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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郝平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中谓国文系成立于1923年,不知所本何处,此处依据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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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们是高名凯、林庚、梁启雄、孙楷第、阎简弼、俞敏、赵宗乾、卢念苏、林焘、吴同宝、王文襄、宋玉柯、吴同宾、乐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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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报》是世界上第一本国际性汉学杂志,其主要关注领域为科学史,当时国际一流的汉学大师如施古德、高第、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人都是该杂志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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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黎秀石:《三十年代初期的燕大新闻学系》,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黎文记载中聂士芬第二次来华的时间为1930年,但据早期即任教于燕大新闻系的卢祺新与葛鲁甫二人以及燕大新闻系第二届学生汤德臣的记载,聂士芬在1929年建系时便在燕大,本书采信卢、葛、汤三人回忆中所叙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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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据1934年2月13日的《燕京大学校刊》报道:“2月9日,燕大教职员交际委员会欢迎本学期新到教员,在临湖轩设茗招待新闻系和社会系教员。新闻系新到教员中有‘雪斯诺(Edgar Snow),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这个“雪斯诺”就是斯诺。当时,他对自己的汉译名并不满意,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叫施乐。参见张文定:《斯诺在燕园》,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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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杨刚(1905—1957),女,原名杨季征、杨缤,祖籍湖北沔阳。1928年至1932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受进步思想影响,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杨刚自北平来上海。她介绍同在上海的四哥羊枣阅读马列著作和一些进步书籍,向他宣传所谓“实业救国”和西方的民主在中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使羊枣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抛弃了个人主义的立场,立志“绝不离开中国共产党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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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据蒋荫恩的夫人回忆:“1968年3月28日下午,荫恩被西郊人民大学校本部派来的一伙人叫走了。我回家时,他已不在。4月2日我去给他送衣服、粮票,竟被拒绝,不许见他。4月8日,校本部又派来5个壮汉,狰狞地对我说:‘叫你儿子去收尸!’我听到这句话,真像晴天霹雳。我问他们:‘什么时候死的?’他们说:‘4月6日。’‘怎么死的?’他们拒不回答。”蒋梁绮梅:《冰清玉洁自纯真:回忆我的丈夫蒋荫恩》,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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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乡村建设运动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主要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相信教育救国、希望用民主改良的方法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知识分子发动,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依派别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基本精神是运用科学、教育的方法,走改良主义的道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乡村建设来改善农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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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01年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同意向14国赔偿白银4.5亿两,即“庚子赔款”。1909年以后,美、俄、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部分庚款,设立相关机构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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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30年英国退还庚款时,自行处理一部分,拨给在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20万英镑,作为促进中英文化关系之用,其余部分交给中国中英庚款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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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理由之一是在由当年校委会任命的负责处理有关导师制全部事宜的3人委员会中,主持人为吴文藻(原定司徒雷登为成员兼主持人),其二则是由于“导师制仅仅试行一年,由于吴文藻离校,不再继续贯彻”。参见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傅愫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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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七章 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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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燕大一家”的大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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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已经注意到,在之前燕大历史的叙述中,司徒雷登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个人。实际上,在当时燕大人的眼里,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是合二为一的,两个称谓可以成为彼此的代名词。燕大校友陶履中曾经如此总结二者之间的关系:“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和燕京大学可以说二而一、一而二,分不开的。提到司徒雷登就会想起燕京大学,提到燕京大学也会想起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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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的传统大学不同,司徒雷登是把燕京大学作为一个大家庭来营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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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学生都住在校园内的宿舍里,每年难得有两三个例外。因此,燕大有集体生活,是一特色。像同时的北大学生互不相识,有时两人同住一间寝室,却各自挂了布幔隔开,各自为政,经年彼此不打招呼,在燕大传为笑谈。燕大的生活有组织,但气氛自由。最大的组织应该算是“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简称“大团契”。这大团契以下设有许多小团契,其宗旨与名目绝对自由,林林总总好不热闹!教职员参加学生的小团契,工友另有小团契和识字班,后者由学生执教。总之,燕园人士彼此在工作之外必须有深入接触的机会,这样形成一个连环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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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韩迪厚在《司徒雷登传》中所描述的情况。在司徒雷登看来,传教士、教会和教会学校不应该单纯地教授人们信仰宗教、背诵教义、遵守教规,而是应该成为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教义的指导下应对复杂的人生及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在燕京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司徒雷登实践了他的理念,在之后的许多年,“燕大一家”的观念几乎深深根植于所有燕京人的生命里。“可爱的社区”,这是包贵思女士称呼燕京的说法。之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男人还是女人,都重复使用这一称呼。在燕京生活中,如艾德敷所说,“这种社区团队精神的确十分突出,它影响着社区成员的个人性格和道德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燕京社区长期忠诚的特有品格”。正如一位教会人士在1939年写给司徒雷登信中提到的那样:“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如此多类型的人们如此欢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如此热爱燕京。她泰然自若地处理着一切——所有的类型、所有的班级、所有不同国籍的人、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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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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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贵思(左)、艾德敷(右),他们都非常喜爱燕大的友爱气氛,包贵思称燕大为“可爱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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