同担纲，曾在清河实验区任主任的张鸿钧这次被任命为汶上县县长，他从燕大带去的助手则分别在县政府担任要职。除了进行一般的行政工作之外，他们还从学术角度选择专题进行研究。1936年，大批燕大学生来到山东汶上进行社会调查，协助乡村建设工作的进行。曾在那里工作的梁帧总结汶上的实验时如此写道：“30个乡在一个月内种了45000人的牛痘”，“400多人戒除了烟毒”，“民众酝酿了90余年的疏浚125华里的泉河，竟以二个月完成”，“由1400个村庄仅有131班初小增加为505班，在学儿童由4000人增加到24000人”……不过，轰轰烈烈的汶上实验仅仅维持了一年多便偃旗息鼓。从大的层面来讲，一方面是因为日军入侵华北引起战局恶化影响了其发展，另一方面也与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的整体发展存在关联；从小的层面来讲，在燕大社会学系内部，对于乡村建设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曾经到苏联考察的社会学系教授严景耀就认为中国当时的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制度的问题，中国农村建设应该吸收苏联经验，实行土地改革。他认为社会学系倡导的乡村建设，是一种改良主义做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破产、农民贫困问题。雷洁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严景耀一致，也对社会学系进行的乡村建设持怀疑态度。救亡压倒启蒙，随着乡村建设运动整体在中国的式微，社会学系虽然在之后也曾进行过多次乡村建设的尝试，但是无论规模和声势都无法与二三十年代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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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顾颉刚等多位教师去绥远进行综合调查，此为在平地泉（内蒙古集宁）的合影。前排左二起：雷洁琼、郑振铎、顾颉刚、傅作义、陈其田、吴文藻、文国鼐（Augusta Wagner）、谢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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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吴文藻对社会学系的独特贡献，是把功能学派引入了燕大社会学系和在系内推行导师制。1935年10月，吴文藻邀请在日本讲学的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列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教授到燕大讲学三个月，开设了“比较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系统介绍了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且由他亲自指导讨论。一时之间，社会学系成为中国传播功能学派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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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上半年，在吴文藻的主导下，法学院开始推行导师制。与燕大一直参照的美国东部大学的教育制度不同，导师制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Modern Greats（现代三艺，即哲学、政治及经济之综合学位）传统，燕大的具体做法是取消学分制，打破学系界限，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学系的三、四年级中选拔8名优秀学生，分别由4位导师个别指导。据吴文藻事后回忆，燕大之所以要引进英国式的导师制教学，原因有四：（一）当时法学院几位教授毕范理（Harry B. Price）、杨开道、徐淑希等人一直注意国际上社会科学的新发展，想改进法学院各科系的教学与研究水平；（二）1934年至1936年间从事农村建设的实验过程中，虽然大力培训工作人员，但深感精明能干的通才不足；（三）社会科学是一个繁复的整合体，学科分工太细不利于提高科研水平，不符合社会需要；（四）有可能争取到英庚款(13)。当时几位法学院资深教授经过多次酝酿之后，提出了办班的意见，得到司徒雷登的同意和支持，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起草试办导师制课程的意见书，同时拟定请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补助的申请书，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和牛津大学取得联系，争取合作和协作。1936—1937年这一学年，吴文藻休假，先到美国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活动，之后绕道欧洲，为具体了解导师制访问了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并且与主持牛津校政的副校长林赛博士（A. D. Lindsay）会晤。林赛可以说是燕大导师制得以推行的另一位关键人物，他不但推荐了自己的儿子林迈可（Micheal Lindsay）出任导师，还运用他的影响力促使在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14)拨付部分补助金支持到燕大担任专职导师的费用。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中说“领导这一实验的是前牛津大学副校长林赛的儿子林迈可”其实并不确切，真正主导其事的，应该是吴文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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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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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林迈可教授介绍主持的燕大导师制只办了两期，即因战事未能续办。图为导师制全体师生（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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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社会学系为推行导师制开设了“19世纪欧洲政治社会的发展”[戴德华（George E. Taylor）主讲]、“中国社会制度”（吴文藻主讲）、“当代政治理论”（拉威尔主讲）、“经济理论”（林迈可主讲）等8门课程。但课堂讲授并不是导师制的教学重点，导师制主要是由导师指导学生阅读参考书，参加讨论会，定期个别谈话，总结学习收获和写书面报告，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方式会让熟悉教育史的人想到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但不幸的是，“导师制仅仅试行一年，由于吴文藻离校，不再继续贯彻”。不难想象，如果导师制在燕大得以延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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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之后，先后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有李安宅、林耀华、赵承信等人。1949年之后，社会学成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伪科学，尽管社会学系在课程设置上新增了14门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的如“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课程，依然没有改变它先于燕京大学被撤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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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经过以林耀华、费孝通为首的教改小组研究决定，社会学系被划分为劳动学系和民族学系，前者由赵承信、严景耀、雷洁琼、张绪生等人领导，后者由林耀华、费孝通、陈永龄、沈家驹等人领导。第二年，随着燕京大学的停办，劳动学系划归中央劳动干校（后改为北京经济学院），民族学系划归中央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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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并非严格的大学校史中过多地叙述科系的建设和历史，就像在一本武侠小说里不去叙述那些精彩的恩怨情仇，反而用过多的笔墨叙述一位大侠的绝世武功是如何练成的那样无趣。但这绝非因为燕大的其他科系不值得称道，本章之所以择要选择国文系、历史系和社会学系等详加叙述，是因为国文系的开设改变了过去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以西语教授的状况，而新闻系和社会学系的开设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领一时之先。燕大的学科建设正如司徒雷登说的那样，“燕京在一所大学之外有所增加，有时，吾人欲发展国家或爱国的自觉；有时，则偏重中学或西学之研究，或乡村建设之训练，或中国所需要，或所有之其他机会，藉此燕京与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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