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756091
1704756092
(9) 据1934年2月13日的《燕京大学校刊》报道：“2月9日，燕大教职员交际委员会欢迎本学期新到教员，在临湖轩设茗招待新闻系和社会系教员。新闻系新到教员中有‘雪斯诺（Edgar Snow），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这个“雪斯诺”就是斯诺。当时，他对自己的汉译名并不满意，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叫施乐。参见张文定：《斯诺在燕园》，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
1704756093
1704756094
(10) 杨刚（1905—1957），女，原名杨季征、杨缤，祖籍湖北沔阳。1928年至1932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受进步思想影响，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杨刚自北平来上海。她介绍同在上海的四哥羊枣阅读马列著作和一些进步书籍，向他宣传所谓“实业救国”和西方的民主在中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使羊枣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抛弃了个人主义的立场，立志“绝不离开中国共产党一步”。
1704756095
1704756096
(11) 据蒋荫恩的夫人回忆：“1968年3月28日下午，荫恩被西郊人民大学校本部派来的一伙人叫走了。我回家时，他已不在。4月2日我去给他送衣服、粮票，竟被拒绝，不许见他。4月8日，校本部又派来5个壮汉，狰狞地对我说：‘叫你儿子去收尸！’我听到这句话，真像晴天霹雳。我问他们：‘什么时候死的？’他们说：‘4月6日。’‘怎么死的？’他们拒不回答。”蒋梁绮梅：《冰清玉洁自纯真：回忆我的丈夫蒋荫恩》，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
1704756097
1704756098
(12) 乡村建设运动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主要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相信教育救国、希望用民主改良的方法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知识分子发动，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依派别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基本精神是运用科学、教育的方法，走改良主义的道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乡村建设来改善农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
1704756099
1704756100
(13) 1901年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同意向14国赔偿白银4.5亿两，即“庚子赔款”。1909年以后，美、俄、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部分庚款，设立相关机构管理使用。
1704756101
1704756102
(14) 1930年英国退还庚款时，自行处理一部分，拨给在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20万英镑，作为促进中英文化关系之用，其余部分交给中国中英庚款董事会。
1704756103
1704756104
(15) 理由之一是在由当年校委会任命的负责处理有关导师制全部事宜的3人委员会中，主持人为吴文藻（原定司徒雷登为成员兼主持人），其二则是由于“导师制仅仅试行一年，由于吴文藻离校，不再继续贯彻”。参见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傅愫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
1704756105
1704756106
1704756107
1704756108
1704756109
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15]
1704756110
燕京大学：1919-1952 第七章 司徒雷登
1704756111
1704756112
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16]
1704756113
一、“燕大一家”的大家长
1704756114
1704756115
读者已经注意到，在之前燕大历史的叙述中，司徒雷登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个人。实际上，在当时燕大人的眼里，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是合二为一的，两个称谓可以成为彼此的代名词。燕大校友陶履中曾经如此总结二者之间的关系：“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和燕京大学可以说二而一、一而二，分不开的。提到司徒雷登就会想起燕京大学，提到燕京大学也会想起司徒雷登。”
1704756116
1704756117
与当时的传统大学不同，司徒雷登是把燕京大学作为一个大家庭来营造的：
1704756118
1704756119
燕京大学的学生都住在校园内的宿舍里，每年难得有两三个例外。因此，燕大有集体生活，是一特色。像同时的北大学生互不相识，有时两人同住一间寝室，却各自挂了布幔隔开，各自为政，经年彼此不打招呼，在燕大传为笑谈。燕大的生活有组织，但气氛自由。最大的组织应该算是“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简称“大团契”。这大团契以下设有许多小团契，其宗旨与名目绝对自由，林林总总好不热闹！教职员参加学生的小团契，工友另有小团契和识字班，后者由学生执教。总之，燕园人士彼此在工作之外必须有深入接触的机会，这样形成一个连环的大家庭。
1704756120
1704756121
以上是韩迪厚在《司徒雷登传》中所描述的情况。在司徒雷登看来，传教士、教会和教会学校不应该单纯地教授人们信仰宗教、背诵教义、遵守教规，而是应该成为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教义的指导下应对复杂的人生及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在燕京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司徒雷登实践了他的理念，在之后的许多年，“燕大一家”的观念几乎深深根植于所有燕京人的生命里。“可爱的社区”，这是包贵思女士称呼燕京的说法。之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男人还是女人，都重复使用这一称呼。在燕京生活中，如艾德敷所说，“这种社区团队精神的确十分突出，它影响着社区成员的个人性格和道德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燕京社区长期忠诚的特有品格”。正如一位教会人士在1939年写给司徒雷登信中提到的那样：“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如此多类型的人们如此欢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如此热爱燕京。她泰然自若地处理着一切——所有的类型、所有的班级、所有不同国籍的人、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信仰。”
1704756122
1704756123
1704756124
1704756125
1704756126
1704756127
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6128
1704756129
包贵思（左）、艾德敷（右），他们都非常喜爱燕大的友爱气氛，包贵思称燕大为“可爱的社区”。
1704756130
1704756131
1704756132
1704756133
1704756134
燕京大学：1919-1952 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燕大的师生关系与一般大学比较，极具鲜明的特色。每年开学，学校都要举行隆重的开学仪式，司徒校长要和每一位新生握手、言欢，同时，还会在他的住所临湖轩为新生举行茶话会。1935年秋季开学，他主持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迎新会。“时间虽距开会还有半点钟，但是临湖轩南屋檐上的五彩灯光就已大放光明，远看起来五光十色，非常富丽堂皇。”北面的草地上新生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司徒校务长和其他的校长、院长等人均以盛服莅临，“陆先生对学生的致辞生动幽默；司徒对新生所致的欢迎辞柔和深刻”。致辞后，新生在司徒等4位校长、院长面前走过，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进里屋看电影。电影完毕，新生和老生的代表又回到草地上，每人领取一份冰激凌和几块精美的糕点，“事先学校预备下手提纸红灯300多个”，吃过茶点，新生们在学生会同学的带领下，绕未名湖一周，并高呼“燕京大学万岁”，回到原地才互道晚安，“初入燕大的新生，这是第一次领略燕大的生活”。
1704756135
1704756136
1936年6月12日，距离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寿还有12天，人到中年的冰心在题为《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的文章中如此写到她心中的校长：
1704756137
1704756138
人生中总有几件最深刻的往事，是你永远忘不掉的，和这往事有关的人物，也总使你感激、思念、忘不掉。在燕大团体中，人人却牵萦恋着，我们的司徒校务长，也正是因为他与团体人人生命中几件最深刻的往事，有着最密切的关联。
1704756139
1704756140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