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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韩迪厚在《司徒雷登传》中所描述的情况。在司徒雷登看来,传教士、教会和教会学校不应该单纯地教授人们信仰宗教、背诵教义、遵守教规,而是应该成为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教义的指导下应对复杂的人生及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在燕京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司徒雷登实践了他的理念,在之后的许多年,“燕大一家”的观念几乎深深根植于所有燕京人的生命里。“可爱的社区”,这是包贵思女士称呼燕京的说法。之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男人还是女人,都重复使用这一称呼。在燕京生活中,如艾德敷所说,“这种社区团队精神的确十分突出,它影响着社区成员的个人性格和道德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燕京社区长期忠诚的特有品格”。正如一位教会人士在1939年写给司徒雷登信中提到的那样:“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如此多类型的人们如此欢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如此热爱燕京。她泰然自若地处理着一切——所有的类型、所有的班级、所有不同国籍的人、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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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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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贵思(左)、艾德敷(右),他们都非常喜爱燕大的友爱气氛,包贵思称燕大为“可爱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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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燕大的师生关系与一般大学比较,极具鲜明的特色。每年开学,学校都要举行隆重的开学仪式,司徒校长要和每一位新生握手、言欢,同时,还会在他的住所临湖轩为新生举行茶话会。1935年秋季开学,他主持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迎新会。“时间虽距开会还有半点钟,但是临湖轩南屋檐上的五彩灯光就已大放光明,远看起来五光十色,非常富丽堂皇。”北面的草地上新生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司徒校务长和其他的校长、院长等人均以盛服莅临,“陆先生对学生的致辞生动幽默;司徒对新生所致的欢迎辞柔和深刻”。致辞后,新生在司徒等4位校长、院长面前走过,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进里屋看电影。电影完毕,新生和老生的代表又回到草地上,每人领取一份冰激凌和几块精美的糕点,“事先学校预备下手提纸红灯300多个”,吃过茶点,新生们在学生会同学的带领下,绕未名湖一周,并高呼“燕京大学万岁”,回到原地才互道晚安,“初入燕大的新生,这是第一次领略燕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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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2日,距离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寿还有12天,人到中年的冰心在题为《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的文章中如此写到她心中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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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总有几件最深刻的往事,是你永远忘不掉的,和这往事有关的人物,也总使你感激、思念、忘不掉。在燕大团体中,人人却牵萦恋着,我们的司徒校务长,也正是因为他与团体人人生命中几件最深刻的往事,有着最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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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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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冰心描述的那样,作为传教士出身的校长,司徒雷登充分利用自己的教职身份主持婚礼,冰心和吴文藻的婚礼正是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在临湖轩举行的。许多燕大教职员及其亲属的葬礼,也是由司徒雷登主持。1936年6月15日,注册课主任邸昕庭因患腹膜炎医治无效去世,参加殡仪者不过数十人,司徒雷登不仅专程前往家中慰问,还为他主持了安葬典礼。燕大校友连士升也记得:“司徒先生爱护小孩多过成人,他对人家的不幸遭遇特别表示关怀。当亡妻在香港逝世的时候,我所接到的第一封慰问信,就是他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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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体现大家庭意识,每年圣诞节,司徒雷登都要在自己的住所招待教职员的孩子。1939年,面对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圣诞节到来之际,他特地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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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年的耶稣圣诞节眼看就快要到了,我为了要欢迎你们在圣诞节那天到我家来聚会,特意托我的几位朋友来帮助我筹备这个盛会。希望你们和爸爸、妈妈商量,请他们准许你们那天能够到会参加。你们如果决定前来,请把你们的名字填在下面所附的回条上,于12月10日前送交校长办公室处转给我。以后我要根据你们的回条预备茶点,发请帖正式来请你们,并告诉你们开会的时间。敬祝你们活泼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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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朋友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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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圣诞节,司徒雷登在临湖轩招待了170余位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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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与司徒先生公事亲密的人,都知道教职员的家眷们看他如同大家庭中的家长:儿女头疼脑热,都告诉他;夫妻有口角,请他调停;连家中火炉出了毛病,厕所不够分配,也有去和他商量的!婚事、丧事、寿辰,不仅请他出席,并请他进行‘三祝’,不信教的人,也有请他行使牧师职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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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司徒雷登更是给予极大的关照,这一点从他对留法学者高名凯的关心中就可以看出。高名凯是福建平潭人,早年父母双亡,依靠半工半读筹集学费和生活费读完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取省教育厅的清寒奖学金进入燕大哲学系。1935年,高名凯毕业,继续在燕大研究院哲学部深造,在校期间曾担任燕大学生自治会周刊部长,曾于1935年10月起草了《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即著名的“致国民党四中全会六次会议电文”,在当时全国的爱国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1937年,燕京大学派遣高名凯去巴黎大学,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学习语言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在他留法期间,司徒雷登多次去信,并通过美国运通银行借钱给他,除了表示关心之外,还希望他学成之后回燕大任教。同时,司徒雷登还为高名凯向法国使馆联系,申请庚子赔款的补助出版其博士论文。不过由于战争原因,法国被德国占领,申请庚款无望,司徒雷登主持校行政会议为高名凯支付了出版的费用。在司徒雷登的同意和安排之下,博晨光、洪业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都多次给高名凯写信,每一封信都体现着燕大人的关心。这些通信在燕大档案中以一个长达78页的案宗被完整保存,其中还包括美国运通公司给高名凯的付款通知。由于司徒雷登和燕大同人的关爱和努力,尽管国内还处在战乱的年代,高名凯还是决定回到燕园任教。回国前夕,他充满感情地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信:“我希望不久就回到我们可爱的燕园,尽快地见到在燕京的中国朋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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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开始收获他在燕园里播种下的爱的果实了,那一天,是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寿。在此之前的3月17日,“校务委员会举行专门会议,听取并采纳了校友工作处关于校友返校和司徒雷登生日庆祝活动同时举行的提议”,确定将当年司徒雷登的生日与燕大校友返校日合二为一。博晨光在题为《燕京庆贺司徒雷登甲子大寿》的报道里描绘了那天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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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的寿庆活动是从6月23日的盛大宴会开始的。博伊德体育馆是这一聚会的理想场所。……参加宴会的人包括大学的全体行政和教学人员、大学董事会的成员,以及以美国纳尔逊·约翰逊大使及其夫人为首的几位贵宾,同时还包括北京大学的校长及其夫人、北京各文化团体的负责人、中华医学会的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胡适博士、福开森博士、美国汉学家首席代表以及其他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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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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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围席而坐,谈笑风生,人人都表现了发自内心的恭贺喜庆之情,这种心情在当晚两位代表的祝词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代表西方人致词的是美国大使阁下,代表在座的中国人致词的是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最老的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校长的祝词是用中文讲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是因为客人们都会两种语言。他以严谨贴切的言词历数了司徒校务长的一些突出的品质,特别指出他生性热情开朗,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就像春天的太阳使万物苏醒一样,他这种性格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友谊。蒋校长特意谈到,宗教精神在司徒博士的性格中占着主导地位,但没有某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种表现在传教士身上的狭隘性。他钦佩司徒雷登真正代表了耶稣精神,赞扬他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把燕京办成一所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资助和管理的中国学府。我们之中那些还记得早年反基督教运动席卷中国期间燕京情况的人们将会感到,这位不信教的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在谈到促成司徒校务长及其同事们在燕京取得成就的宗教启示时,用语是那么亲切和真诚,这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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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的主人是燕大校长吴雷川,虽然在蒋校长致词之后他就打算宣布散会(显然是按预先的指示做的),但是客人们拒绝在听到司徒校务长亲自讲话之前离开。最后司徒校务长不得不站起来,做了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答词。他说,大家对他的赞誉他实在受之有愧,因为他很难相信自己是这样一个受人瞩目的中心。他说,整个事情不过是按照中国的美好礼节,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人们之间的善意和关切,这也许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正是这种关切使人只要活到六十岁就有机会受到恭贺。也许,宴会的所有参加者——更广义地说(是)燕京大家庭——发自内心的喜悦,比任何正式的恭贺更好地表彰了司徒校务长的生活与其做人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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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注意到,司徒雷登的收获不仅仅限于燕园。在他的六十寿辰上出现的还有美国的大使以及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等各界人士。实际上,早在1923年,北京政府为奖励他办学的功绩,就授予了他三等嘉禾勋章。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为了倡导全社会兴办教育事业,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国家鼓励捐资助学的经验。1929年,国民政府向社会各界公布了《捐资兴学褒奖条例》,条例规定,捐资在1万元以上者授予一等褒奖状,捐资在3万元以上者除授予一等奖状之外,由教育部专案呈请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正是在司徒雷登的花甲寿辰上,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其创办燕京大学数十年如一日,特授予一等褒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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