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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顾颉刚等多位教师去绥远进行综合调查，此为在平地泉（内蒙古集宁）的合影。前排左二起：雷洁琼、郑振铎、顾颉刚、傅作义、陈其田、吴文藻、文国鼐（Augusta Wagner）、谢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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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吴文藻对社会学系的独特贡献，是把功能学派引入了燕大社会学系和在系内推行导师制。1935年10月，吴文藻邀请在日本讲学的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列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教授到燕大讲学三个月，开设了“比较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系统介绍了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且由他亲自指导讨论。一时之间，社会学系成为中国传播功能学派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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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上半年，在吴文藻的主导下，法学院开始推行导师制。与燕大一直参照的美国东部大学的教育制度不同，导师制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Modern Greats（现代三艺，即哲学、政治及经济之综合学位）传统，燕大的具体做法是取消学分制，打破学系界限，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学系的三、四年级中选拔8名优秀学生，分别由4位导师个别指导。据吴文藻事后回忆，燕大之所以要引进英国式的导师制教学，原因有四：（一）当时法学院几位教授毕范理（Harry B. Price）、杨开道、徐淑希等人一直注意国际上社会科学的新发展，想改进法学院各科系的教学与研究水平；（二）1934年至1936年间从事农村建设的实验过程中，虽然大力培训工作人员，但深感精明能干的通才不足；（三）社会科学是一个繁复的整合体，学科分工太细不利于提高科研水平，不符合社会需要；（四）有可能争取到英庚款(13)。当时几位法学院资深教授经过多次酝酿之后，提出了办班的意见，得到司徒雷登的同意和支持，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起草试办导师制课程的意见书，同时拟定请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补助的申请书，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和牛津大学取得联系，争取合作和协作。1936—1937年这一学年，吴文藻休假，先到美国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活动，之后绕道欧洲，为具体了解导师制访问了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并且与主持牛津校政的副校长林赛博士（A. D. Lindsay）会晤。林赛可以说是燕大导师制得以推行的另一位关键人物，他不但推荐了自己的儿子林迈可（Micheal Lindsay）出任导师，还运用他的影响力促使在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14)拨付部分补助金支持到燕大担任专职导师的费用。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中说“领导这一实验的是前牛津大学副校长林赛的儿子林迈可”其实并不确切，真正主导其事的，应该是吴文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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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林迈可教授介绍主持的燕大导师制只办了两期，即因战事未能续办。图为导师制全体师生（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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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社会学系为推行导师制开设了“19世纪欧洲政治社会的发展”[戴德华（George E. Taylor）主讲]、“中国社会制度”（吴文藻主讲）、“当代政治理论”（拉威尔主讲）、“经济理论”（林迈可主讲）等8门课程。但课堂讲授并不是导师制的教学重点，导师制主要是由导师指导学生阅读参考书，参加讨论会，定期个别谈话，总结学习收获和写书面报告，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方式会让熟悉教育史的人想到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但不幸的是，“导师制仅仅试行一年，由于吴文藻离校，不再继续贯彻”。不难想象，如果导师制在燕大得以延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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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之后，先后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有李安宅、林耀华、赵承信等人。1949年之后，社会学成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伪科学，尽管社会学系在课程设置上新增了14门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的如“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课程，依然没有改变它先于燕京大学被撤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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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经过以林耀华、费孝通为首的教改小组研究决定，社会学系被划分为劳动学系和民族学系，前者由赵承信、严景耀、雷洁琼、张绪生等人领导，后者由林耀华、费孝通、陈永龄、沈家驹等人领导。第二年，随着燕京大学的停办，劳动学系划归中央劳动干校（后改为北京经济学院），民族学系划归中央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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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并非严格的大学校史中过多地叙述科系的建设和历史，就像在一本武侠小说里不去叙述那些精彩的恩怨情仇，反而用过多的笔墨叙述一位大侠的绝世武功是如何练成的那样无趣。但这绝非因为燕大的其他科系不值得称道，本章之所以择要选择国文系、历史系和社会学系等详加叙述，是因为国文系的开设改变了过去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以西语教授的状况，而新闻系和社会学系的开设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领一时之先。燕大的学科建设正如司徒雷登说的那样，“燕京在一所大学之外有所增加，有时，吾人欲发展国家或爱国的自觉；有时，则偏重中学或西学之研究，或乡村建设之训练，或中国所需要，或所有之其他机会，藉此燕京与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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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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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一览表（1926—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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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燕大消逝后，燕京校友在恢复活动之后，每年一度的返校节依然聚集在贝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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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初建时期（1919—1924），燕大仅简单地分为文理科男校、文理科女校和神科三个部分，1925年，利用在北京政府教育部注册之机，燕大把宗教学院单独分离出来，同时设立了文学院，男校文理科和女校文理科则分别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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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社会学应该归属文学院，但如果将社会学划归文学院，仅仅靠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就不能组成第三个学院，燕京也就不能称为大学。后来燕大找到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新增了法律系，学院也随之改名，英文为公共事务学院，中文为法学院。这一改变是普林斯顿方面可以接受的。燕京希望，只要教育部持宽容态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转到文学院的事情就尽可能长久地拖下去。1930年至1932年这个系属于法学院，但1932年至1935年又被从法学院划走。1936年，燕大终于说服教育部批准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重新划归法学院，法律系则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