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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围席而坐，谈笑风生，人人都表现了发自内心的恭贺喜庆之情，这种心情在当晚两位代表的祝词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代表西方人致词的是美国大使阁下，代表在座的中国人致词的是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最老的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校长的祝词是用中文讲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是因为客人们都会两种语言。他以严谨贴切的言词历数了司徒校务长的一些突出的品质，特别指出他生性热情开朗，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就像春天的太阳使万物苏醒一样，他这种性格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友谊。蒋校长特意谈到，宗教精神在司徒博士的性格中占着主导地位，但没有某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种表现在传教士身上的狭隘性。他钦佩司徒雷登真正代表了耶稣精神，赞扬他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把燕京办成一所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资助和管理的中国学府。我们之中那些还记得早年反基督教运动席卷中国期间燕京情况的人们将会感到，这位不信教的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在谈到促成司徒校务长及其同事们在燕京取得成就的宗教启示时，用语是那么亲切和真诚，这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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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的主人是燕大校长吴雷川，虽然在蒋校长致词之后他就打算宣布散会（显然是按预先的指示做的），但是客人们拒绝在听到司徒校务长亲自讲话之前离开。最后司徒校务长不得不站起来，做了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答词。他说，大家对他的赞誉他实在受之有愧，因为他很难相信自己是这样一个受人瞩目的中心。他说，整个事情不过是按照中国的美好礼节，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人们之间的善意和关切，这也许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正是这种关切使人只要活到六十岁就有机会受到恭贺。也许，宴会的所有参加者——更广义地说（是）燕京大家庭——发自内心的喜悦，比任何正式的恭贺更好地表彰了司徒校务长的生活与其做人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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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注意到，司徒雷登的收获不仅仅限于燕园。在他的六十寿辰上出现的还有美国的大使以及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等各界人士。实际上，早在1923年，北京政府为奖励他办学的功绩，就授予了他三等嘉禾勋章。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为了倡导全社会兴办教育事业，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国家鼓励捐资助学的经验。1929年，国民政府向社会各界公布了《捐资兴学褒奖条例》，条例规定，捐资在1万元以上者授予一等褒奖状，捐资在3万元以上者除授予一等奖状之外，由教育部专案呈请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正是在司徒雷登的花甲寿辰上，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其创办燕京大学数十年如一日，特授予一等褒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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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在北洋时期的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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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燕京大学创办之时，司徒雷登“就努力着手同中国官员交朋友”。在回忆录中，司徒雷登坦率地说出了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其一是为了获取捐款，其二是为了获取这些政治人物政治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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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结识那些处于当权地位的人，包括那些过去居于要位和日后有可能取得重要地位的人。除了他们的政治影响之外，许多人还可能给我们以重大的帮助。这样一来，他们对燕京必然就会变得更为关心，燕京也就能更加适应中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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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美国大力筹措资金把燕京建设得具有相当规模之后，我就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使它在中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方面是想在一种受人猜疑而又可能引起敌对情绪的环境里去赢得人们的善意、良知和同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着手在中国获得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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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后不久，我就努力着手同中国官员交朋友，让他们了解我们办这所教会大学的目的，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设法从他们那里获得捐款，使他们表明对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善意。许多官员都是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发了大财之后告老还乡的。在清朝时期公款和私款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当官的都可以捞一把，只是受其上司和惯例的限制罢了。共和国初期，这种传统和习惯继续存在，除了敌对军阀的威胁之外，不受任何限制。……在那样一个各种利益相冲突的时期内，我感到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结识每个营垒中的显要人物，结识他们的各个劲敌和近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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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京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之后不久，我便开始努力为燕京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争得一个受人欢迎、为社会公众承认的地位，使它的存在既不依赖于西方的条约，也不需要美国的保护。让燕京在中国站住脚，最牢靠的办法是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我心里想的不仅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想求得一批中国资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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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司徒雷登与众多政坛要人的交往，几乎都可以用他在回忆录中的这几段话来概括。在那些年里，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走访了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所有重要地区，结识了几乎所有的政府显要以及教育、财政和工业部门中的许多人士。四处走访的结果是司徒雷登和这些人建立了长期的友谊，“这里面既有个人的友谊，也有对燕京的友谊”。而“结识每个营垒中的显要人物，结识他们的各个劲敌和近侍”的原则，也一直被司徒雷登延续到之后国共相争时期的中国政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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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之前本书中曾经提及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提到了北洋时期的以下政治要人：北京政府总理颜惠庆、山西省省长阎锡山、江苏省省长孙传芳、山东省省长韩复榘、奉系领袖张作霖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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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中，司徒雷登如此描述他们和燕京大学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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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对颜惠庆的评价是“政治才干和道德品格远远在一般人之上”。颜担任过多年燕京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也当过董事长。司徒雷登初次和他见面就曾力促他帮助燕大筹集资金，以便建造一幢男生宿舍。燕大校园迁往海淀新址时，正好赶上1926—1927年的革命爆发，司徒雷登征得颜惠庆的同意，由傅泾波设计，把筹集的钱改用来为学校修了一堵围墙，以便在动乱的日子里能保护校园。不过颜惠庆和燕京大学的联系似乎并不是很多，在其用英文写成的自传中，对于他在圣约翰大学、清华以及南开的经历都有所提及，唯独没有提及燕大，所以我们无法了解这位北洋时期的政治要人对于燕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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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孙传芳那里，司徒雷登似乎不太愉快。在回忆录中，司徒雷登极为生动地记录了他与孙传芳的一次谈话。孙问司徒：“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司徒回答：“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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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你的好意。可是你的来意是什么呢？”孙传芳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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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看你就是为了向你筹集捐款。”司徒雷登开门见山。孙传芳当时显然对捐款之事不感兴趣，他站起身说：“日后找个时间再见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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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终孙传芳还是为燕大先后捐了两次款，第一次是100美元，第二次是20000美元。第二次捐款之后不久，孙传芳的一个儿子上了燕京，司徒雷登说他“学习很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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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对于韩复榘的评价颠覆了我们过去对于这位传闻颇多的军阀的看法，司徒雷登说他肃清了山东的土匪，“尽管有些专制，但在许多方面他是进步的统治者”。与我们在以往阅读中获得的印象不同的还有张作霖，司徒雷登说他“有一双清澈、乌黑而敏锐的眼睛”。而傅泾波则回忆，大帅虽出身绿林，但相貌清秀，举止斯文。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去见他的时候，尽管两旁的士兵手里都拿着盒子炮，但并没有影响司徒和张作霖谈笑风生。司徒雷登幽默地告诉张作霖：“我们建设好了一所燕京大学，现在要还给你们中国人了。”张在耐心听完司徒的讲解之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并且随即捐赠了5000大洋，后来还把他的儿子张学曾送到燕京读书。也是在这次会见中，司徒雷登结识了近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少帅张学良，为之后劝告张学良改旗易帜埋下了伏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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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坛要人交往的过程中，傅泾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个人认识不久，司徒雷登就发现傅泾波“似乎从他那些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继承了一种先天的政治敏锐感，并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要了解司徒雷登何以能够在中国政坛如鱼得水，有必要了解傅泾波的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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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出生于一个满族正红旗的贵族世家，其父傅瑞卿在宣统年间曾担任直隶省咨议局议员，民国时继续担任省议会议员，之后因病退出政坛并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少年时期的傅泾波和其他八旗子弟一样，接受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后来进入美国教会办的汇文中学。但对他帮助最大则是两位非正式的老师：孙洪伊和蔡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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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中国政坛有南北二孙之说，又称大小二孙。大孙指孙中山，小孙即孙洪伊。孙洪伊因在北京临时参议院组织民主党而崭露头角，后来又在北京政府出任内务总长之职。傅瑞卿与孙洪伊是至交，每次拜会老友，都会把傅泾波带在身边。孙洪伊以雄辩著称，笔力雄健，遭袁世凯通缉时曾被称为“津门讼棍”，官场文书和往来公函常常是一挥而就。孙洪伊非常欣赏傅泾波的聪慧和机敏，认为是可造之才，便把傅收归门下悉心栽培，傅泾波称他为“我的教父”。在孙洪伊的影响下，傅泾波练就了一手好文章，以至于后来蔡元培和李石曾都争着要聘请傅泾波做自己的中文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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