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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七章 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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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燕大一家”的大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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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已经注意到，在之前燕大历史的叙述中，司徒雷登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个人。实际上，在当时燕大人的眼里，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是合二为一的，两个称谓可以成为彼此的代名词。燕大校友陶履中曾经如此总结二者之间的关系：“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和燕京大学可以说二而一、一而二，分不开的。提到司徒雷登就会想起燕京大学，提到燕京大学也会想起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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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的传统大学不同，司徒雷登是把燕京大学作为一个大家庭来营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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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学生都住在校园内的宿舍里，每年难得有两三个例外。因此，燕大有集体生活，是一特色。像同时的北大学生互不相识，有时两人同住一间寝室，却各自挂了布幔隔开，各自为政，经年彼此不打招呼，在燕大传为笑谈。燕大的生活有组织，但气氛自由。最大的组织应该算是“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简称“大团契”。这大团契以下设有许多小团契，其宗旨与名目绝对自由，林林总总好不热闹！教职员参加学生的小团契，工友另有小团契和识字班，后者由学生执教。总之，燕园人士彼此在工作之外必须有深入接触的机会，这样形成一个连环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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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韩迪厚在《司徒雷登传》中所描述的情况。在司徒雷登看来，传教士、教会和教会学校不应该单纯地教授人们信仰宗教、背诵教义、遵守教规，而是应该成为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教义的指导下应对复杂的人生及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在燕京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司徒雷登实践了他的理念，在之后的许多年，“燕大一家”的观念几乎深深根植于所有燕京人的生命里。“可爱的社区”，这是包贵思女士称呼燕京的说法。之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男人还是女人，都重复使用这一称呼。在燕京生活中，如艾德敷所说，“这种社区团队精神的确十分突出，它影响着社区成员的个人性格和道德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燕京社区长期忠诚的特有品格”。正如一位教会人士在1939年写给司徒雷登信中提到的那样：“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如此多类型的人们如此欢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如此热爱燕京。她泰然自若地处理着一切——所有的类型、所有的班级、所有不同国籍的人、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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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贵思（左）、艾德敷（右），他们都非常喜爱燕大的友爱气氛，包贵思称燕大为“可爱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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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燕大的师生关系与一般大学比较，极具鲜明的特色。每年开学，学校都要举行隆重的开学仪式，司徒校长要和每一位新生握手、言欢，同时，还会在他的住所临湖轩为新生举行茶话会。1935年秋季开学，他主持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迎新会。“时间虽距开会还有半点钟，但是临湖轩南屋檐上的五彩灯光就已大放光明，远看起来五光十色，非常富丽堂皇。”北面的草地上新生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司徒校务长和其他的校长、院长等人均以盛服莅临，“陆先生对学生的致辞生动幽默；司徒对新生所致的欢迎辞柔和深刻”。致辞后，新生在司徒等4位校长、院长面前走过，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进里屋看电影。电影完毕，新生和老生的代表又回到草地上，每人领取一份冰激凌和几块精美的糕点，“事先学校预备下手提纸红灯300多个”，吃过茶点，新生们在学生会同学的带领下，绕未名湖一周，并高呼“燕京大学万岁”，回到原地才互道晚安，“初入燕大的新生，这是第一次领略燕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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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2日，距离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寿还有12天，人到中年的冰心在题为《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的文章中如此写到她心中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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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总有几件最深刻的往事，是你永远忘不掉的，和这往事有关的人物，也总使你感激、思念、忘不掉。在燕大团体中，人人却牵萦恋着，我们的司徒校务长，也正是因为他与团体人人生命中几件最深刻的往事，有着最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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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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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冰心描述的那样，作为传教士出身的校长，司徒雷登充分利用自己的教职身份主持婚礼，冰心和吴文藻的婚礼正是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在临湖轩举行的。许多燕大教职员及其亲属的葬礼，也是由司徒雷登主持。1936年6月15日，注册课主任邸昕庭因患腹膜炎医治无效去世，参加殡仪者不过数十人，司徒雷登不仅专程前往家中慰问，还为他主持了安葬典礼。燕大校友连士升也记得：“司徒先生爱护小孩多过成人，他对人家的不幸遭遇特别表示关怀。当亡妻在香港逝世的时候，我所接到的第一封慰问信，就是他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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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体现大家庭意识，每年圣诞节，司徒雷登都要在自己的住所招待教职员的孩子。1939年，面对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圣诞节到来之际，他特地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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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年的耶稣圣诞节眼看就快要到了，我为了要欢迎你们在圣诞节那天到我家来聚会，特意托我的几位朋友来帮助我筹备这个盛会。希望你们和爸爸、妈妈商量，请他们准许你们那天能够到会参加。你们如果决定前来，请把你们的名字填在下面所附的回条上，于12月10日前送交校长办公室处转给我。以后我要根据你们的回条预备茶点，发请帖正式来请你们，并告诉你们开会的时间。敬祝你们活泼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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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朋友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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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圣诞节，司徒雷登在临湖轩招待了170余位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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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与司徒先生公事亲密的人，都知道教职员的家眷们看他如同大家庭中的家长：儿女头疼脑热，都告诉他；夫妻有口角，请他调停；连家中火炉出了毛病，厕所不够分配，也有去和他商量的！婚事、丧事、寿辰，不仅请他出席，并请他进行‘三祝’，不信教的人，也有请他行使牧师职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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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司徒雷登更是给予极大的关照，这一点从他对留法学者高名凯的关心中就可以看出。高名凯是福建平潭人，早年父母双亡，依靠半工半读筹集学费和生活费读完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取省教育厅的清寒奖学金进入燕大哲学系。1935年，高名凯毕业，继续在燕大研究院哲学部深造，在校期间曾担任燕大学生自治会周刊部长，曾于1935年10月起草了《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即著名的“致国民党四中全会六次会议电文”，在当时全国的爱国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1937年，燕京大学派遣高名凯去巴黎大学，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学习语言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在他留法期间，司徒雷登多次去信，并通过美国运通银行借钱给他，除了表示关心之外，还希望他学成之后回燕大任教。同时，司徒雷登还为高名凯向法国使馆联系，申请庚子赔款的补助出版其博士论文。不过由于战争原因，法国被德国占领，申请庚款无望，司徒雷登主持校行政会议为高名凯支付了出版的费用。在司徒雷登的同意和安排之下，博晨光、洪业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都多次给高名凯写信，每一封信都体现着燕大人的关心。这些通信在燕大档案中以一个长达78页的案宗被完整保存，其中还包括美国运通公司给高名凯的付款通知。由于司徒雷登和燕大同人的关爱和努力，尽管国内还处在战乱的年代，高名凯还是决定回到燕园任教。回国前夕，他充满感情地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信：“我希望不久就回到我们可爱的燕园，尽快地见到在燕京的中国朋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